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诗词赏析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名片成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礼节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名片成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礼节



   
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均有意义,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代的名片。

书札又称尺牍,即古人的书信。牍是古代书写用的木简,通常长一尺左右,故称尺牍。在古代,书信又有各种不同称谓。如写于竹上者称“简”,写于布帛上者称“帖”,写于木版上者称“札”等,因而有尺牍、书札、书帖等不同称谓。又因汉以后书信多装入封套(函)中,故又有函札之称。
书札在古代,是沟通联系的最重要方式,同时代表了写信人的形象、学问、态度等。因此古人作书信,均以慎重态度视之。在晋唐时代,书信甚至是书法家们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我们今天看二王父子、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所留下的拓本、墨迹,都是他们当时往来的信札。当时的信札后人尊称为“帖”,如乾隆“三希堂”中的“三希”都是晋人的法帖,可见在古代,收藏古人书法、信札是最可宝贵的一项。
在唐宋时期,书札多是随意书于各种纸上,并没有所谓的信笺这一特殊纸张的。现今所见的唐宋书札,大小都不相等,也没有行格、印花之类的装饰。唐代有传说中的“薛涛笺”,但未见有实物传世。宋人有所谓金漆版等名目的信笺,也未见原件。
明代信札,在今天还偶可见到在藏家手中流通。而宋元人的信札,则早已进入各大博物馆中成为一级品,即使以我国省级博物馆而论,藏有宋元人尺牍的也是少数。
明代初年,信札的形式仍与宋元无大差别,特点多表现为:
上款:上款即收信者称谓,明初人通常将收信者名讳书于信末,往往高一字或平行,并且通常是在“某某(自称)顿首拜上”字之后再另起一行写上款,以示尊敬。
下款:下款即写信人名,明初信札比较多见的是双下款,即写信人名出现两次,一次是在信的开头写上“某某顿首或拜具”等,最后在信的正文之后再书“某某再拜”或“某某顿首”字样,本来“顿首再拜”字样应出现于双下款的信,因为开头已“顿首”,信末才“再拜”,但演化到后来即使单下款的信也写“再拜”,这是后话了。
明初的这种双下款的写法实际上是宋以来信札的一种延续。明初的信笺,多为素纸,间或有大片洒金的,金片较为稀薄,洒金纸质无清代金笺那种厚粉质感。
明代中晚期的信札,其特点又有所不同。
从明中晚期开始,特制信笺成为一种时尚,尤以明晚期为甚。这部分信笺特色将在下文说明。
上款:明代中后期信札上款绝大部分放于信末,以示尊重,除非是下级致送上级,或晚生拜会高官的信才郑重地将收信人上款放于前面。这种上款放于前的信一定是较尊敬的长辈而不会是友朋。
此外在称谓上也可见到明末信札的特色,如“某老年长”、“某某社兄”、“某某尊丈”等,都显出明末的惯常称谓。
下款:明中后期信札多数只是单款,通常置于信末,放在收信人上款之前。通常的写法是“某某顿首拜上”等字样。此时期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写信人爱在下款的签名之上钤盖自己的名印,并且多是盖于名字而非姓氏之上,这是当时一种流行的风气,到清代仍偶有余绪,但不如明中晚期普遍。
左素等字样:在明中晚期信札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写完上下款、日期等内容后,大部分的写信人在信的左下角会写上“冲”、“左冲”、“左素”、“余素”等字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是古人在通信隐私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所想出来的一种保护措施。古人写书全部是从右方写至左方,写完之后再写上“左冲”,也就是说信的内容到此为止,左方是空白的,“冲”与“玉”、“素”等字即空白之意,这样可防止信札在投送过程中被人拆开后,私自在上面添加内容而引致其他后果。在明人的笔记中,我们常常读到某人的信函被东西厂、锦衣卫等拆阅而招祸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写信人要写明左侧空白的缘故,类似的字样包括“左玉”“余玉”、“余白”等,但以单书一“冲”字最为多见。明人的信札,与清人的面貌最大不同之处,是明代人写信的行间、布局比较疏朗,字体也较为奔放、随意,清人的信札多数显得拥挤、严谨,我们常说明人写信的“气度”即指此而言。
