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诗词赏析 唐代法规:消费者购物三天内可退货

唐代法规:消费者购物三天内可退货



   
核心提示:《唐律疏议》记载,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3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货,并抽卖方40鞭子。

中国历代被称为神童的人非常多,但少年成名,长大后未必有高于常人的成绩和作为。相反由于过早的捧杀和拔苗助长,导致这些神童苗子早早地“枯萎”,宋朝天才神童方仲永就是因为后来缺乏教育和学习,长大后成了普通人。

刘晏,字子安,曹州南华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诗善文,被誉为神童。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行至曹州行宫,看到了刘晏写的《东封书》,很高兴。一问,才知道他年仅11岁,不禁又惊又喜,视为“国瑞”,遂将他带回长安,破格授予他一个小官。数年后,他改任地方官,先后做过夏县县令,接着升为彭原太守、陇州刺史、华州刺史、河南尹。肃宗李亨即位后,刘晏先是担任了一段京兆尹,接着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使等,开始负责财经工作。时至代宗李豫时,他曾一度担任宰相,随后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分理天下财赋。此后,还两次出任吏部尚书。由于他对官员们的任免和考绩都公道,史书上称他“久掌诠衡,时议公允”。待德宗李适登极之初,刘晏又开始统管全国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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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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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担任理财官长达20多年。其间,一向“以爱民为先”,勤慎廉政,除弊兴利,政绩卓着,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财家。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10月21日第B04版,作者:李素灵、李玉林,原题:对付天价欺诈,古人有奇招

而少年成名,长大后同样做出经天纬地事业的人也有,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唐朝天才少年刘晏,是他在唐王朝极度衰弱的时候,通过实行多种经济措施,力挽狂澜挽救延续了唐朝,其理财思想和理财举措甚至影响了明清两朝,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卓越的理财家。刘晏有什么卓著的政绩,值得后世称颂不已呢?

长安是唐朝时的首都,人口多达近百万,致使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东南各地大批调入。当时,运粮主要靠水路,其路线一直是从淮河进入汴水,再经黄河转渭水而进长安。然而,自安史之乱起,传统的漕运路线被切断,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再转陆路运输。如此一来,耗时过多,供不应求,造成了长安米价暴涨,一般平民常常没饭吃。刘晏接管理财工作以后,下决心解决漕运问题。为此,他亲自顺着黄河,到三门峡、硖石、河阳、洛口等许多地方详细勘察,找当地有关人员多次商讨,总结以往的漕运经验,亲自组织并指挥民工,迅速地疏浚了久已荒废的河道。接着,他又多方改善了航远办法,改革了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了长安,从而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和物价稳定。为此,老百姓无不欢天喜地。唐代宗也欣喜异常,称赞他:“卿,朕之酂侯也!”将他比同汉刘邦时的名相萧何。

   
最近,青岛的天价虾、辽宁的天价豆腐成为关注热点。这类天价欺诈,在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活动中,可谓层出不穷,手法花样百出,而历朝历代的官府,对此也是各有监管之法。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少年被誉为“神童”。9岁时唐玄宗在泰山封禅,刘晏献颂文,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文章非常惊奇,命宰相张说出题当朝议对,刘晏对答如流,玄宗非常高兴将其带回长安当了太子正字,做了一名校正书籍中错误的官员。

自安史之乱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改当初开放盐禁的作法,而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在山海井灶产盐之地,设置监院,令专业产盐的亭户将所产之盐,全部卖给盐官,再由盐官转运各地,由官府卖给老百姓。由于盐官们贪赃枉法,处处敲诈勒索,使百姓深受其害。对此,刘晏首先裁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和盐政管理机构,并将原来的官产官销制,改为官府“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于商人”。即允许私人产盐,也允许商人销盐,官府只控制货源。这一措施,充分调动了盐户和盐商的积极性,也节省了官府任用的产盐、运盐和销盐人员。与此同时,刘晏奏请皇帝同意,严禁各地再对盐商增加税收,以免加重吃盐者的负担。随后,他又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即将盐运到那里储存起来,一旦缺盐,就平价抛售,以免商人抬高盐价,坑害百姓。此外,他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许多盐仓,以备食盐歉收时,救济百姓。

    贱敛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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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政改革后,国家的盐利收入明显增加,百姓用盐更加方便,史书上称之为“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真可谓“一举两得”。

