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1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2

  将明朝形象理想化

朝鲜王朝历史上长期对中国称臣纳贡,这是因为从李成桂开始,朝鲜王朝对中国就一直奉行一种被称为“事大主义”的对华政策。事大主义是朝鲜王朝的建国基础,从1392年到1895年,这种这种政策在中朝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事大主义的确立、运用及终结。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  柳梦寅诗文中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幅员辽阔、景色壮丽、充满机遇的大国。他着力描绘中国天地的辽阔,如“中州天地阔,山远野无边”(《鞍山途中二首》),通过描绘辽阔苍茫的旷野、连绵不尽的群山,展现出一幅开阔、壮观的图景,凸显了中国是大国的特点。

确立

  “中州天地阔”不仅指中国自然空间广阔,还意味着社会生存空间大。例如,在海州卫遇到壬辰战争结束后随回国的明朝军队移居辽东的朝鲜人后,柳梦寅劝慰他们,“江山中夏豁,田土上游腴。寡识难离褐,贻谟望握枢”(《海州卫,见国人孙三、孙金、太仁孝、成龙来访》),意即明朝土地辽阔富饶,足以丰衣足食,尽管第一代移民学识浅薄,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可从长计议,设法让子孙后代出人头地。柳梦寅提出这种建议,是因为他了解到“中国贤无方,何嫌卖浆者”(《酒家小童,能诵中庸。书以奖之》),明朝未对科举考试应试者的出身进行严格限制,出身卑贱者也可凭借学识科举及第,一举跻身于士大夫之列。在他看来,中国充满无限机遇和可能,真才实学者可以大展身手。

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新罗、高丽和李氏朝鲜三朝皆对中国唐、辽、金、元、明、清诸朝奉行“事大主义”。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柳梦寅笔下,中国还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人杰地灵、“民物总醇明”,“街谈霏屑皆文字,孩语翻澜自浊清”(《独乐寺施诗六首》)。明朝的书籍出版流通也十分兴盛,“芸轴牙签栋宇充,珠琲成列眩双瞳”(《中州杂咏十八首书肆》)。书肆的兴隆意味着学术、文化的繁荣,
“礼乐炳日星,儒术何昭融”(《东岳庙》)。而儒学思想和礼乐文化的熏陶造就了淳朴的民风,“宾至如归争借榻,村居比屋少穿窬”(《中州杂咏十八首街铺》),普通百姓身上也体现出作为文明之国国民的优良素养。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并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

  在他看来,中国还是一个富庶的国家。乡村呈现出一派和乐景象,“烟树参差接帝京,四郊鸡犬诧升平。尧民满地三农足,禹迹无边九甸成”(《三河途中》),国家赋税不重,农民过着安乐富足的生活。境内陆路、水路交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中原民舍挟通衢,赆货丝棼所委输”(《中州杂咏十八首街铺》),“百廛陈货夸摫釽,万落盈郊眩绮罗”(《广宁八首》)。国家制度完善,官员不必贪腐,也能过上阔绰惬意的日子,“薄禄自能存九族,久廉犹能积千籝”(《独乐寺施诗六首》)。其诗歌中的种种景象表明,明王朝的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安居乐业。

运用

  柳梦寅的诗歌还描写了中国的军备情况,认为明朝的城池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虎踞医巫镇塞垠,雄城千雉矗长云”(《广宁八首》);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杏堡军容肃,松山塞戍牢”(《杏山松山途中》);军人作战勇猛,所向披靡,“金鳞耀日弥长野,汗血嘶云轶迅风。尘洗胡沙封燕颔,红漫白草斫驼峰”(《中州杂咏十八首兵马》)。因此,他断定,明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能力扫除任何外敌、内患的威胁。

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

  17世纪初的明王朝在柳梦寅笔下被描述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在《独乐寺施诗六首》中,柳梦寅描绘出他对明朝的总体印象:“天皇大界人皇世,万里长河千里垧。寿域腾歌浑击壤,边氓垂白不观兵。乾坤尽囿垂衣化,帝力何为但凿耕”,将当时的明王朝比作儒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尧舜时期的太平盛世。

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至使、圣节使、陈奏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国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