清初的函札,在今天也颇为稀见。从格式上来看,与明末的差别尚不大。主要区别在:
左冲之类的用法少见:清初的信札甚少再用“左冲”之类表示完结的标志。
钤印的风气有所减少:清初信札很少在名字上钤印,偶有用印的,多钤在左下角或信的正文最后。
不具名信函:所谓不具名信札,也是明末至清初所流行的风气,即为了保障写信者的隐私及防止有人拆阅告密,写信人不在信中具署自己的姓名,而用“名正肃”或“知名不具”等语代替签名。“名正肃”或“名正泐”都是指代替签名之意。“知名不具”者,是因为收信人已很熟悉写信者的笔迹等,所以不需署名即知何人。这种风气大约延续到清初康熙年间才渐渐消退,遇到这种函札,需花一番工夫考证书者为谁。
清代乾隆之后,信札的形式又发生重大的变化,体现在:
上款位置转移:自宋以来信札都流行将收信人上款放在信末“某某顿首”之后。清中晚期的习惯则将上款放在信的开头部分。称谓上也有所不同,明及清初惯用的是年丈、年台、世丈、宗台、父台、社兄、社盟等。清中晚期最流行的称谓有大人、先生、执事、仁兄等,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大人”,这是乾隆期以后所流行的一种称谓,既可用于尊长(如老大人、督宪大人)也可用于晚辈(世大人,即世侄)等。
客套语及赘语增多:明人信札往往开篇即入主题,所以书法也流利生动,有较高艺术性。清代乾隆以后,信札的文字日趋繁复,在正文之前,往往加上数十字不等的祝颂语及表示倾慕、尊敬的语句,表现在官员之间往来文札上及友朋之间书信上都是如此,甚至一些专门教人写这类信札的书籍也有保留至今的,可以看到其上所列举的祝颂语冗长且繁琐。这种风气与当时科举制文风有很大关系,也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末社会风气的衰退。有的上下级之间的致函甚至无法通读其中的真正内容,无怪乎民间流传有“博士卖驴”的笑话。
代笔的信札增多:一般而言,信札是出自写信人亲笔才具有价值,如果是代笔的则要打折扣。明人信札,除公牍外,极少见有代笔的。清中期之前也是这样。但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师爷、幕客一类吏的数目的增加,代为捉刀写信者也多起来。
常见的清末代笔信,大部分是官员之间的往来信函,既有公牍,也有私信。这些代笔信的特色,多由师爷或幕僚以端正的楷书写成,且客套话特别多。如果出自写信者亲笔,则多是较随意的行书字体。
这些代笔信多出于清末一些重要官员幕下,如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等,他们每日要处理的信函数量颇巨,因此信札常由他人代笔。但也有些高官仍坚持自己写信的,如曾国藩、翁同和、张之洞等,信札多不肯由人代笔,可见他们做事的严谨。如本书收录张之洞致文廷式札中有句云:“此时必不能作书(文氏在病中),可令亲信人执笔。”大概文廷式也少有让人代书的习惯。
花笺品种增加:清末信札最可人之处,是信笺的色彩性及艺术性都大大丰富了。各色的水印木刻花笺充斥市肆,使一般读书人的信也以各色笺纸书写,各种花纹、书画图案使信札平添了几分艺术性。
清末信札的特色,是气度比较狭窄、拥挤、趋于程式化,与明末清初的疏朗自如大异其趣。
进入民国时期,书札仍然活跃于文化人之间,不过从形式上看则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在信札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式标点,打破了过往信札无句读的千年规矩。
民国期间的信札格式比清末要灵活得多,解除了帝制的束缚后,许多等级制度都不复存在,因而冗长的客套话、祝颂语也都废弃了。过往严格规定的“抬头”(即称呼帝王或上官时需另起一行高一字)也成为陈规。
民国时期的信札显得活跃、多变,可以说是我国书札历史上最后一个黄金时期。随着通信方式及科技的改变,书札不可避免地式微,在民国时期已由电报、电话取代了大量的书信,所以在今天,一些民国时期名人的书札(尤其是文化名人)亦因为稀少价值反而在清初信札之上。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社交礼俗中的各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相互增进友情,以礼节密切情感,因而自然诚朴。但也有些礼节行为,不一定具有诚挚的礼敬之意,还有的社交行为,不过是利用交往礼俗去达到某种目的,属于交往中的陋俗,这些陋俗体现在方方面面。