   
所谓“贱敛贵发”(也叫“贱敛贵出”)就是低价买入,高价售出,贱买贵卖,以取暴利。它也叫做废居(废著、废举),“废”是出售,“居(著、举)”是囤积货物。

762年,唐代宗李豫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

唐朝自初期开始,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2石粮食,称为租;每年服役20天,不然则多交6丈绢或7.5丈布,称为庸;另交2丈绢、2.5丈布、3斤麻,称为调。除租、庸、调之外,农民还须按户交户税,按地交地税,并负担多种杂项徭役。据史载,上元二年元月,“江淮饥,人相食”,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尤其是当时任租庸使的权臣元载,总以为江淮虽经兵荒,仍比其它地区富足。所以,不仅强征当年租调,还要把安史之乱以来共8年的拖欠租调,统统收上来。在他的怂恿下,差吏们竟包围民宅,强行搜夺,“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百姓们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以至于震惊朝堂。

    清朝福建巡抚张伯行,就曾通过买粮抚民打击过贱敛贵发。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唐朝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的是,受战乱影响,漕运河道受阻,皇粮无法输送到都城长安,长安城内不仅百姓饥荒,而且宫内上下也失去了三餐保证。

刘晏上任后,立即下令各州县停止元载时的作法,并将差吏搜夺的百姓财物,如数归还各家各户。接着,“罢无名之敛”,即取消一切“乱摊派”,适当减免了一些税收,还赈济了一批贫困者。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新制定了两项灵活的赋税政策。一是“常岁平敛之,荒年济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即按年成好坏收赋税,但确保赋税额的持平。二是基于当时当地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产品在当地又消耗不了,便让盛产铜器、漆器、瓷器和绫、锦及文房四宝的地方,以这些产品,充当应交的赋税。这样一来,既调剂了商品的余缺,又方便了百姓纳税,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张伯行(1651—1725),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他曾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他在福建巡抚任上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他发现闽地粮食问题极为严重,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不解决,百姓难以安居乐业。福建地区之所以存在粮食问题,主要在于地少人多,本地产粮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按惯例,每年的粮食都要从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为官不作为,对于从外省购粮这样的大事竟然敷衍了事,致使当地奸商乘机贱敛贵发,从中牟取暴利。而本已十分贫苦的百姓却要买高价粮,生活难以为继。

在唐朝政府四面楚歌之时,唐代宗把运输漕粮的重担交给了时任吏部尚书,兼任度支、转运使的刘晏。

当时,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一旦受灾,最倒霉的显然还是老百姓。为应对自然灾害,刘晏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张伯行经过调查之后,请求发库银5万两,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这一决策堪称一举两得,既打击了奸商,使百姓免受奸商盘剥,又可以省下一笔钱用在下一年买粮济民上。同时他还设立社仓,积储粮食,以备荒年之需。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在他任期内,完全杜绝了福建地区长期存在的饥民背井离乡现象,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沿着漕运路线考察一番后,刘晏深感头痛。漕运过程本就复杂,需先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运到扬州集中。然后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沐河,再进入黄河。进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后才转入渭河。水路蜿蜒曲折3000里,才能到达长安。如今,河道不通已是一大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劳动力又是一大困难。

首先,刘晏认为救灾如治病,应以预防为要。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要“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为此,他要求设在诸道的巡院和院官,每旬每月都将所辖州县的雨、雪、露、霜等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他,以便准确预测灾害的征兆,提前做出相关的安排。

    操奇计赢

经过战乱后,百姓伤亡惨重,人工严重短缺。此外,又因为战乱后社会秩序还没恢复,各地盗贼蜂起。

其次,在灾害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刘晏反对坐等国家赈济的消极办法,而是带领百姓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他认为受灾地区“所乏粮耳,他产尚在”。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其它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然后将产品运销到丰收地区,或者去满足官府之需,从而换回粮食之类。

