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求道 常人求功



摘要: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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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容不迫

编者:近日六祖禅宗文化座谈会在省委党校召开,出席人员有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黄伟宗;省委党校教授黄泽才;广东省江夏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乐庆;省江夏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执行会长黄秉峰,秘书长黄泉章;怀集县六祖禅院主持释衍梅法师等。

孔子、孟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是司马迁《史记》记载两百多年的战乱年代,想想所处那个年代的老百姓,该是怎样一个水深火热的生活。

《易经》讲占卦的方法是:准备好五十根蓍草,取出其中的一根放到一旁,实际使用的是那剩下的四十九根。这叫做“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本文为中山大学黄伟宗撰写《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

史称春秋无义战,就是说:那是一个极其功利的年代;失去道德的年代。就是孔子眼里,礼崩乐坏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从黎民百姓,到诸侯君主,大家只讲利益,不讲道德。

这是一种古意盎然的做法,它与最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这一做法不是开门见山,不是单刀直入,它的实质是反效率主义的,也就是非急功近利的。著名的商鞅为了培养自己在秦国老百姓中的信誉,不惜牺牲公平原则,诡诈地搞出了一个“五十金”的把戏,这个把戏的实质是速成,是急功近利,也就是“从容不迫”的反面。

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

在春秋战国二百多年里,“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六。”当我们今天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立场,说孔夫子迂腐不灵时。试想,将你处于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不懂得培育道德,各各急功近利,人与人互相没有信任,有的只是利用和迫害。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路有饿殍而不知发。”这是圣人看到当时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亚圣孟子他心痛呀!再加上诸侯之间为了蝇头小利,不时大动干戈,生灵涂炭。那些每天提心吊胆,处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他会说孔孟的理想迂腐不灵吗?

中国历史上“孔孟”并称,孔子和孟子其实体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孔子从容不迫,其人格理想是略微高于小人的君子。对于孟子来说,成为君子不过瘾,而是想成为圣人,而且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成为“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孟子之学乃是“圣人速成法”。

中山大学 黄伟宗

的确以常人功利心的角度,孔孟的坚持好像有那么一些冥顽。如果你说孔子不懂用兵,孟子不懂变通,你就错了,他们不是不懂,而是不屑那样去做。圣人生前都是不待见和贫穷的,孔子是,孟子也是,因为他们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坚持者。不是那些只为一己私人功利追求的常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圣人。

禅宗被今天的学者称之为“中国化了的佛教”。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明确的说法应该是“心浮气躁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理想是赶快“见性”,一“见性”就立地成佛了。禅宗是一种“快速成佛法”。

引言

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后而义,失义后而以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是最继承和发扬《老子》精神的着作。庄周也是那个年代最讨厌那些用政治手段,假借忠信之名作乱,只为获得一己私欲的诸侯大夫。因为那个只讲利益不讲道德的时代,遭殃最多的当然是无辜百姓。一将成名万骷髅,那一万个骷髅不是人民子弟兵,又能是什么?

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秦国战士的疯疯癫癫体现为杀人杀红了眼,唐宋禅师们的疯疯癫癫体现为古怪离奇的言行,在“超英赶美”的号召之下,“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的疯疯癫癫,则体现为违背常识的一哄而上。今天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疯疯癫癫大概是无以复加了,但大多数的疯疯癫癫最终都指向一点——“效率就是生命”。

著名清末大学者梁启超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如老子之见排于北也。”从这段话可见,梁启超是早已发现中国古代文化是有地域差异的。如果说梁启超所指的“北派”是指黄河文化;其所称的“南派”,实则是指长江文化的话,那么,梁启越似乎忽略了哺育他成长的珠江文化的存在,或者说,将其与长江文化混同并概含于“南派”的概念之中。这是不公平、不确切的。造成梁启超有此疏忽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他找到了黄河文化的传统领袖孔子,找到了长江文化的传统领袖老子,却一时尚未找到珠江文化也有其古代领袖,这就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确切些说,应当称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

南怀瑾在讲《庄子》一书时说过:“《庄子》好多地方表面上看是在骂孔子,实际他是捧孔子捧得最厉害的第一人,这是《庄子》所体现的一种文学手段。”