   
名片,古称谒、名剌、名贴、手本等,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如果细细区分,早期的名剌、名帖等,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柬”,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清人说,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的,明清以后才开始“刻木印之耳。”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盖到特定的纸张上,已经非常方便了。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因为官方对于互相“请托”,走门子,找关系进行控制,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10月版,第259-260页。)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例如《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剌,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这里的“剌”,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汉以后始改用纸。清人赵翼曾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剌,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剌。”(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0,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7页。)《汉书》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郦手中拿的“谒”,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上写主人的姓名、籍贯、官职等,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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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明代名片已经风行,也讲究等级,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如,同治6年(1867年)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陈将下人喊来查问,回报说: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衣服弊陋”,要来求见,找他要名片,又没有,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说姓名。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就是进不了门。见面后,吴又向陈解释,“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访,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不令随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2,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21-22页。)这里,老友前来拜会,门人不允进门,索要名帖之类,而老友相见后,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

一,官场礼俗中的陋俗

   
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识》:新点翰林就职后,叫人拿著名片遍投于诸前辈,称之为“大拜。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到前辈府上投递,叫做“求面”。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份,登堂拜见,执礼惟谨”。(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1,中华书局,清1982年2月版,第168页。)

称谓礼俗中,某人为了恭维或讨好对方,往往用超过对方身份的尊称相称,这种风气在明清时期的官场中尤为盛行。明朝,对中央各部院长官如尚书、都御史、通政使,以及地方省级长官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都尊称为老爷。后来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大,明末时便有称之为大老爷者。

   
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亦多用名片,此风起源于宋,但以清代为盛: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翟灏:《通俗编》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节令时空车往返,片子满天飞的情况,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成为一种虚礼。至亲好友则不同,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剌,名曰飞片。”而至亲好友,往往用大红名片,对于亲尊长辈,还是登门亲自拜贺。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清康熙时,有人又称督抚以下的布政使为大老爷。大老爷成为更尊贵的称呼后,到乾隆年间,对中央各部院长官及地方道以上官员,都已尊称为大老爷,较低的知府、知县以上官被称为太老爷。举人、贡生等尚未得官者则称为大爷。有献媚者,对知府知县等也称大老爷。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徐乾学退休后居乡,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有一次,他坐轿子出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徐眼睛不好,一时没有看见,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到会者使用名片,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清稗类钞》载“宾至时,必先投名柬也”。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使用名片,往往加以黑框,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可见,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如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均有使用。

有人为了恭维督抚,别出心裁地以“大人”作为比大老爷更尊贵的称谓称之,此后,大人便成了官场中最高级的尊称,而且非常时髦。于是有人又以大人称呼原来称大老爷而官品较低者。嘉道以后,中央官四品以上、地方官道员以上已“无不称大人”。

   
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明代亲王的名片,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清代名片在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学生拜见业师,下级拜见上级,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三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嘉庆时,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皇帝问他,“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庄的官职比蒋小,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回答说”没见过”。皇上连问了三次,他都回答说没见过,皇上不禁有些怒气:“你真太糊涂,作为江南武官来京,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赶忙连声回答说“有,有,有。”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庭出来,浑身都已经汗透了。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庄道出了其中缘故:我平常只晓得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有时候,地位较低的人,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户部一书吏求见,递了一张名牌上去,“贺喜求赏”。虽然这个书吏求见,本来就是别有所图,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否则谈何容易得
见一福公哉!”(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

光绪末年,京官如六品主事、七品内阁中书,地方官知府等已经称为大人,知府开始时加道员等职衔者称大人,后来“未加衔者,属吏亦媚之曰大人”,知县则已称大老爷。甚至市侩之人花钱捐六品衔者也称老爷。