   
所谓“操奇计赢”就是指商人居奇谋利,囤积居奇。这个“奇”,不仅指珍宝珠玉、名贵佳肴等,还包括应时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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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刘晏恢复了废弃多年的“常平仓”,即官府所设储粮备荒的仓库。在丰年粮贱时,由官府高价购粮存入仓内;待荒年歉收时,再以低价卖给百姓。为搞活市场,他还充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下乡收货卖粮,以方便灾民。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商人吕不韦就以“操奇计赢”闻名。他善做投机生意,经常雇用大批商业侦探收集各地行情和竞争对手的情报,一举挤垮对方。他或囤积居奇、低进高出,或欺行霸市、牟取暴利,终成巨富。经济上暴富促使他想在政治上也发迹,于是他把商业上的手法应用到政治上,一心寻觅晋升门路。《史记·吕不韦传》:“子楚……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集解:“以子楚为财货也。”吕不韦因擅情报,懂得识才于微时,由商贩而至巨贾又跻身政界,手握国事权柄,呼风唤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要想恢复沐河漕运,实需过关斩将,并非容易之事。所幸的是,刘晏是个忧国忧民之人。“见一水不通,愿荷铺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他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救国救民,更何况圣命难违。刘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恢复漕运。他将所有困难上报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全力支持。

史书上还说:刘晏待人宽,对己严,品质高尚。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为人强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决之,不使留宿”。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忠君爱民之举,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他们变着法儿陷害他,甚至诬告他蓄谋作乱,致使他最终蒙冤而死。奸佞们基于他多年掌握朝廷经济大权,都以小人之心,猜测刘晏家内必定存财无数,竭力主张抄他的家。但抄查的结果是:“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反而证明他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摭言》有个故事:“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这个暑天卖冰者则为反例。

刘晏首先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为了确保人工到位,他废除无偿徭役制度,改为工资雇用制。

   
南宋时宋汝霖任开封府地方长官。初至,物价腾贵,至有10倍于前者,老百姓十分痛苦。宋汝霖认为首先要平定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下跌了,物价就会下降。于是他秘密招募一批商业侦探,到各地从事买进卖出活动,计算本利多少。计算出的成本是开封的笼饼是每个6钱,酒每觚70钱,而市价饼20钱,酒200钱。

之后,刘晏还在运输工具上做了改良,不惜成本打造坚固耐用的船只,每艘船投入1000缗(穿铜钱的绳子,每缗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费用。为了克服漕运中的最大困难—闯过水流湍急的三峡关,刘晏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了坚韧的纤绳,减少纤夫伤亡事故。每船配备30人拉纤,5人撑篱,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难题。

   
掌握第一手情报后,宋汝霖便招来一班饼酒坊商人谈判,要他们把食品价格降低,允许他们赚25%的利润,超出将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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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还令商业侦探每日混迹于市,分门别类地抄报物价,监测行情,检举违令商人。发现舞弊者,先惩办主管官员,再惩办违纪商人。时过不久,米、麦、饼、酒市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道”。

当第一批漕粮顺利运抵达京城时,迎接的唐军“皆呼万岁”。由沐河运送过来的粮食物资等不仅解决了当时唐朝都城内官员和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而且巩固了危在旦夕的唐朝中央政权。

    炫玉贾石

通过改革运输方案和改进船只,刘晏成功完成了漕运任务,他的才华也因此被唐代宗赏识。此后,刘晏被升任为兼管财政的宰相,他通过对盐铁、农经、贸易等财经业务进行改革,进一步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

   
所谓“炫玉贾石”就是指商人表面卖的是珍贵的宝玉,其实出售的是低贱的石头,指卖假货骗人。《晏子春秋》云:“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元曲选·岳伯川·铁拐李剧四》:“悬羊头卖狗肉赖人财,倚仗着秤儿小刀儿快。”后来就用“挂羊头卖狗肉”来比喻不法商人常耍的欺诈手腕。

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所以在进行改革时他坚持“养民以养税之道”。刘晏的“养民”“爱民”思想,在他改革漕运时就已经得到了体现。他在扬州设中转仓,以分段运输方式运送漕粮,使“江岸之运积扬州,沐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积太仓“。

