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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学的熟悉与陌生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在韩国人眼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一种是很熟悉,另一种是有点陌生。具体而言,中国古典文学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很多韩国人还是感到有点陌生。

仔细反省自己的写作,我惊奇地发现,我自一开始写作,脑海中几乎没有读者的位置。我对谁会读我的作品完全没有考虑。我并非自负之人,恰恰相反,这应该缘于我的谦卑而漫长的阅读史。我很可能当不了作家,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再阅读,完全沉溺在现实当中。阅读是区别于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所进入的是同一个空间。我愿意借用诗人米沃什对文学的一种定义:“第二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机械地凌驾于我们的现实空间之外,而是与我们的现实空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

核心提示: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

  一

作为读者,我读了各个国家大量的文学作品。每当读到韩国、日本的文学作品时,那种感觉与读其他国家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我心里会涌起神秘的亲切感。韩国、日本作品中那种对于家庭成员的格外关切,以及含蓄的情感表达,都能激起中国人心底的微澜。我们自然可以说那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往深层思考,为什么会有儒家文化,又为什么可以接纳儒家文化——一定是基于那种生命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深层相似。我更愿意从这种深层的相似性上去理解韩国、日本的作品带给我的那种亲切感。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与以前使用过汉字的其他国家一样,很多韩国人一听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觉得很熟悉,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有时,虽然自己没有读过,但还是有已经读过的感觉。其实,很多韩国人从小就常常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本也有很多种类。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在于汉字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含有很丰富的故事性、哲学性和启发性,所以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因此,当我读日本和韩国的文学作品时,我在其中所寻找的是一种源自相近地域的文化唤醒能量。

德国着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近日在广东汕头大学讲座中提及金庸作品现代性不足,娱乐性、故事性太强,并且情节雷同。众多网友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5月1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着名学者、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王春林认为,顾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其实,我们选择阅读一部国外作品,其重点不在于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就是说,很少人为了了解英国而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为了了解俄罗斯而读托尔斯泰,或为了解德国而读歌德。对中国也是一样,一般读者不是要了解中国而读中国文学作品,而是通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领悟人间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奥妙关系以及平时不易看到的、隐藏着的人的内心等。所以,很长时间,很多人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大都也因此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

对于韩国文学的了解相对较晚。席卷电视屏幕的“韩流”让中国人开始对韩国有了真实而确切的了解。那些家庭伦理剧让无数中国人为之着迷,而后又发现了韩国电影的多姿多彩,像金基德、李沧东、河正宇等导演、演员,在中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我不免好奇,他们当代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金冉先生翻译过来的《韩国现代小说选》,我对韩国小说有了很好的印象。我逐渐知道了金仁淑、申京淑、金熏等等一批作家,我被他们深深吸引。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一位韩国作家获得布克奖了。我去了解后,发现是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之前早已读过。那部奇特的作品曾伴随着我度过了一次漫长的飞机旅程。那部小说体现了东方现代作品在表达和处理生命意识时可以抵达怎样的复杂和微妙。它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为此我感到高兴。

顾彬:看一部金庸小说等于看了全部

  二

日本文学的丰富不必多言,从川端康成到安部公房,都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在这里想提到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开始作家生涯时,就有一个愿望: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我对他的这段话念念不忘:“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这段话出自大江先生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二十多年前,他便发出了这样感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对于他所倡导的,回应得非常不够。

顾彬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顾彬认为,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以金庸为例,他是不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语言很优美,甚至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

  而如今,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很多外国人的心态却有点不一样了。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好奇心比对“中国”的好奇心更强,但是读中国现代小说时,对“中国”国家这个空间的好奇心比对“文学”更强,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对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就而引人瞩目国家的好奇心以及日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好奇心等等。总之,很多外国人在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都有着这种心态。

东亚,从太空中看这片土地,既像是世界的开端,又像是世界的末尾。当然,地球是圆的,每个地方都符合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我们就会意识到对这片土地而言,这种说法所具备的强烈确切性。这一点在进入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之后,会变得更加鲜明。这片土地上有着漫长连贯的历史、璀璨炫目的文化,但在西方的话语中,这片土地却被称之为“远东”。远与近,开端与终结,延续与重生,便在数百年来的世界现代进程中,成了这片土地的主题之一。“东亚”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与地理综合而成的概念,可以与之类比的,也许只有“西欧”。世界的两端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世界两端的相遇与融合,也几乎成了整个当代世界的一则寓言。

顾彬还认为,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因而造成了现代性不足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必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顾彬说:“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属于俗文学。”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从前年到现在,在韩国有一本书特别畅销,就是韩国小说家赵廷来以中国背景写的小说《丛林万里》。想了解中国的韩国普通读者特别喜欢这本书,甚至很多公司正式地把这本书推荐给职员。看了这本书的促销词,就能明白这种现象的原因:“能了解中国就能了解世界。”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现在许多选择中国作品的读者,是因为要了解中国而选择一篇作品,当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是这样。

