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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叙述着自己与这份学术杂志的深厚情感与渊源。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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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文学研究;叶嘉莹;文学遗产;学者;学术

宋代郭熙《树色平远图》 资料图片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自1954年创刊以来,迄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已经出版了900多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文章内容涵盖面广、学术性强、转载率高,并且拥有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广泛的读者群。《文学遗产》专刊的出版,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都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线学者及部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与会。专家们各抒己见,共同为办好《文学遗产》专刊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2015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同时恢复了光明日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专家办报传统。光明日报社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作为《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平台,并聘请了一百多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委员,轮流担任《文学遗产》专刊主编。2017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共出版43期,发表了126位作者的125篇文章,有23位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了主编。此外,还组织了四次学术对话,其中的两篇对话已经出版,还有两篇对话正在整理过程中。

  在海外,《文学遗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葛晓音举例指出,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阅览室中,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期刊主要就有《文学遗产》,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长期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画满了红蓝杠杠。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张旺熹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三年来,在光明日报社的领导下,在包括各位专家和作者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充分发挥了媒体和大学的优势,力图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树立文化自信、建立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观为主要目标,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文学遗产》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老中青一代代学者的青睐,是与其坚持平等公正的学术风气分不开的。熟知《文学遗产》编审流程的葛晓音说道,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北京大学教授费振刚则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为学术期刊树立正气,发挥影响,使学术环境更加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说,在社会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从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学从业者的职业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学遗产》能够长期坚持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学术公器的面貌,俨然守护古典文学精神的学人们的旗帜。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用“悬格甚高,守土甚严”八字来形容《文学遗产》的精神与品格,“‘悬格甚高’保证了《文学遗产》杂志的质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以此树立了品牌;‘守土甚严’指的是60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这一发表阵地,不变初心,不改初衷。”他认为,这是其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与会专家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以来,三年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作量与学者的参与度稳步上升。我们一直在内容与表现方式上做探索。专家办报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遗产》专刊贴近读者、贴近学者、贴近学术、贴近学术前沿的目标,保证了《文学遗产》专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作者与编者的统一,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凝聚了古代文学界各位专家的心血和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的支持与期待”。

  此外,《文学遗产》的“常青”也与其坚守学术创新的品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表示,《文学遗产》创新表现之一便是发挥学术个性,“缺少了学术个性,只能带来平庸,何来的创新?”此外,他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还应体现科学的精神,以求实为基础,并符合道德的规范,“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是她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与会学者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办刊历史与特色进行了回顾。

  在创刊纪念大会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学遗产,六十载学界情缘”的题词赫然映入眼帘,无疑道出了《文学遗产》的文化使命。《文学遗产》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学界之林,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那么,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如何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融入血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文学遗产》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学遗产》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并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它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收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现在搬了几次家,很多书都淘汰了,两沓《文学遗产》专刊剪报始终是我的案头书,我写文章都要翻一下。它的可读性很强,读起来非常亲切,每次都受益匪浅。”辽宁大学许志刚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对他的启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就喜欢在报栏上看报纸,特别是看《文学遗产》的文章。《文学遗产》办得比较活泼、新颖,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去写文章,可以说办出了光明日报学术专刊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是我非常喜欢的刊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时期常读。它出得快、篇幅短,又有一些学术前沿的文章,读起来很受益,这也正是它的优势。”他认为,《文学遗产》复刊之后发挥了这个优势,在学术前沿、学术讨论中发表了一些具有深度的文章,短小精悍,让人读起来很便捷。“这样就和其他一些出版周期更长的学术刊物不一样了,能吸引广大读者,还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参加了三次专家座谈会,他表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等于是我们古典文学界自己‘孕育’的孩子,所以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都很感兴趣。《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团队是一个干实事、真干事的团队,不但搭建了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我们的学风也恢复到了以前朴实扎实的学风,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平台非常好。”他认为这三年的文章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鲜活,很活泼,有一股清新的风气,和别的刊物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新,每篇文章都让人觉得新颖;第三个是学术性,每篇文章都体现了一定深度;第四个是很实,题目的切入点很小,但是材料观点都很实,读了之后能给人一些启发。

  对于《文学遗产》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读者、作者与编辑三职于一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表示,他将会把其所经历的与《文学遗产》有关的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未来修史的依据。”

淮阴师范学院许芳红教授认为:“在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承担着弘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无论是从选题还是文章,都体现了我们办刊者的一种胸怀、眼光和视野。”

  (来源:人民政协报)