庄子似乎浑身上下都透出从容不迫。这十有八九与庄子对宇宙的洞察有关。庄子发现,这个世界是可信赖的,因为万物都有固定的结构,这就为职业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人通过职业可以谋生,而且得到满足和自由感——这是“庖丁解牛”故事展示的道理。

惠能不仅是佛教禅宗派的六祖,是佛教的一位大师和领袖,而且是中国禅学文化的创始人,是中国和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哲学家。特别是,他创始的禅学文化,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传统特质,尤其是在中古兴旺时期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现了珠江文化在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标志着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明显区别,创造了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并驾齐驱、广传天下的一套完整哲学——禅学。

其实古今圣贤无论你如何谈道,真正的民生大计才是最直接的上上之道,孔子谈民生,孟子更直接的谈民生大计。几千年前那个封建制时代,孟子就提出“养生丧死”这样的民生大计,社会最起码的一个保障;老有所养、少有所育,病有所医。主张这样的社会保障,敢问这是迂腐思想吗?

二、国旗解

毛泽东对惠能的评价很高。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林克在《潇洒莫如毛泽东》一文中记载
,毛泽东曾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悟性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祖骂佛’。他否定流传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西方文化学术界,对惠能评价也是很高的。前些年西方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媒体,评选惠能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只有孔子、老子、惠能入选,同时又将这三位哲圣尊称为“东方文化三大圣人”。这些评价,一方面说明了这三位哲圣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受到举世公议;另一方面,在这公认中,也包含着对这三位哲圣所分别代表的学术体系和文化系统并列尊重的因素,从而也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学术层面上,印证出这三位哲圣分别创立的儒学、道学、禅学所涵的文化底蕴是并列的。据笔者有限见闻,对孔子儒学的黄河文化底蕴,对老子道学的长江文化底蕴等命题,已有学者论证,对惠能禅学的珠江文化底蕴的论证似乎偏少或尚缺。故特在庆祝惠能创始禅学之圣地——广东韶关南华禅寺创建1500周年之际,撰文论之,以资纪念,并求教于高明。

对于春秋的时局,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种急功近利道德丧尽的局势,当然是长久以来,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不懂得培训道德人伦思想造成的。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群,以狼道为荣,哪懂得失去道德的社会形态只能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太原公子弹弓在手……

对于国旗,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庞朴先生认为,国旗上的五角星不多也不少,是五个,归根结底折射出了中国文化对数目字“五”的崇拜。

一、惠能禅学形成的珠江文化背景

孟子迂腐吗?其实司马迁写《史记》也有所评价;“阿世苟合”,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为也。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就不愿意为自己短暂一生的荣华富贵,而放弃千秋道义。但是面对春秋那个人人只讲利益的时代,司马迁好像又说了一句大概是;拿三角的塞子塞圆形的瓮口,的确有些不合时宜。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五角星本身。它们是一大四小,而且四个小五角星环绕着那个大五角星。大的只能是一个,其他的都只能是小的,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小五角星的位置取决于大五角星的位置,其中的三个歪歪扭扭,显得不稳定,显得不是那么舒坦。这或许就是看得见的专制观念。如果改成一小四大,或者任何其他的结构,中国人大概谁都会感觉别扭。

二、惠能禅学的珠江文化特质

话说回来,传道必须是时代需要的,就像好多神教创始人,耶稣,释迦牟尼。

另外,五星红旗上有大和小的对比,还有少和多的对比,对比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冲击,是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惠能禅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系统,从总体到每个主要观点,都可以说具有鲜明的珠江文化特质。具体表现在:

传道有时候也需要做些变通的,司马迁好像在《史记》中所表达的有这种意思。

中国有悠久的专制传统,又有一部光辉灿烂的艺术史。

什么是“佛”?