   
清初的名片,沿明末旧习,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但很快就被禁止。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投递名片时也互相“称盟称社”,表明是同党,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清初时,人们互递名片,仍沿明末旧习,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虽与当时政治有关,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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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清人翟灏:《通俗编》说,当时有的人访友“偶无名帖及纸笔”,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十分好笑。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以至于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如扬州的妓女,逢有招请,也会送来大名帖一张。下层社会贩夫走卒,于婚嫁时也使用名帖。《清稗类钞》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在总督府负责扫地的人与别人结亲,下定时发的名片上大书:“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某地方、节制军门提督军门门下扫地夫愚弟某顿首拜”。亲家看到这名片,张皇失措,拿去与当地士绅商量,士绅想了想说,你家住在关帝庙旁,我自有办法。于是回帖上书“勅封关圣帝君、汉寿亭侯隔壁愚弟某顿首拜”。虽然是下层民间幽默故事,却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官场上这种尊称虽然不断升格,实际所表示的礼意却在不断贬值,明朝的尚书只称老爷,清末之时的七品知县、六品府通判却要称大老爷,谁也不会认为这种大老爷比明朝时的老爷尊贵。官场之中虚伪之风严重,礼节上文胜于情,无论施礼者还是受礼者,心里都非常清楚。

   
清初的名片名帖,沿明末之制,以二三寸者为多,清末则多六七寸长。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名片,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大,纸长恒径尺,书擘窠大字,无空隙。”(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6019页。)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清中叶以后,一般是请名人,书家写好,刻成印戳,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

这种带有虚伪性的恭维称谓一旦约定俗成,人们便不能免俗,非此乃尔便显得不恭敬,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只不过把它当作为一种客套形式。当然,也有不少的人则厌恶这种虚套。

   
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清初沿用明末习惯,而后历有变迁。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往往上书“某某拜”,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但康熙以后,改为“某某顿首”。据说是康熙初鳌拜专权,朝臣献媚,避其名讳,引得社会上名片的称呼发生变化。也有传说是因为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拜”字,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顿首”二字。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常用“恭惟大人”四字,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仰维”或“辰维”等字眼。惯例称大学士曰中堂,后来晚清时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名片中皆称“伯相”。一个“拜”字之变化如此,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自从顺治间禁止士绅官员于名帖中用“社”、“盟”之类字眼后,名片上多用“年家眷”三字,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员,以至于有个戏子拿这个事编成了歌谣:“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2,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第46-47页。)与“社”、“盟”遭到禁止相类似,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录取等官员,自称“门生”,也被禁止,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很容易于成为门派,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所以顺治后,无门生之称,后来改用“受业”、“侍生”、“晚生”、“同学”、“同学弟”等称呼。同学这一称呼,按清人王应奎《柳南续笔》中的考证,始于顺治时人黄太沖,他与当时名士沈寿民、文符等交往,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学的称呼。

乾隆年间官至尚书的汪由敦一次入衙署中办公,同衙官员丰盛额有事同他相商,趋向前去连呼“汪大人”,他不予理睬,丰盛额再呼,他说“弟不才,以庶吉士授编修。”丰盛额不解,问刘统勋,刘统勋告诉他:“汪公是怪你不称他老先生而称他为大人。”汪由敦任过庶吉士,是翰林出身,尚清高,认为称先生才是对他的尊敬,因而对官场上恭维性的“大人”之称十分反感。

   
大体上,清初以降,名片上的称呼,用“年家”、“世家”、通家、眷弟、如弟等为普遍情形。后来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也称同学弟等等。此外,子侄之师,则互称“通家弟”。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州县官与生监、盐商等商人,也称“年家”、“眷弟”等。

二,师生称谓中的陋俗

   
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不免成为钻营,请托的工具,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以至有显贵、士绅的名片,被用来包揽词讼、鱼肉乡里,欺压良善。道光间,杭州等地,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有时,显贵之本族、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地方官也往往要给些面子。道光时任县令的段光清初次审案时,见到卷宗里有一张当地乡绅的名片,就问衙役是怎么回事,那衙的回答很有些象《红楼梦》中贾雨村审案时那个小衙役的回答,名片夹在卷中,无非是表明这是某老爷所托,或是某老爷的关系,叫县令在审案时给面子,相互照应。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记载了他当时在杭州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古代社会,师生关系如同父子,具有特殊的关系,有些人便利用这种关系搞交际,与官场中的有权势者结交。虽然没有学业上的授受关系,却拜认为师,自称门生,执弟子礼,借助其权力求得政治前途的发展。这种风气在科举时代尤为兴盛,以致老师也因此出现了多种名目的叫法。