四川师范大学赵义山教授表示,《文学遗产》专刊应当继续坚持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专家办刊的原则,《文学遗产》专刊将各个领域的专家会集到一起,这是应当坚持的;二是各学科各个领域兼顾的原则,小众学科也要关注;三是老中青学者兼顾的原则,老学者的文章对年轻学者有教育作用,青年学者的文章对老学者有启发性;四是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与学术探讨、后继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版面可以以专家为主,兼有年轻学者的文章。这是《文学遗产》这几年形成的特色,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这也是保证我们专刊生命力的重要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专刊贯彻了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专刊在内容上既有汉民族文学,也有少数民族文学,还有文学交叉,布局做得很成功;风格上多元共存,标题生动,又兼顾了普及性;同时,还培养了大量的作者,从老到少,吸引了学界同人的共同参与。《文学遗产》专刊对团结学术界、推进学术交流作用非常显着。他指出:“整体来说,我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这个品牌创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广大作者肩负学界的信任,要多写好文章,要认真写文章,要为新时代法治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要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作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且提出,要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文学怎样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怎样让我们的古典文学“走出去”,背后一定要有学科支撑。新时代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所以,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要明确中西方文学的差异。广州大学吴相洲教授认为,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我们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是不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深层追求。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概念、文学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最后都是无效的。因为西方的文艺学和美学是建立在西方研究活动基础之上的,与中国文学的活动有很大差距。我们现在都是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古人,我们与古人的对话也是无效的。他特别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是脱节的。美术学院的老师如果说我从来不会画画我就教学生,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我不会唱歌、不会乐器我就教学生,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们古代文学的老师,竟然有大部分人是不搞创作的。所以,我们要努力把《文学遗产》的文化精神落实成有用的社会生活,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来。这对于社会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都大有好处,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文明一些。”

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就是要恢复本土话语权。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表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我们老是习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谁要是说这个东西中国早就有了,是要受到讥笑的。看看中国的东西,在那么早的时期就有那么丰富的内涵,所以话语权一定要恢复到文化本土上来,那这个事谁来做呢?《文学遗产》专刊可以做一个先行者。”对此,辽宁大学许志刚教授补充道:“我们现在讨论文学问题,西方话语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古代文人写东西用的是中国古代文论上的东西,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的解读是绝对不同于西方文论对文学的解读的,以后在文学的解读方面要注重和古代文论的联系,以及对自己民族话语的运用。”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做好续接传统的工作。山西大学郭万金教授指出:“我们古人谈到续接传统的时候,谈得最多的事情是读书。古人谈读书多,谈学术少,古人最担心的事是天下读书的种子绝了。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湖南工商大学成松柳教授强调古代经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应该回应时代和世界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问题:首先什么是中华文化历程,中国文化的内涵包括什么。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去回应。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中国文化历程,而且从经学和文学的角度切入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方法。”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补充道:“中国古代文人不是以孤立的文学创作为主的,要打通古代文学与音乐、绘画、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增加一些交叉学科的内容,这符合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时代的本来面貌。”辽宁师范大学张庆利教授认为:“研究古代文学,一方面要认识古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我建议重视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建构、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凝聚、经典之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等问题。”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学术争鸣。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指出,在新时代以追求高质量为宗旨的指导下,关注学术界和社会都高度关注的话题,使不同的学派之间、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能够形成争鸣,这也是《文学遗产》的重要使命和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教授指出,现在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还是各说各的,互不相干,我们应该提倡“互文性”,以学术争鸣的形式,引入外专业对本专业问题的讨论,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认为,古典文学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要与国际文化相接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多用力、多作贡献。她建议:“我们能不能尝试举办系列性的海外中国学视域中的文学遗产研究,让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发出声音,增加海外中国学视域中的文学遗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表示:“我们要开阔视野,把海外的学者也吸纳进来。”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也认为在作者队伍上还可以更广一些,争取“每年搞一两次港台学者、海外汉学界的专版”。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处于变化时期,“70后”成为骨干,“80后”开始露出头角,但他们受当代西方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和现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局面,为我们产生新的研究话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表示,当前是我们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专刊大发展的最好时期。他认为,要抓住这个机遇,“用这个平台把全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联合起来,传承创新任务,培养人才”。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提出要注重培养学术新人,建议设立青年学者专栏及博士论坛。

与会专家强调,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文章层面,我们责无旁贷地具有向大众传播的使命,要在社会精神引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兰州城市学院高原教授认为:“我们的文章要体现对社会关切的回应,通过对中国文学、文化大精神的发掘,给我们民族提供精神引领。要运用古典文学重塑当今的信仰。如何让文学遗产发出现代之光,沟通现在的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需要我们有所作为。”她以《诗经》为例,认为“《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但是从礼乐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判断就有问题。因为《诗经》在早期不是纯粹的诗集,它是与礼乐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礼乐文明则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建立了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包头师范学院温斌教授认为:“光明日报的受众主体都是人文社科爱好者,要让读者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文学遗产》专刊要发挥定调、奠基、引领的作用。”