因为他写孟子冷遇的同时,又写了邹衍的风光百倍,似乎在暗示自己的观点;传道也需要一个易于人们接受或者感兴趣的方式进行。

红色的底子上有黄色的五角星。故宫各建筑物是红墙黄瓦。就这两者来说,红色是基础,黄色才是真正的主角。血是红的,金子是黄的。目的是金子,基础是鲜血。

惠能提出“人人心中有佛,”并且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也就是说,识心见性,就是佛;之所以人人心中有佛,是在于人人都有心,都有性。心性,即佛教所称的“普提般若”之“知”、之“智”。这是“世人本自有之”。只是“被妄念覆盖而未能显现而已,若断除妄念,即可识心见性。”《坛经》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人性本净,净无形相”,
“妄念,本性净”。所以“无二性,即是佛性”,由此可见佛性、佛道,就是断除一切妄念,认识和复归本性,即是识心见性,也即是超脱一切,保持清净。惠能的代表作——他被五祖赞扬为“得性”,并承袭禅宗六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基本思想,也是阐明佛性是不受世间任何一粒尘埃所染的“常清净”境界。可见求佛,是求清净,是求对充斥“妄念”的“红尘”的解脱和超脱,是针对覆盖人的清净本性的妄念与红尘的对抗和斗争的思想行为。其解脱和超脱也不是逃避和怯弱的意味,而是一种以软藏刚、以曲裹直的一种人生斗争理念和方式。

至于邹衍的方式如何?我们看到,除了自身受到仙人般的礼遇之外,到底传道效果如何?

三、死亡禁忌

惠能不仅认为佛在人人心中,而且求佛之道主要靠人的自身,要靠各人自身的“自性自度”。可见惠能求佛的的精神和途径,主要是强调主观能动性,靠自身的自觉性和自强力量去解脱和超脱。

我们从秦始皇求长生,汉武帝求仙术的实际来看;常人心中的功利与解读“道”的思维方式,的确就像我们的民生大计,从孔孟之道开始讲起,几千年来一直是任重而道远的。

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的学生中,只有以勇敢著称的子路曾经向孔子请教过死亡问题,而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给搪塞过去了。其他学生对死亡似乎都是漠不关心的。这是不寻常的。如果每一个学生都向孔子请教死亡问题,则孔子怕是难以回避了。孔子回避死亡问题,或许是因为孔子把死亡当作纯粹的不幸——孔子因为颜渊的死而连声说“老天灭亡我、老天灭亡我”,不管是什么人死了,孔子靠近此死者亲属的时候也一律表现出某种悲切之情。

更为重要的是,惠能禅学思想从自性为佛性、自觉为佛道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对外在、对他性的淡化与排斥,强调以自身的解脱超脱,也必然是对外在、他性的束缚和影响的解脱和超脱。《坛经》云:“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普提只向心受,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从这些说法可见惠能的佛教是不信神的宗教,这是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根本不同之所在;而且它又反对追求向谓“西方净土”彼岸的“极乐世界”,不是像唐三藏到西方“修正果”那样,而是“见性成佛”,“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也因此,它不崇拜偶像,反对权威,一派“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负冲天意气”,“作无位真人”的自主而超脱的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是宗教上的革命精神,是一种创举。从文化底蕴来说正是封建社会中新兴的资本生产力在社会思想意识上的体现,意味着海洋文化对中国内陆文化的渗入和影响的增强,也意味着西方的人性文化和自由文化在中国大陆文化范畴中作为一种新兴思想文化的意识和力量的崛起,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最早接受海洋文化的前沿地域——珠江水系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既在封建社会中滋长、又与封建思想文化分庭抗礼的平民文化意识和力量。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反迷信、反权威、反专制,倡导人性、人权、自由、平等。惠能禅学思想的自主而超脱的精神,正是这种新兴思想文化意识和力量的一种体现,也即是这种意识和力量而使得珠江文化具有创新性、开放性、灵活性特质的体现。

据说,最早的“儒”是专门为他人主持丧事的人,孔子作为儒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却对死亡如此讳莫如深,而不是见怪不怪,这是奇怪的。

如何认识“佛性”普遍存在的问题

孔子没有帮助解除死亡意识对中国人的精神压迫。孔子把死亡当作纯粹的不幸,这一点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人。或许,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反对取消死刑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死刑是最严厉的处罚,死亡是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的痛苦。据有的医生说,一些七、八十岁的人被告知进入癌症晚期之后,还坚持要卖房子治病。

惠能指出“人人心中有佛”,即是认为“佛性”是普遍存在的。这个理念的内涵,即是确认佛性是人人具有的本性,也即是无论什么人都本身具有这本性,经过修行或“顿悟”,恢复这本性,或者说达到这本性所及的境界。这种理念,在封建社会中提出,即是对封建的皇权和神权专制的否定,又是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阶级分野,种族歧视以至宗教中的神人判别的对立和抗争,是平民思想文化意识和观念的又一种体现。惠能向五祖弘忍求佛之初,直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即有反对种族歧视的意味,他在《坛经》中提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身自具有”,“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觅佛万世不可得也”,“世代后人,若欲见佛,但识众生,即能识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又说“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一生心若险,佛在众生中,一念吾若平,即众生自佛。”这些言说,充分表明惠能提倡佛性人人具有,佛性人人平等,也即是肯定佛性的大众性、民主性、平等性。