   
刘基的《郁离子·虞孚》记载了一位奸商卖假货的故事。越国有一个叫虞孚的人,他向计然先生请教谋生之道,学会了种漆树的技术。3年之后,树长成,虞孚便割树收漆,收获了几百斛漆,准备运到吴国去卖。其大舅子对他说:“我曾经在吴国经商,知道吴人爱好装饰,有很多漆工。漆在吴国是上等货。我见卖漆的人用漆叶煮成的膏掺和在漆里,他们的利益加倍而别人不知道。”虞孚听了很高兴,按照他的话拿漆叶煮成膏,也有几百瓮,和他的漆一起装载运进吴国。当时吴国和越国的邦交恶化,越国的商人不能进入吴国,吴国人正缺漆。吴国的买卖中间人听说虞孚有漆,高兴地到郊外迎接,带他进入吴国,犒劳他并让他住在自己私人的馆舍。看他的漆,觉得质量很好,约定短期内就用金币来换取漆。虞孚大喜,夜晚就取出漆叶的膏掺和进漆里等着交易。到交易的时候,吴国的中间商人到了,看见漆的封盖是新的,疑心有诈,向虞孚请求改约。等约定的期限20天到了的时候,虞孚的漆全部坏了。虞孚无法回家,只好行乞度日,最后死在了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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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万历野获编》《履园丛话》《贤博编》《镜花缘》等古籍记载,明朝的苏州人善于制造假古董画、假鲜花、假野鸡、假杨梅、假茶叶。以千文铜钱买得寻常字帖一部,将卷头、卷尾两页重刻年月,用新纸染为旧纸拓之,充作“宋刻”;再用旧锦装潢,外加檀香木盒,并盖上伪造的著名收藏家之印。买者不辨真伪,价钱可卖到三五百两纹银!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捋毛插长尾,充当敦鸡(野鸡)卖之。最可恨的还是制造假茶叶。奸商以泡过的废茶冒充刚采的新茶,制造时,各处购觅泡过的干茶,然后用雌黄、花青、柏枝汁、青鱼胆、石膏等炮制。人常饮此假茶,阴受其毒,为患不浅。若脾胃虚弱之人,均患呕吐、作酸、胀满、腹痛等症。

施行转运制的同时,他还使用雇佣劳役的方法,为百姓增加了就业机会。主管财政后,在改革盐务时,刘晏再次“以爱民为先“,制定了一系列“养民”政策,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基础上使国家富裕起来。

   
中国古代,不少朝代出台了法规打击那些不道德的造假行为。例如西周的《程典》记载了许多市场管理人员的名称:如胥师、贾师(物价官)、缠人(税务官)、质人(度量衡官)、司号和司稽(治安官)等,其中胥师便是管理货物真假的官员。隋唐时代,长安建立了74个坊,两个市,制定了严密的市场法规。宋代颁布了《市易法》打击假货,成立了惠民局、和剂局、东西南北局,负责打击假药。

在刘晏改革盐务制度前,唐朝的盐业施行国家专卖制度,统一由官府收购由制盐户生产出的盐,然后再由官府运输、销售。安史之乱后,由于全国经济困难,很多贪官污吏借官府垄断盐业的专利私自提高盐价,中饱私囊。这不仅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疾苦,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盐税收入。刘晏改革盐政时针对之前的各种弊端施行了以下新制度:

    行奸卖平

其一,规定“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止”。即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政府统一征收盐税,商人只要缴纳盐税就可以在规定区域内销售食盐。为了保证商人的利益,刘晏又奏请“罢州县率税”,禁止地方官吏和军队设置关卡重收盐税。这样就减轻了运盐商人的额外负担,也降低了售盐商人的运盐成本,使食盐的流通更加顺畅。商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国家的税收也更有保障。

   
“行奸卖平”是指官吏投机倒把,抬高手里货价,却让农民将谷物平价卖出,也叫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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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刘晏为转运使时发现,盐是国家专卖物资,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卖的食盐专营制度,但贪官污吏往往借机中饱私囊。

其二,规定在钱币不足的状况下,先由政府把绢的定价调高,然后允许“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这样可以维持食盐的销售,防止私盐的泛滥,此外通过鼓励商人纳绢,政府得到了大量绢帛,也省去了先收钱再转购绢帛为士兵制作军服的麻烦。

   
刘晏采取的遏制措施是抑官府、扬商贾。在产盐地方设盐务局,收购盐户的盐卖给盐商,任其销售,其余地方不再设立盐务官。而对于离产盐区比较远的地方,则储藏大批官盐——常平盐,盐价高涨时平价卖给百姓。

其三,针对边远地区因食盐少导致盐价高的问题,他在边远地区建盐仓,当盐价高时“则减价鬻之民”。这样一来,不仅百姓的食盐困难得到了解决,官府也可以从中获取小部分利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同时,刘晏在各地设立情报站,招募情报员,各地情报站和情报员除及时调查各地市场情报、经济情报外,还兼有侦察揭发官商勾结、掺杂兑假、奸商霸市暴利的职责。用现代的术语说,刘晏的情报员、信息员,其实就是今日的商业侦探、打假侦探。