湖北文理学院刘刚教授认为,要多讨论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比如那些着名的散文、诗歌、小说里的具有争议性或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上海大学曹辛华教授从文化传承角度对《文学遗产》选题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关注近现代以来旧体文学的复兴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学遗产无疑是其中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发扬的重点。”他举例说,习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提到王阳明,而王阳明的心学对古代诗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很大。第二,增加文献考据类的文章。“一个学科的发展最终是从文献做起,有扎实的文献基础,才能有深入的研究。”廊坊师范学院李世萍教授补充道:“研究内容可以更加广泛,视角更加独特,尽可能扩大受众面,提升学术影响力。如学者治学、为人风范和一些追忆性的文章,我们应该及时刊发。另外,我们的节气、节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代民间文化,比如说歌谣乐曲、琴棋书画、饮食、名物研究等等文化,都可以纳入研究视野。多一些诗意和韵味,不一定局限于学术领域当中。”

宁夏大学胡玉冰教授认为,入选到《文学遗产》专刊中的文章观点要有启发性,言浅意深,雅俗共赏。杭州师范大学叶志衡教授指出,《文学遗产》专刊要引领学术研究的潮流,关注历史的大事件。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在理论高度上要再加强,体现更多的理论色彩。

注重兼顾通俗化与学术化,注重各民族文学共通互鉴,也是与会学者热议的一个话题。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表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大众的基本定位下,《文学遗产》的文章应当短小精悍,可读性强,吸引大众的兴趣,但是学术性也不能弱化。”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教授赞成这种说法,他说:“我们应该尽量做到通俗表达和深度学术性的结合,同时,注重前沿性和系统性。”针对文章如何做到简短性、学术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认为:“简短性是报纸版面的要求,刚刚很多人提到报纸要兼顾可读性,但如果太有可读性了,可能就缺少学术性了,所以这三者的平衡是一个难题。可以考虑刊发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刊发在方法、视角、维度等方面都有新鲜性和开拓性的内容。”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一方面要坚持故事化与诗意化的结合,文字需要精练,耐咀嚼,有韵味,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典雅化与民俗化的结合。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之学,古代文章之学不是文体之学,现在只将它作为文体之学,会使研究越来越窄。民俗化是有韵味,各个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各样的韵味都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方式展现出来。当然,故事化、诗意化、典雅化、民俗化、地域化的结合,是为了让文章呈现更高水平。”

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指出:“《文学遗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重要,是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因此文章需要有过硬的内容和质量。”他认为,作者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内容一定要好,同时,语言一定要流畅,通俗易懂。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认为,“光明日报的《文史哲周刊》代表了光明日报的文化高度和理论深度,因此,追求高境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关注社会上关注度高、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又用读者喜闻乐见的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所以,通俗性与学术性并不矛盾,有时候正好是统一的。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我们就越要反复再思考。反过来说,如果在历史上很少受到大家关注,除非特别的例子,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不重要的问题。选择大家关注度高的问题,它就是通俗的问题,不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发表的文章不是研究假问题的、哗众取宠的,希望文字是最简练、最朴实的,同时内容又是创新的。”大连民族大学李洲良教授建议:“古代文学要立足古代,继而构建对未来有领导力的东西。古典虽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我们的研究理念要是现代的。我们的文风应该是用通俗优美的语言阐述很深刻的大道理,做到既通俗又深刻。”他认为,应该把最复杂的道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来,而不是把最简单的道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后一种文风是不值得提倡的。

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和复旦大学吴兆路教授认为,既要进一步发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特长,又要重视它的普及性,使它的受众更加广泛,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功用不断扩大。与会专家还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建立微信公众号,“我们要让住在国外的读者也能看到”;要整理结集出版优秀文章,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文学遗产丛刊》的优良做法,方便读者阅读。赣南师范学院王利民教授补充说:“可以每年精选一些文章,列出目录,整理成集,放在各高校的图书馆里,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可以读到,对学术也能有比较长期的影响。”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说:“我们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学遗产》来培养读者高尚的、美好的审美观,让初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都能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聊城大学苗菁教授说道:“中小学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阵地,中小学老师和学生都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文学遗产》应当继续向中小学、向基层教育延伸,增加对他们的影响。”

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发展,仍处于一种很尴尬的“自说自话”的状态,没有得到以汉族古代文学研究为主流的学术圈的认同和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分科治学的固有观念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局限有关。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界限的执着与谨慎,这种界限其实就是对两条标准的把握,一个是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另一个是作家作品的少数民族特征。他认为:“我们需要注意作家是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要重视汉族学者对少数民族作家的评价,重视少数民族作者非民族化作品的创作,在文稿的选用方面突出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特征,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古代文学的主流。”中央民族大学黄凤显教授表示:“少数民族文学在审美意识、文学理念、文学功能、创作方法、表现形式甚至是文学意象等方面,带有很多原创性的东西,可以和汉民族文学共通、互动,交叉借鉴,这方面《文学遗产》应当有所加强。”

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方铭教授和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主持了这次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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