  实际上,柳梦寅笔下的中国形象带有不少虚构成分。根据史料来看,当时的明王朝危机四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很多官员通过不法手段聚敛财富,农民生计十分艰难,一些人被迫揭竿而起。仅当时的明神宗统治期间,全国各地就爆发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边疆地区也不断爆发叛乱和战争。1592—1600年间,明王朝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半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所谓“万历三大征”,国力迅速衰落。就在同一时期,辽东地区的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势力日渐强大,对明王朝虎视眈眈。在柳梦寅出访35年后的1644年,明王朝灭亡。由此可以推测,1609年的明王朝绝非柳梦寅笔下那般祥和、安乐,其军事力量也绝非那般坚不可摧。《朝天录》中的明王朝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国家,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

  乌托邦的明朝形象主要源自朝鲜传统慕华思想

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修建大报坛作为纪念,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柳梦寅诗文中的描写部分反映了明王朝自身的客观现实,如与朝鲜王朝相比,疆域更为辽阔,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以儒学和汉文学为核心的文明水平更高,交通体系和商品经济更为发达,等等。但是,在他关于民生、吏治、军备等方面的描述中,明王朝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美化,这一方面是朝鲜民族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关。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全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

  自汉唐时,朝鲜半岛就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新罗王朝积极吸收中国的文物制度,大批新罗留学生也将汉文学、儒家思想等中国文化带回本国,自那时起,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就成为朝鲜半岛仿效的对象。到了高丽时期,宋朝发达的文化艺术得到尊崇,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半岛。1115年,高丽谢恩兼进奉使在对宋王朝所上的奏表中表示:“顾惟弊邑,夙慕华风,在乎开宝之时。及至神宗之世,每驰使价,参遣生徒,俾以观周,期於变鲁”,所以高丽派遣五名学生赴宋朝国子监读书,期待着通过他们
“化民成俗,由乎大学之风,用夏变夷,籍彼先王之教”(《高丽史》第14卷)。这表明从新罗至高丽王朝都认同儒家传统的华夷思想,视中国为华夏,自身为夷狄,致力于引进中国文化,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思潮,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朝鲜王朝建立后,更是将事大慕华奉为国策。典型的事例是朝鲜创制韩字后,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一批大臣上疏反对,其理由便是:“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人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朝鲜王朝实录》世宗第103卷)这表明15世纪中期朝鲜的慕华思想高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极强。

终结

  16世纪末,日本侵入朝鲜,壬辰战争爆发,朝鲜大部分国土沦陷,明朝派大军支援,帮助朝鲜收复失地,击退日军。朝鲜君臣对此感激不尽。1599年,朝鲜国王宣祖亲自写下“再造藩邦”四个大字,命人摹写后以阳字刻板,悬挂在明军援军统帅邢玠的生祠门楣上,此后历代朝鲜国王每年都派官员前往祭祀。柳梦寅的《朝天录》就创作于壬辰战争结束十年后,对明王朝的感激,兼之传统的慕华思想,使朝鲜民族对明王朝怀有极大的好感。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
,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

  在塑造明王朝理想国形象的同时,柳梦寅多次吟咏出“我愿一死生中夏”等诗句,表现出对中国的向往,这可能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柳梦寅正直而富有个性,在日趋激烈的党派争斗中,他“平生尚友古人,耻与恒人为朋比。东西南北,无一私党”,结果招致各派的排斥和孤立,一生屡遭挫折。就在第三次出访明朝前,他受到权臣李尔瞻一派的弹劾,被迫离职寓居乡野,对朝鲜现实深感失望。另据其《年谱》和《谥状》所述,柳梦寅中年时经历了壬辰战争,亲眼目睹了朝鲜国力的虚弱、百姓的不幸,这使他更加渴望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强大、富裕的国家。另外,在文学方面,柳梦寅主张“言出性情”,擅长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丰富、浓烈的感情,这意味着他敢于并乐于通过诗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效忠清朝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作者:韩梅   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事大党与开化党等反对事大主义的派系对立,而清政府为确保最后一个属国,也在此时加紧对朝鲜的干涉,派袁世凯常驻朝鲜,并对事大党加以扶持,维系事大主义在朝鲜最后的命脉。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6年,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反对事大主义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延续至今。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