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编者按
自本刊创刊以来,对国学概念的各种质疑、释疑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不久前,《文汇报》发表了学者姜义华先生文章《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许多读者就此来信、来稿,发表不同意见。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从中选择了陈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时全文转载姜义华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为例,与传统的集部研究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在治学方式上,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中国的古典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着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出版的一部重要断代诗歌总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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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在学术理念上的重要区别是: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一般人认为,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子部大体属于哲学,但这种分类是比照现代学科分类而作出的,传统学术并未建立对文史哲加以明确区分的框架。对各种学科加以分类,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在学术机构中设立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在学术刊物中区分出综合类、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这是现代学术的显着标志,现代学者的学科意识因而也异常强烈。与这种学科意识相伴随,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是“在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国的思想史”;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史”。所谓“在中国的思想史”、“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学术,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经典,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貌。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这种“在中国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的”研究则隐而不彰,或处于边缘地带。现代学科体制下这种旨在与西方接轨的研究,它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姜义华教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完全没有设立的必要,因为“国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已“名花有主”,“国学”没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读者:“
现今中国‘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理由十足,其实是无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外行话,或者是有意用这种外行话造成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效果。

在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看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社会现实,不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自身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他把古代文学研究视为一种思想的操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过体验操练的过程,不仅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而且带动大众感受古代文学中的精神世界。学者只有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现实生活良性互动,才能构建起健康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态。

  “古代文学领域绝大多数课题从根本上是相通的,文化体系、思维方式、感受与表达方式、艺术表现手段等,都有共
通的基础,在一定层次上实现触类旁通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路成文建议,在研习过程中首先要做到沉潜涵泳以识其大体,再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至于考索以求
真,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科学性的保证,但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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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态度:撇开功利 沉潜阅读

“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曾这样勉励中青年学者。走向成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与西的对峙少了,“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少了,学者们有了更高远的追求。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3.走出象牙塔,开风气之先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当“补课”告一段落,反思随之而来。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比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研究的材料。”在北京大学教授刘勇强看来,80年代文化研究的泛化,使古代文学常常成为其他学科的素材与注脚,“文学”的焦点却有所模糊。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我们刚刚摆脱教条主义,渴望从外面学习新的思想方法,难免会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盲目崇信。但当人们期待的新成果并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们也很快转向反思,回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中。”葛晓音认为,回归传统治学方法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中开疆拓土,努力探索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特色,“随着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青年学者阅读外文文献越来越容易,原来单向的学习变成双向的交流,直到如今形成‘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的理念,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国内学者走向成熟的表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记者 李永杰 )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陶文鹏引用钱锺书先生的这句名言,期待青年学者努力做到中外古今融会贯通。

  路成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生机
勃勃、层次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欣赏其中多姿多彩的若干片段,但中国古代文学又确实太悠久太博大,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产生迷惘、畏难
或无助之感。”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路成文表示,学习古代文学需要有一个撇开功利、沉潜阅读的过程,要全神贯注研读一批基本典籍,用心体悟感兴趣的研究对
象,同时注重文史结合。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古代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最近几年,刘跃进一直在为大众编选普及读物“古代诗词典藏本”,对此感受颇深,“我们推崇《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不仅因为其艺术成就,更因为这些经典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灵魂,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40年来,大众对古代文学兴趣越来越浓、理解越来越深,从30多年前创办的《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到十几年前的《百家讲坛》,再到近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走近大众,传播学术。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2018年4月,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外卖小哥”雷海为沉稳地背出了这两句李商隐的诗,并最终获得总冠军。雷海为火了,作为节目点评嘉宾的康震、王立群等学者也家喻户晓。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近年来,“60后”学者江弱水正尝试以西方现代诗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仿佛借另一个方向打过来的光,来烛照我们传统的诗词,以期发现其中隐含的一些因素、一组联系和一个序列”。“40后”的《文学遗产》原主编陶文鹏对这位后辈的著作《古典诗的现代性》印象深刻:“这部书论证了自南朝文学起,经唐诗里的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已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立论新颖,分析作品细致。”

2.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

20世纪80年代,国门乍开,在国外已经积累了一些时日的各种学术思潮,同时涌入。一时间,人人争谈“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等轮番登场。在众声喧哗中,热了“文化”,冷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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