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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对中国文学的熟悉与陌生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在韩国人眼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一种是很熟悉,另一种是有点陌生。具体而言,中国古典文学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很多韩国人还是感到有点陌生。

仔细反省自己的写作,我惊奇地发现,我自一开始写作,脑海中几乎没有读者的位置。我对谁会读我的作品完全没有考虑。我并非自负之人,恰恰相反,这应该缘于我的谦卑而漫长的阅读史。我很可能当不了作家,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再阅读,完全沉溺在现实当中。阅读是区别于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所进入的是同一个空间。我愿意借用诗人米沃什对文学的一种定义:“第二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机械地凌驾于我们的现实空间之外,而是与我们的现实空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

编者按: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做客北大书店,围绕经典阅读和文学经典的现实意义展开,分享了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要读文学经典特别是现代文学经典,以及现代文学经典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并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例进行了解读。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校核,未经主讲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作为读者,我读了各个国家大量的文学作品。每当读到韩国、日本的文学作品时,那种感觉与读其他国家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我心里会涌起神秘的亲切感。韩国、日本作品中那种对于家庭成员的格外关切,以及含蓄的情感表达,都能激起中国人心底的微澜。我们自然可以说那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往深层思考,为什么会有儒家文化,又为什么可以接纳儒家文化——一定是基于那种生命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深层相似。我更愿意从这种深层的相似性上去理解韩国、日本的作品带给我的那种亲切感。

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曾谈到:经典书籍塑造了美国人,每一部经典通过讲述美国故事,讲述美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塑造美国人的性格或者说民族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经典不仅关系到每个人关于现实的具体的认知,甚至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因如此,美国大学要求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必须上一门“经典通识”的必修课,规定了他们大学四年、乃至一生阅读的经典范围。

  与以前使用过汉字的其他国家一样,很多韩国人一听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觉得很熟悉,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有时,虽然自己没有读过,但还是有已经读过的感觉。其实,很多韩国人从小就常常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本也有很多种类。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在于汉字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含有很丰富的故事性、哲学性和启发性,所以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因此,当我读日本和韩国的文学作品时,我在其中所寻找的是一种源自相近地域的文化唤醒能量。

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在经典书籍的认知方面却极为欠缺,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列出一份得到大家公认的经典书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大家对经典的阅读。不只是普通人,甚至许多大学生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读哪些经典。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2016年的阅读报告中,在最受欢迎的书里排第一的是鲁迅,但第二名却是东野圭吾。虽然东野圭吾的作品非常优秀,但他的作品离经典还有一定距离,这就涉及到什么是“经典”的话题。

  其实,我们选择阅读一部国外作品,其重点不在于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就是说,很少人为了了解英国而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为了了解俄罗斯而读托尔斯泰,或为了解德国而读歌德。对中国也是一样,一般读者不是要了解中国而读中国文学作品,而是通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领悟人间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奥妙关系以及平时不易看到的、隐藏着的人的内心等。所以,很长时间,很多人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大都也因此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

对于韩国文学的了解相对较晚。席卷电视屏幕的“韩流”让中国人开始对韩国有了真实而确切的了解。那些家庭伦理剧让无数中国人为之着迷,而后又发现了韩国电影的多姿多彩,像金基德、李沧东、河正宇等导演、演员,在中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我不免好奇,他们当代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金冉先生翻译过来的《韩国现代小说选》,我对韩国小说有了很好的印象。我逐渐知道了金仁淑、申京淑、金熏等等一批作家,我被他们深深吸引。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一位韩国作家获得布克奖了。我去了解后,发现是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之前早已读过。那部奇特的作品曾伴随着我度过了一次漫长的飞机旅程。那部小说体现了东方现代作品在表达和处理生命意识时可以抵达怎样的复杂和微妙。它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为此我感到高兴。

阅读经典,什么是“经典”?