上述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在我看来,一个好的作家必须得是一个好的读者。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读者”是一种概念的虚构。罗兰·巴特认为作品完成,作者便死去,但实际上,每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确定的作者,而无法确定的恰恰是读者。读者究竟是谁?可以是你,可以是他,可以是任何正在阅读的人。也就是说,读者并非一种身份,而是一种在场的状态。以我自己的写作生涯为例。我遇到每一位读我作品的人,既修正和完善我的写作,也修正和完善我对于现实之人的认识。不再有读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本身。写作在召唤和创造着阅读,阅读如水,浸润每一个来到语境中的人。

网友:金庸小说德国文学畅销书榜上有名

  我们不能否定,一般国外读者决定阅读中国现代作品时,很容易选择有中国特色的作品。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外国读者不容易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有关中国专业的学生以外,一般的韩国学生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们的反应都很相似:“很难”“不容易理解”“很陌生”等。
其实中国专业的学生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不知道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特殊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作品。

最后我想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那个“第二空间”的精神公民。那个空间没有国界,不分民族和文化,因为写作和阅读都出自人性的基本处境。但奇妙的是,文学又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印迹,那些印迹不仅没有成为阻挡人们的高墙,反而让人们通过那些印迹对彼此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正如东亚,我们在文化上的同根性与独特性,造成了既相似又疏离的当代状况,除了深入地阅读彼此的文艺作品,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亲近之道。因此,我依然如此渴望和迫切地想要阅读东亚国家的作家作品。我相信这种心情一定也蕴含在你们的心中。

网友李克尔梅在博客上留言:“金庸小说在德国深受读者喜爱,在德国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上,金庸小说名列前茅,德国读者就喜欢故事性强的金庸的‘俗文学’。有两种人最讨厌:一种人口口声声说金庸小说庸俗,不看,不看。一种人就是看了金庸小说就把金庸往文学殿堂里抬。不看,就靠边;喜欢,就看。我,看的就是武侠小说,就是把武侠小说当武侠小说看。喜欢的就是金庸的俗文学,不用非得给金庸穿上托尔斯泰或者福楼拜的外衣,贴哪门子金呀。当然也不需要泼污水。”

  其实我觉得,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不能分开的。许多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绝对不妨碍读书行为,也不妨碍读者受到感动。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社会上的背景,也可以理解人物的心理结构、作品中的世界。

网友李子说:“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高低,还需以中国文学标准进行评判。金庸小说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弘扬了传统文化精神。值得肯定。”

  小时候,我一直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大学毕业后,不顾一切地决定学习中国现代小说。上世纪80年代,韩国大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现代小说,更不必说中国当代小说。我也是研究生生活开始以后才认真地读中国现代小说的。

网友小丽说:“娱乐性强、故事性强,不足以推导出金庸作品现代性不足的结论。”

  三

专家:对金庸小说评价过于简单化

  对有叙事性的作品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讨论其好处,但是对于一个外国读者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哲理性和描写方法。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继续让我们从这些方面受到感动。好的故事性不让我们随便放弃读书行为,有深度的哲理性不让我们放弃对人生的思考,好的描写能把作品的故事性和哲理性衬托得格外迷人。

对于顾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一些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王春林对顾彬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金庸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无论是语言运用,人物塑造,还是对人性的挖掘,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王春林说:“金庸小说属于武侠小说范畴,那么,我们评价金庸小说就应当放在类型小说的框架里谈。武侠这一类型的小说,本身就具有故事性强、娱乐性较强等特点,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因此具有这些特点。当然,金庸小说已超越了武侠小说的基本特点,其文化底蕴、思想内涵与同类小说相比卓尔不群。说金庸小说现代性不足,什么是现代性?关于文学作品的现代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不是评价小说创作优劣的唯一标准。说金庸小说情节雷同,看一部等于看了全部,我想请问顾彬教授,您看过《鹿鼎记》吗?看过这部小说等于看了全部金庸小说吗?我真不知道顾彬教授看过几部金庸小说。显然,顾彬教授对于金庸小说的评价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直到现在,最走红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很独特的故事性和哲理性,他们的故事背景都是很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对历史有深度的理解就能产生有深度的故事。现在对“历史”的解释一方面越来越广,一方面越来越细,表面上看来渺小的事情也需要更广义的理解,但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故事是源自有生命力的历史观。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曾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20世纪以来,形式或技巧成了关键性的重点。其实作品形式里已经包含著作家的哲学、对世界的看法等。但是,有的作品(包括诗歌)的内容(故事性、哲理性等)不胜于形式和技巧。这种作品让读者感到空虚。幸好中国文学作品的传统一直是作品的内容胜于形式和技巧的。质朴的形式却让我受到更大的感动。这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没有独特的技巧性。我觉得中国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幽默性。这种幽默不是在语言上轻薄地幽默,而是看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以后才能产生的幽默,所以很多作品以幽默方式表现出他们的人生、哲理等。这句话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作家一定要写幽默,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作家们的血脉里已经流淌着他们特殊的幽默感。美国作家的幽默跟英国的幽默不一样,中国作家的幽默跟他们也都不一样。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能发挥自己的特点,写出有深度的好作品来。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特点,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作者为韩国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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