   
当地有个姓赵的士绅,与杭州知府等官员素有交往。有次,他家里的一个轿夫因为强讨工钱,大概是当着外人的面找他要钱,他觉得“未存绅士体面”。于是诬告轿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在状子中夹了张名片,送到了杭州府。府里将案子发到县里审,并交待一定要严惩这个轿夫,给足这个乡绅面子。段光清当时只是一个候补县令,当时县令认为这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只要严惩轿夫就可了事,所以请段光清来审案,想叫段对这个轿夫用刑,叫这个轿夫承认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结案。段光清是个官场的新手,也不愿意不问情由就定案,于是将轿夫带了来。轿夫带上来时就已上了枷锁,一看就是个粗笨之人,根本不象个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段心里明白,这事无非是乡绅的诬告。他问轿夫:“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答:“今年才来的”。“赵家有几个婢女?”答“小人很少进府,不知他家有几个婢女。”“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你还说不知道他有几个婢女?下面的回答更让段觉得不该让他顶上奸拐重罪:“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小人也认了,情愿不要工钱了。”段光清断定轿夫所说必是实话,交代轿夫以后如果是别的官来审你,你只要不承认奸拐,虽然也会受责,但不至于治罪,轿夫叩头而去。赵家听说此事,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说这个官太“庸懦糊涂”。后来换了县官亲自审问,先用刑后审问,轿夫始终不承认有奸拐之情,只不过是讨工钱,不尊重赵大老爷。县官也无可如何,最后只好把轿夫责打一顿了事。但此后,有卷宗夹了名片的案子,再也不叫段光清来审了。

亲自授业者,称为受业师;本科主考官,称为座师;对选荐自己试卷的本房同考官,称为房师。还有所谓保举师,是指下级官吏被保举晋升,于是把保举他的官员加以“夫子”之称谓,而尊为师。

   
这个审案的经过十分典型,地方劣绅仅仅因为轿夫当面向他讨要工钱,觉得丢了面子,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并于案卷中夹杂名片。而地方官按惯例也会重治轿夫,只是遇到了段光清这个不识官场惯例的新任候补官员,这个轿夫才逃过了一劫。而类似的审案情形,在当地是所在多有。绅缙乃至其亲属等人经常用他们的名片夹杂于案卷之中,包揽词讼,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不少举子们闻得考中之后,便忙于拜认座师、房师。趋炎附势之徒对于保举师尤为礼敬,凡“平时也,年节也,师及其父母妻妾子女之庆吊各事也,无不有所献”,而保举师也安然受之。更有拜门师一说,有的人以某官为当朝显宦,认为用得着,虽与其本人不认识,也不论其行辈年龄,便请人介绍,然后拿着礼物去拜谒,见面称呼老师,连连磕头,自称弟子。

廉正的官员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是予以回绝的,比如康熙朝,陈廷敬调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之事。有某布政使,拿着一千两银子去祝寿,长跪而请愿执弟子礼,被陈廷敬怒斥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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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干亲习俗中的陋俗

古代有认干亲的习俗,无论男女,认某夫妇为义父、义母。认干亲,有的是为了结成或加强亲近关系;有的是出于迷信,怕子女夭折,择子女多的夫妇认干爹干娘。还有人为了投身权贵而拜干亲,明代的宦官魏忠贤及大学士严嵩专权,都有势利小人认其为义父。

这些显宦同时也网罗那些卖身投靠以结成朋党的势力,魏忠贤的门下就有所谓的“十孩儿”、“四十孙”。严嵩擅政时,“假儿义子,纷纷来投谒,俱膝行而进,进则崩角在地,甘言谀词,争相献媚”。