  二

日本文学的丰富不必多言,从川端康成到安部公房,都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在这里想提到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开始作家生涯时,就有一个愿望: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我对他的这段话念念不忘:“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这段话出自大江先生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二十多年前,他便发出了这样感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对于他所倡导的,回应得非常不够。

关于“经典”的定义,西方作家众说纷纭。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给出了14条定义,其中第一条就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所以真正够分量的经典不是随便在手机上翻翻的那种,而必须是要经过重读才能领悟其中深刻的奥义。尤其是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它们的写作特点就是越来越晦涩、越来越难懂,比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还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有记者曾经问福克纳,说读者们抱怨你的小说读一遍、两遍、三遍都读不懂,能提供什么好的办法吗?福克纳回答说读四遍。这是一个很机智的回答,但同时也透露出西方现代文学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只能被重读。

  而如今,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很多外国人的心态却有点不一样了。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好奇心比对“中国”的好奇心更强,但是读中国现代小说时,对“中国”国家这个空间的好奇心比对“文学”更强,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对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就而引人瞩目国家的好奇心以及日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好奇心等等。总之,很多外国人在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都有着这种心态。

东亚,从太空中看这片土地,既像是世界的开端,又像是世界的末尾。当然,地球是圆的,每个地方都符合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我们就会意识到对这片土地而言,这种说法所具备的强烈确切性。这一点在进入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之后,会变得更加鲜明。这片土地上有着漫长连贯的历史、璀璨炫目的文化,但在西方的话语中,这片土地却被称之为“远东”。远与近,开端与终结,延续与重生,便在数百年来的世界现代进程中,成了这片土地的主题之一。“东亚”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与地理综合而成的概念,可以与之类比的,也许只有“西欧”。世界的两端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世界两端的相遇与融合,也几乎成了整个当代世界的一则寓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发明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可写文本”,一个叫“可读文本”。“可写文本”是要花费很大力气去阅读的文本,是要一遍一遍重读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是多重性的,可以供读者进行深入发掘,只有在一遍一遍的阅读中才能逐渐展现它的深意。而“可读文本”相反,读一遍就明白了,不需要多重的阐释。真正的文学经典可以说都是“可写文本”,它们必须被重读。比如《红楼梦》作为中国的经典也有必须被重读的特征。

  从前年到现在,在韩国有一本书特别畅销,就是韩国小说家赵廷来以中国背景写的小说《丛林万里》。想了解中国的韩国普通读者特别喜欢这本书,甚至很多公司正式地把这本书推荐给职员。看了这本书的促销词,就能明白这种现象的原因:“能了解中国就能了解世界。”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现在许多选择中国作品的读者,是因为要了解中国而选择一篇作品,当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是这样。

上述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在我看来,一个好的作家必须得是一个好的读者。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读者”是一种概念的虚构。罗兰·巴特认为作品完成,作者便死去,但实际上,每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确定的作者,而无法确定的恰恰是读者。读者究竟是谁?可以是你,可以是他,可以是任何正在阅读的人。也就是说,读者并非一种身份,而是一种在场的状态。以我自己的写作生涯为例。我遇到每一位读我作品的人,既修正和完善我的写作,也修正和完善我对于现实之人的认识。不再有读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本身。写作在召唤和创造着阅读,阅读如水,浸润每一个来到语境中的人。

关于什么是“经典”,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给出了一个定义:“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什么是“先期的热情”?就是当你还没读这部经典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热情。那什么是“神秘的忠诚”?就是你要像对待自己的恋人那样对经典不离不弃,而且始终有神秘感。如果大家对于经典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热情,或者也能像对自己的恋人那样保持长久的兴趣,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升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们不能否定,一般国外读者决定阅读中国现代作品时,很容易选择有中国特色的作品。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外国读者不容易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有关中国专业的学生以外,一般的韩国学生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们的反应都很相似:“很难”“不容易理解”“很陌生”等。
其实中国专业的学生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不知道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特殊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作品。

最后我想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那个“第二空间”的精神公民。那个空间没有国界,不分民族和文化,因为写作和阅读都出自人性的基本处境。但奇妙的是,文学又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印迹,那些印迹不仅没有成为阻挡人们的高墙,反而让人们通过那些印迹对彼此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正如东亚,我们在文化上的同根性与独特性,造成了既相似又疏离的当代状况,除了深入地阅读彼此的文艺作品,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亲近之道。因此,我依然如此渴望和迫切地想要阅读东亚国家的作家作品。我相信这种心情一定也蕴含在你们的心中。

博尔赫斯是从阅读的角度来对经典进行了界定,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所谓的“经典”,不是那些浩繁的图书馆里蒙着厚厚的灰尘没有什么人看,或者看了也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而是那些与我们读者的种种需求息息相关的、鲜活的文学话语,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困扰、危机,从而需要从文学前辈那里寻求帮助,甚至寻求解答的时候,经典就会焕发出它应有的活力。世世代代的人之所以对经典有一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正是因为经典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与那些伟大的先行者进行对话的最有效的途径。

  其实我觉得,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不能分开的。许多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绝对不妨碍读书行为,也不妨碍读者受到感动。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社会上的背景,也可以理解人物的心理结构、作品中的世界。

为什么要读现代文学经典?