渲染死亡的可怕,是专制统治所需要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专制统治者最惧怕的是被统治者什么都不怕,怎样让被统治者有所怕就成了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是在成功渲染死亡之可怕之后,专制统治者自己似乎也深深地恐惧于死亡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动不动就要杀人,自己又不惜重金追求长生不死之药。就这样,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死亡面前,都成了懦夫。专制制度内在需要的,是懦夫,而不是勇士。

惠能的禅学思想,对阶级分野的贫富看法,也是平等的。惠能在接受五祖衣钵的时候,接受了“传法不传衣”的思想,不指定禅位之人,不传衣钵。弟子问他为何如此,他答道:“有道者得,无心者通”。这即是说,得道者,自然就是继承了佛,人人心中有佛,得佛道者,也即是佛祖,即人人都可以为佛祖。这些说法,充分表现了惠能禅学思想的大众意识和平等观念,这也即是珠江文化大众性、多元性、平等性特质的体现。

四、谦虚

对于修行“佛性”的做法和途径

儒家推崇的道德是仁义礼智,却没有谦虚的踪影。主要由儒家塑造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谦虚美德匮乏的文化。“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说法中,谦虚不是美德,而是被用作某种途径。没有对宇宙间那些真正伟大者的洞察,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谦虚。谦虚是人们洞察到伟大者之存在时的颤栗,是人们在伟大者的面前感觉到自己的弱小。

惠能创造了“三无”、“三十六对法门”和“顿悟”之法。“三无”,即:“无念”“无相”、“无住”。惠能所指的“无念”,即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无相”即不受某一或具体事物所束缚;“无住”即是脱离一切人际关系或恩怨关系,这即是追求清净超脱,天马行空,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境界。

孔子自称得到了天特别赐予的德行,孟子也自我膨胀地吹嘘什么“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最不咄咄逼人的天才,首先是庄子。这是耐人寻味的。道不仅是造物主,道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感觉到了道所造万物是恰到好处的——道赋予短腿给野鸭子,赋予长腿给鹤,改变这些鸟的腿长都只能给这些鸟带来痛苦。道创造的每一种动物都有独到的生存本领。

“三十六对法门”是充满辩证法的,它不仅是贯通禅学的辩证法,也是认识宇宙和人生万象的辩证法。它将修行佛性的实践归纳为三个方面:“外境无情”,即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法相语言”,即对法门修行的认识;“自性起用”,即自身本性的认识;三类所分别包含的三十六对法,即是要在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过程中,把握其相关事物内部或相关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以主观能动性和灵活多变的方法促使事物的转化,即化解或超脱一切事物对“佛性”的因扰和束缚,真正进入“普提”的境界。

中国网络上的大量话语体现出了令人恐惧的傲慢、狂妄自大。与其说是缺乏理性,不如说是缺乏谦虚。

“顿悟”,即“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超般若观照,刹那间万念具灭,不着一切法,常净自性,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其实,顿悟即顿然领悟之意,即通常所说的“灵机一动”或“突有灵感”。究竟有没有灵感呢?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灵感,灵感,不是什么神灵的感受,而是人类的感受,还是人,所以并不是很神秘的事。”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或直觉思维,甚至要得助于灵感或顿悟思维,爱因斯坦就倡导过这种观点”。可见,惠能所说的“顿悟”法是科学的。惠能在一千三百年前已发现这种思维,实在令人敬佩!