四,社交之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势利眼、瞧人下菜碟的现象

清代纪晓岚曾讲过,他有个门生被选任云南某知县,而且是个肥缺,亲友乡人得知后,“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不久这个知县的一个仆人因舞弊被他杖责赶出县衙,该仆怀恨在心,于是伪造了一封该知县家童的书信,说知县病卒。

亲友乡人闻讯,“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这个时候,又渐来讨债的,有的在途中假装不认识不搭理。半年后,其家便门可罗雀。后来此知县投人给他家里捎去二百两银子,并接取其家眷,这才真相大白。于是,又有不少亲友乡人前来嘘寒问暖,其势利让人汗颜。

《巢林笔谈》载,清代江苏某富宦办丧事,绅士毕集,有个老者从外乡来吊唁,穿着寒素,进门后没有知客迎接,众宾客也假装看不见,等到这位老者递上自己的名帖时,才知道他是个有势力的人,众人大惊而“争相媚承”。

往来庆吊及相互馈赠,各种人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双方本有亲友关系,这种交往出于真情实意,因而前去庆贺、哀吊或周恤。有的属于礼尚往来,回报礼情,或借此机会增进友谊、密切情感。

还有那么一种人,则是为了交结而猎取某种利益。清乾隆朝,左都御史广成病故,发出讣讯,三天受吊之期,前两天吊者寥寥。第三天,广成之表弟、乾隆之宠臣大学士傅恒归家治丧,官员们竞相巴结,这一天“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而泥首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

大学士董诰母丧,扶柩归里,至家乡浙江时,“将军、都统、巡抚、盐政、司道以下及合郡缙绅,皆素衣跪送,而满城兵甲侍从,旌旗飞扬,自江头至六和塔,直接秋涛宫,分列皆满”。吊祭的官员不仅自己素衣跪送,而且为了丧事风光隆重,讨好这位大学士,竟然把兵士们也调来加入丧仪。

有的人借红白之事广邀宾客,尤其是邀请有权势有地位之人,以此拉近关系,扩大门路,并借此光耀门庭,显示势力门路。还有的以红白之事为手段捞取钱财,庆吊之人出份子送礼,承办者除招待费用外,赚得盈余。更有那些有权有势者,大操大办,攀附结交他的人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随上大礼。

五,官场馈赠也是从礼俗变成了一种陋俗

馈赠的形式、目的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便是贿赂。贿赂不具备淳朴的礼敬之意,但却是打着“礼”的旗号,或者说以“礼”做伪装来买通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贿赂之所以也称之为“送礼”,大概就是因为从其开始实行之日起,就是以“礼”做伪装。为了使受贿者明知是在收贿却又能够像接受其他礼物一样领敬意而纳之,行贿者与受贿者也是经过实践而形成各种伪装性的默契形式。

清代官场腐败是以贿赂成为特征,因而其送礼的学问也特别发达,什么时机送礼、送什么礼、不同官位之人送多少礼,都有讲究。请看以下名目:

碳敬,是地方官在冬季送给京官之礼;冰敬,则为夏天所送;别敬,官员选任到地方做官,或地方官员来京后离京时,送给京城有关官员的礼物;程仪,官员过境,送给他的招待费;年、节所送叫年敬、节敬;喜庆之事所送叫喜敬;送给子女的称妆敬;打点门房之人与仆人的,称门敬、跟敬;还有赔敬、菲敬等等,不一而足。

礼单的用词也颇有隐讳,如送银三百两,便有称为“毛诗一部”的。清代官场,送礼已成定规,所以又习称“规礼”,什么时候送什么官,数目多少,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如道光、咸丰年间,陕西粮道送给其上司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送西安将军两寿礼,每次八百两,表礼、水礼八种,门包四十两,这些都是按数致送。

官员的这种送礼开销,有的还立有账册,由师爷经办,到时照规行事。新官上任,为了这种应酬不出差错,便要设法了解情况。如果不送礼或是摸不清送礼的门道,就会遭到拿捏,办不成事。所以有些送礼者也是违心所致,不得已而为之。

清代的官场社交礼俗在文学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书中有很多描写,虽然书中的人物并非是确有其人,但里面所写的各种礼俗和生活内容,却是来源于当时的实际生活。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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