  小时候,我一直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大学毕业后,不顾一切地决定学习中国现代小说。上世纪80年代,韩国大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现代小说,更不必说中国当代小说。我也是研究生生活开始以后才认真地读中国现代小说的。

所谓的“文学经典”是那些最能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反映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的精神命题,最能反映人类的困扰和绝望、焦虑和梦想的创作,也是了解一个时代最应该阅读的作品。比如要想了解中世纪就应该读但丁,要想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就读莎士比亚,要想了解十九世纪的法国就读雨果和巴尔扎克,而如果要想了解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就必须要读鲁迅,特别是《鲁迅全集》中非常详尽的注释。

  三

和古代的文学经典相比,现代文学经典有着特殊的无法替代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它是和今天的生存密切相关的。虽然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可以说我们依旧生存在二十世纪的阳光和阴影之中。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世纪,它的复杂性甚至超越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想了解什么是现代,了解二十世纪人类生存的境遇,就必须读现代的文学经典,因为它们是在用最形象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最自觉的方式,真正传达了二十世纪的困境和人类经验的图景,所以就需要在新的角度和意义上来界定什么是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经典。

  对有叙事性的作品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讨论其好处,但是对于一个外国读者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哲理性和描写方法。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继续让我们从这些方面受到感动。好的故事性不让我们随便放弃读书行为,有深度的哲理性不让我们放弃对人生的思考,好的描写能把作品的故事性和哲理性衬托得格外迷人。

这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尺度:一方面是最能反映二十世纪的人类生存困扰和绝望、焦虑和梦想的小说,是了解这个世纪最应该读的小说;另一方面是那些在形式上最有创新性和实验性、探索性的小说,比如大家熟悉的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卡夫卡的《变形记》在开头第一句就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虽然如今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但是当年的读者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无不感到非常震撼,震撼之后马上又迎来了新的震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头第一句同样让大家看不懂:“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总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直到现在,最走红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很独特的故事性和哲理性,他们的故事背景都是很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对历史有深度的理解就能产生有深度的故事。现在对“历史”的解释一方面越来越广,一方面越来越细,表面上看来渺小的事情也需要更广义的理解,但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故事是源自有生命力的历史观。

但是,现代派之所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风靡一时,绝不仅仅是因为形式上的创新性和实验性。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我们那时关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对人的处境的揭示和对生存世界的批判的深度,譬如文坛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关注,就与我们对‘十七年’(1949年-1966年)以及‘文革’的记忆及反思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正是二十世纪人类生存境遇本身的复杂,才有了日渐复杂的现代小说,二者的复杂性是相一致的。因此,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是认识二十世纪乃至今天的人类生存境遇的一种重要途径。

  20世纪以来,形式或技巧成了关键性的重点。其实作品形式里已经包含著作家的哲学、对世界的看法等。但是,有的作品(包括诗歌)的内容(故事性、哲理性等)不胜于形式和技巧。这种作品让读者感到空虚。幸好中国文学作品的传统一直是作品的内容胜于形式和技巧的。质朴的形式却让我受到更大的感动。这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没有独特的技巧性。我觉得中国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幽默性。这种幽默不是在语言上轻薄地幽默,而是看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以后才能产生的幽默,所以很多作品以幽默方式表现出他们的人生、哲理等。这句话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作家一定要写幽默,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作家们的血脉里已经流淌着他们特殊的幽默感。美国作家的幽默跟英国的幽默不一样,中国作家的幽默跟他们也都不一样。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能发挥自己的特点,写出有深度的好作品来。

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有什么现实意义?

