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对中国文学的熟悉与陌生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学的熟悉与陌生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在韩国人眼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一种是很熟悉,另一种是有点陌生。具体而言,中国古典文学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很多韩国人还是感到有点陌生。

核心提示: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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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日记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广告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着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着作品,当中引用诗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故事,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文化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着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72-74.

[2]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J].当代修辞学,2015,11:76-82.

[3]张元珂.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J].东岳论丛,2014,35: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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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以前使用过汉字的其他国家一样,很多韩国人一听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觉得很熟悉,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有时,虽然自己没有读过,但还是有已经读过的感觉。其实,很多韩国人从小就常常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本也有很多种类。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在于汉字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含有很丰富的故事性、哲学性和启发性,所以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德国着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近日在广东汕头大学讲座中提及金庸作品现代性不足,娱乐性、故事性太强,并且情节雷同。众多网友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5月1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着名学者、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王春林认为,顾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其实,我们选择阅读一部国外作品,其重点不在于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就是说,很少人为了了解英国而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为了了解俄罗斯而读托尔斯泰,或为了解德国而读歌德。对中国也是一样,一般读者不是要了解中国而读中国文学作品,而是通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领悟人间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奥妙关系以及平时不易看到的、隐藏着的人的内心等。所以,很长时间,很多人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大都也因此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

顾彬:看一部金庸小说等于看了全部

  二

顾彬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顾彬认为,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以金庸为例,他是不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语言很优美,甚至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

  而如今,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很多外国人的心态却有点不一样了。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好奇心比对“中国”的好奇心更强,但是读中国现代小说时,对“中国”国家这个空间的好奇心比对“文学”更强,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对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就而引人瞩目国家的好奇心以及日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好奇心等等。总之,很多外国人在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都有着这种心态。

顾彬还认为,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因而造成了现代性不足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必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顾彬说:“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属于俗文学。”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从前年到现在,在韩国有一本书特别畅销,就是韩国小说家赵廷来以中国背景写的小说《丛林万里》。想了解中国的韩国普通读者特别喜欢这本书,甚至很多公司正式地把这本书推荐给职员。看了这本书的促销词,就能明白这种现象的原因:“能了解中国就能了解世界。”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现在许多选择中国作品的读者,是因为要了解中国而选择一篇作品,当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是这样。

网友:金庸小说德国文学畅销书榜上有名

  我们不能否定,一般国外读者决定阅读中国现代作品时,很容易选择有中国特色的作品。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外国读者不容易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有关中国专业的学生以外,一般的韩国学生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们的反应都很相似:“很难”“不容易理解”“很陌生”等。
其实中国专业的学生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不知道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特殊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作品。

网友李克尔梅在博客上留言:“金庸小说在德国深受读者喜爱,在德国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上,金庸小说名列前茅,德国读者就喜欢故事性强的金庸的‘俗文学’。有两种人最讨厌:一种人口口声声说金庸小说庸俗,不看,不看。一种人就是看了金庸小说就把金庸往文学殿堂里抬。不看,就靠边;喜欢,就看。我,看的就是武侠小说,就是把武侠小说当武侠小说看。喜欢的就是金庸的俗文学,不用非得给金庸穿上托尔斯泰或者福楼拜的外衣,贴哪门子金呀。当然也不需要泼污水。”

  其实我觉得,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不能分开的。许多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绝对不妨碍读书行为,也不妨碍读者受到感动。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社会上的背景,也可以理解人物的心理结构、作品中的世界。

网友李子说:“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高低,还需以中国文学标准进行评判。金庸小说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弘扬了传统文化精神。值得肯定。”

  小时候,我一直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大学毕业后,不顾一切地决定学习中国现代小说。上世纪80年代,韩国大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现代小说,更不必说中国当代小说。我也是研究生生活开始以后才认真地读中国现代小说的。

网友小丽说:“娱乐性强、故事性强,不足以推导出金庸作品现代性不足的结论。”

  三

专家:对金庸小说评价过于简单化

  对有叙事性的作品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讨论其好处,但是对于一个外国读者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哲理性和描写方法。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继续让我们从这些方面受到感动。好的故事性不让我们随便放弃读书行为,有深度的哲理性不让我们放弃对人生的思考,好的描写能把作品的故事性和哲理性衬托得格外迷人。

对于顾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一些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王春林对顾彬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金庸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无论是语言运用,人物塑造,还是对人性的挖掘,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王春林说:“金庸小说属于武侠小说范畴,那么,我们评价金庸小说就应当放在类型小说的框架里谈。武侠这一类型的小说,本身就具有故事性强、娱乐性较强等特点,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因此具有这些特点。当然,金庸小说已超越了武侠小说的基本特点,其文化底蕴、思想内涵与同类小说相比卓尔不群。说金庸小说现代性不足,什么是现代性?关于文学作品的现代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不是评价小说创作优劣的唯一标准。说金庸小说情节雷同,看一部等于看了全部,我想请问顾彬教授,您看过《鹿鼎记》吗?看过这部小说等于看了全部金庸小说吗?我真不知道顾彬教授看过几部金庸小说。显然,顾彬教授对于金庸小说的评价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直到现在,最走红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很独特的故事性和哲理性,他们的故事背景都是很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对历史有深度的理解就能产生有深度的故事。现在对“历史”的解释一方面越来越广,一方面越来越细,表面上看来渺小的事情也需要更广义的理解,但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故事是源自有生命力的历史观。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曾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20世纪以来,形式或技巧成了关键性的重点。其实作品形式里已经包含著作家的哲学、对世界的看法等。但是,有的作品(包括诗歌)的内容(故事性、哲理性等)不胜于形式和技巧。这种作品让读者感到空虚。幸好中国文学作品的传统一直是作品的内容胜于形式和技巧的。质朴的形式却让我受到更大的感动。这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没有独特的技巧性。我觉得中国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幽默性。这种幽默不是在语言上轻薄地幽默,而是看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以后才能产生的幽默,所以很多作品以幽默方式表现出他们的人生、哲理等。这句话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作家一定要写幽默,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作家们的血脉里已经流淌着他们特殊的幽默感。美国作家的幽默跟英国的幽默不一样,中国作家的幽默跟他们也都不一样。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能发挥自己的特点,写出有深度的好作品来。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特点,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作者为韩国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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