惠能提出的“三无”,“三十六法门”和“顿悟”等修行方法,从其文化底蕴来说,实际上是珠江文化浮动性、变通性、敏感性的体现。因为这些修行方法及其所体现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正是这些文化特质;而这些特质,同珠江文化所最早具有的海洋文化与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以及本地百越文化的交叉地带的独特地理条件是密切关联的,也是由这些因素和条件所最早具有平民文化意识和一种反映。

修行“佛性”的方法和理论

惠能特别鲜明突出地表现出珠江文化的实用性、相容性,这也是平民文化意识的体现。

惠能从求佛开始,都一直坚持“农禅合一”的主张和实践。他是樵夫出身,到黄梅五祖处求佛,也是做舂米为主的杂役;得道之后,为避风险,为期13年都一直在猎人队伍中劳作和生活;正式禅六祖之位后,重建被毁的韶关南华禅寺,得“一袈裟宝地”,也是坚持全体僧员农禅并做。他这种主张和实践使得南方的禅宗派在唐武宗“灭佛”大难中得以幸存,后来“东山再起”,真正挽救保护了佛教,也使得禅宗教派不仅幸存,而且向北方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这种“农禅并重”的做法,正是注重实用性、实际性、实效性的文化意识的体现。

“农禅并重”的思想和方式,来自于禅宗的佛教意识,是一种无神论的世俗性的思想。由此,禅宗主张修佛的方式和地方可以多样化,以真心为基本目的,重实践、重效果,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形式和方式。惠能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若欲修禅不由在寺,在家亦得,迷人口说,智者心行。”他还说:修行“以行为主,以解为辅。行进一步,解亦进一步,行愈深”;“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并说:“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才能“名一行三昧”。惠能还特别对佛家以坐禅为主的传统现象提出:“道内心悟,岂在坐也,”并且批评那种长坐不卧的禅法是“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他还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些观点和方式,表明修禅同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区别,修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日常生活中,这不是世俗化么?正因为这种世俗化使得禅宗派为中国百姓所能够理解和接受,也因此而使佛教成为中国化的非宗教的宗教。而这世俗性又是与实用性相通的。

与这两种性能有密切关系,就是惠能的禅学思想,具有特别浓厚的相容性。在修禅方式上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相容性的表现。此外,这表现在对佛教不同宗派及其修行方式的宽容。惠能与神秀分别代表的南北佛教的分歧,主要是在于主张“顿悟”与“渐修”的不同,但在惠能来说,他虽力主“顿悟”,而对“渐修”也不是排斥的。

与这两种性能有密切关系,就是惠能的禅学思想,具有特别浓厚的相容性。在修禅方式上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相容性的表现。此外,这表现在对佛教不同宗派及其修行方式的宽容。惠能与神秀分别代表的南北佛教的分歧,主要是在于主张“顿悟”与“渐修”的不同,但在惠能来说,他虽力主“顿悟”,而对“渐修”也不是排斥的。《坛经》有言:“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由此,他对迟悟者,也是耐心的,宽容的。特别是惠能在其创造的禅学中,吸收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为后来形成的儒、道、释三家思想从对撞到交融的历史潮流,起到先河作用。例如,《坛经》云:“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忠言必是逆耳,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这些话,同孔子所倡导的仁义道德无异。惠能在晚年返回家乡国恩寺建报恩塔,并在该寺圆寂,可见他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实践上对儒学的吸取和认同。惠能的“识心见性”之说同孟子的心性之学也是相通的,孟子说:“仁,人心也”,“仁,内也,非外也……仁义礼智,非由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惠能对老庄哲学也是吸取认同甚多的。《老子》第十四章云:“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庄子《知北游》中云:“尝相游与乎无何有之宫。”这此说法同惠能的“无念”、“无相”、“
无住”是相通的。《老子》第一章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齐物》篇云:“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一是也;彼亦——是非,此亦——是非;是亦——无穷,非亦——无穷”等辩证思想,同惠能的“三十六对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内容,也是相通的。这些都是惠能禅学思想具有相容性的有力佐证。而相容性、实用性、世俗性,恰恰正是珠江文化特别明显的特质,因为这些特质与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商业性的关系是明显的。其内含的平民文化意识更是直接而鲜明的了。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惠能的禅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系统,可见其所内含的文化性质,都是属于珠江文化特质的。也就是说,惠能是以珠江文化特质去改造和再创佛教禅宗和禅学的;同时,也即是通过禅宗和禅学的改造和再创造,代表并弘扬了珠江文化的特质和精神的。因此,佛教禅宗和禅学在后世历代的发展和影响,或者从南方到北方,从国内到国外的发展和影响,都无不意味着珠江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尤其是在宗教和学术上、在社会和民间的影响上,都无不打上珠江文化的烙印,具有珠江文化的色彩。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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