  (作者为韩国汉学家)

从艺术性的价值上看,中国现代文学也留给我们大批的好作家,还有许多艺术性非常高的好作品。但是在我看来,整个二十世纪最好的作品可能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写出来了,之后直到今天,我认为仍然没有人能超过老舍、曹禺,更不用说是超过沈从文和鲁迅。即使就艺术感受力和文字表达工夫而言,也没有人超过张爱玲。上世纪末香港的《亚洲周刊》曾经组织过一次全球最有名的华人学者评选二十世纪的百部小说经典,其中排在前十部的作品中有九部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品,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是唯一一部五十年代后的作品。

评选出来的这十部小说可以说反映了现代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文学经典,同时这些经典也构成了我们二十世纪的文学传统。传统是什么?关于传统的理解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传统是过去的东西。其实传统并不是死去的东西,传统应该是活在现在,或者换句话说是我们活在传统之中,因为我们本身也正是生存在传统的血脉里面。譬如现代文学的传统就滋养了我们今天的当代文学,二十世纪的文学之所以走到今天,和鲁迅那一代作家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的滋养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应该把现代文学理解成我们的血脉,这样我们就可以虚心地倾听前辈们这一百年来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有哪些血与火的世纪性经验和教训。

中外现代经典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跟我们今天的生存依旧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还有世界的现代历史,理解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像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当然还有赵树理、汪曾褀,这些作家他们提供的对人性、对世界的感悟,对于理解我们怎样成为现代人,以及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怎样生存的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现代经典具有一种切身性,读现代经典大家能够感觉到现代还没有走远,现代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呈现都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譬如像鲁迅当年的很多论断,似乎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得到印证,很多读者都是读了鲁迅的杂文认识到什么是现代,同时也大声疾呼鲁迅当年写的那些话好像说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至少鲁迅没有离我们远去,许许多多的现代作家都没有离我们远去。当然也包括像沈从文这样的大家。

沈从文的“边城神话”

未来的文学史家,很可能会把沈从文看成是二十世纪继鲁迅之后的第二大文学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这些年来,关于沈从文有一个所谓的“文学神话”,也就是所谓的“乡下人的神话”,但他真正的文学神话在于他营造了一个湘西的《边城》世界。

《边城》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神话,甚至是象征。沈从文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弟子汪曾褀对《边城》有这样的概括:“‘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汪曾褀说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面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是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纯朴民风的怀念,边城世界就这样在与大城市和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中获得了文化的、时间的双重自足性。

还有一位作家叫林斤澜,他关于沈从文的《边城》世界言说的也非常精彩:“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澜的理解中,《边城》是充满了太古一般的人性之美和自然世界,但是《边城》为什么不叫“爷爷和翠翠”,也不叫“翠翠与黄狗”,而叫“边城”?就是因为沈从文想写的是边城神话,他为自己故乡小城立传,就像四十年代的女作家箫红给自己的故乡写的那本《呼兰河传》,所以沈从文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少有的书写神话的作家。

但是沈从文毕竟是一个现代小说家,他有着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这体现在沈从文已经预见到湘西神话已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在《边城》结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暴风雨之夜倒掉了,而祖父也正是在这个夜晚死去,翠翠的心上人则离家出走,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这里白塔的倒掉,不仅仅象征着小城的风水,而且已经成为边城世界的一个象征,它的倒塌预示的是一个田园牧歌神话的必然终结。

关于《边城》最有诗意的论断出自山西著名作家李锐,在他的《另一种纪念》一文中说:“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强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生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示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

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是改造中国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的启蒙主义的神话,沈从文的《边城》世界就是关于中国的田园牧歌的诗意的神话。所以沈从文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的丰富性,还有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诗意的遗存都具有非常经典的意义。

结语

文学经典赋予了一个人活着的意义,特别是关乎未来的超乎想象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说,经典作品虽然可以偶有变更,但基本范围不应该经常遭受质疑。因为经典与我们对传统的认知密切相关,也与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密切相关,所以经典应该是比较永恒的、不变的。如果说今天的书单上出现的是这样一批经典,到了明天又换了另外一批,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形态或者文化自觉出了问题。

诚然,如今我们中国人确实可能在经典的认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可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盲目是一致的。所以不妨去看一下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书中提出的问题,会使我们警醒自己的国家、国民,还有下一代的经典教育的问题。当一个国度有了大家一致普遍认同的经典,同时每一代人都倾情阅读,就像博尔赫斯所谓的有着“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这样的国度就会让她的国民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凭借对经典的阅读,在现实世界中或者在现世获得心安,同时对未来获得希望,进而获得前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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