其四,鼓励百姓加入食盐生产的行业中来,通过发展盐业扩大食盐流通,争取更多的盐税收入。这样可以使更多的百姓从生产盐的劳作中获利,政府也不至于以克扣盐户煎盐本钱或抬高盐价来搜刮盐利。

    扯空砑光

自刘晏施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新盐政制度后,大批盐吏被裁减。运输成本降低后盐价降了下来,商人因此获得了利润,百姓也得到了实惠,国家税收也大大增加。改革前,唐朝政府每年的盐税收入仅有60万缗,改革后的十多年间,这个数字连续上升,到大厉末年,增至600多万缗。此时,盐税的收入占了当时唐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

   
所谓“扯空砑光”是指花言巧语,骗人钱财。《豆棚闲话》云:“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砑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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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空砑光手法不断变换,时有新招,常见的有:一是炫卖:夸大所卖物品的美善,以售其奸。把伪劣产品,吹嘘为一流产品。二是卖舌:卖弄口舌。即以巧言令色糊弄人,如现在一些奸商用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最低价等蒙骗顾客,高叫“跳楼价”、“大放血”,用“清仓大甩卖”、“搬迁大出血”等苦肉计来引诱顾客上当。三是放鹰:指唆使妇女诱合他人以诈财。这就是《武林旧事》里讲的以美女姿色为诱饵行骗的“美人局”,《三国演义》里说的“美人计”。一些奸商利用风尘女郎进行恶俗攻关,充当各种“托”,甚至色情陪侍。

刘晏改革盐政,不以苛捐杂税为手段,而是在保证商人和百姓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改善制度来谋取大利。

   
为了对付奸商的扯空砑光等欺诈行为,唐朝颁布了有条件退货的法令。《唐律疏议》记载,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3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货,并抽卖方40鞭子。

后来,他推行“常平法”改革粮价时,同样坚持“养民以养税之道”的理财理念。为了真正做到“养民”,他首先在各州县设置了收集当地农业经济信息的“知院宫”,任命勤廉爱民的有志之士为知院官。

    偷学技术

知院官每月收集当地包括天气状况、物价、庄稼好坏等经济信息后上报给中央,中央政府据此对当地实施“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惠民策略。如果某地农业丰收,政府就以高价收购粮食,存入仓库,或者以低价出售给因水旱灾害等原因歉收的地区。常平法防止了粮食丰收时谷贱伤民,也防止了灾荒时粮价上涨,稳定了物价,确保了民生。

   
据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西京杂记》记载,织绫机是由当时河北省巨鹿县一位叫陈宝光的人的妻子发明的,工作效率很高,尤其是提花织绫技术和工艺几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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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霍显的人遍访后得知消息,为了获取这个技术,他通过各种方法,最后将陈宝光的妻子聘请到自己家中织造。其实,他之所以将其请到家中织造,主要是便于妻女们偷学其技术。霍显妻女偷学技术后,获得暴利,“机用120镊,60日成一匹,匹值万钱”。

刘晏主张的以”爱民”“养民”为基础的理财之道,并非是指政府简简单单的“施舍”百姓的行为。他指出:“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在施行赈济的时候,他不会只考虑灾民一时的利益,而是从长远角度出发。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

   
对这种偷人技艺的行为,古代的行会(会馆、公所)规定,要对其罚款若干钱财;如果硬顶,加倍罚之;如果屡教不改,行首就会报告地方官,驱除其出行会,砸掉其饭碗。

为了保证救灾的支出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也就是避免救灾过后政府由于支出过多而增添赋税,他未雨绸缪,在灾荒发生前就先设立用来平抑物价的仓库。在救灾过程中,他又施行“贱以出之,易其杂货”的救济策略,即以低价灾粮换取灾区的土特产,鼓励灾民投入到副业生产中,尽快回复灾区经济。在刘晏的一系列“以养民为先”的改革下,唐政府的财政状况大大改善,国家变得富有,人口也大大增多。

经过十多年,全国户口就由200万增加到300余万,增加的人口大多分布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如果不是刘晏这些理财思想和理财举措,唐朝终将一蹶不振,更不会延长了100多年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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