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典文学 “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流行“回到原典”的口号,主张研读原典。这对于不直接研读原典,而只是跟着他人的解读人云亦云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回到原典”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学术研究需要怀疑,但对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忽视或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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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论语》以及“四书”当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个很大的谬误。但是今人认知普遍如此。自南宋朱熹以来,谬种流传,可谓积非成是。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民国时期,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儒学的批判,替代了对于儒学的解读。在那种背景下,一些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认为,儒学原本是好东西,其中
不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学者,比如董仲舒、郑玄、朱熹等所附加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有可能是当今提出所谓“回到原典”的依据之一。事实上,
儒家经典,若不是经过后世儒学大家的诠释和发明,不仅不能流传至今,而且,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引得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丰
富含义。

《儒家道统说新探》,梁涛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定价:29.00元

1、《论语》不是孔子的着作 ,更不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
后来的学者不断的诠释,而能够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读儒家经典,首先要研
读前辈儒学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和发明。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一鳞半爪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并自以为有所“创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复和“喧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一、儒学的学统是经学

《论语》不是孔子的着作,而是孔子生前与门人,以及门人之间互相对话的言论汇编。此书不是孔子本人的着作,今本《论语》是汉代以后人编纂的。成书时代与孔子生活时代相距数百年。

  今天的学者大都是在对儒学的几近颠倒黑白的解读中成长起来。然而不可否认,即使在民国时期那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学者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诠
释儒学经典,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在解读儒学经典中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过那个时代。

儒学在今日中国,已由学术研究进入儒学创新或儒学重建的时代,创建当下的儒学思想体系,出现当代的董仲舒、朱子、阳明式,已成为儒学研究者的共识。学术界已出现一系列方案,如宪政儒学、公民儒学、生活儒学等,这些都有其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缺乏自身的学术根基,往往是以西方的某种理论来诠释儒学,表现出强烈的“以西释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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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学者抱怨出不了学术大师。问题是,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学术是一代一代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朱熹的学术大师。

我对儒学的重建有深切的关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学界同仁一样,走得也是“以西释中”的路子。但说实话,到底该怎么做,如何去创新、建构?心里是不清楚的,前面的路是模糊的。其实,只要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上的儒学复兴或者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是儒学之学统。历史上每一次儒学创新无不与经学变革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通过经典诠释以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汉书·艺文志》对此讲得很清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在“回到原典”口号的引导下,不少年轻学子开始直接研读儒家经典。那种面对“四书”、“五经”时几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诵读,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为是的解释,构成了“国学热”。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喜是忧,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例如,董仲舒提出其“天人三策”思想体系利用的是“春秋公羊学”。朱熹的理学思想是通过诠释《四书》来完成的,那么,他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还是朱子的思想?其实很难分开,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王阳明穷其一生都在解释《大学》,但他的思想则是来自孟子,是以《孟子》释《大学》,而一旦他对“格物”“致知”做出了新的诠释,就突破了朱熹理本体的思想体系,建构出其心本体的理学思想。戴震的反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人说,他解释的是孟子吗?恐怕更接近荀子吧,实际是“孟皮荀骨”。这些看法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古代思想家的确形成了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也就是说,《论语》乃是孔子与弟子、以及弟子与弟子谈话的语录。该书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观点,不能认为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二、儒家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论语》一书的编撰者,并非一人。《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说认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而汉代的纬书《论语崇爵谶》则说《论语》乃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会撰。近代人夏曾佑则谓:“七十子之俦,汇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传统?如何看待这一传统?它在今天是否仍依然有效?我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样一种思想表达方式一定有其必然性,至于我们是否理解这种必然性或者多大程度上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1998年我到社科院时,参加了姜广辉先生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写作,前前后后十三年,四卷六册终于于前些年出版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儒家经学传统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坚定一点:如果我们今天仍要进行儒学的创新和重建,还是要回到经学中去,回到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上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丢弃了它,儒学的创新恐怕是没有希望的。

据《汉书·艺文志》记,西汉时至少曾流传三种《论语》文本,每种篇数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即:“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

那么,古代儒者是如何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呢?我们不妨以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他把朱子的工作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道统的确立。什么是儒家道统?其特点是什么?第二,儒家经典的选择。儒家经典很多,哪些最能代表或者反映儒家道统?第三,儒家哲学的探讨。重新确立儒家的精神本体,朱子提出了理本体,并对理、气,心、性,已发、未发,格物、致知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或义理之学。第四,经典的具体诠释实践。以其理学思想为依据,对《四书》做哲学化的诠释。这个工作贯穿了朱子的一生,据记载,他去世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诚意”章。朱子一生当然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但他的理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四书》的诠释建构起来的。

“齐论语”据说为子张所传。“鲁论语”据说为思孟一派所传。“古论语”,则可能为卜商子夏所传。三种《论语》传承各有自,重点殊不同。

三、借鉴宋儒的方法,重建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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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或许对当下的儒学建构有所借鉴和助益。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宋儒的做法,分几步去走。首先,什么是儒家道统?朱子的道统说来自韩愈,韩愈有《原道篇》,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认为他所说的道不是佛老之道,而是儒家之道,这个道由尧传给了舜,舜传给了禹,禹又传给了汤,然后由文、武、周公传给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死后,还有荀子,有汉唐儒学,为什么说道统不传了呢?原因就是他把道统看做了仁义,以此为标准,自然把发展了儒家仁义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义及制度建构的荀子、汉唐儒学排除在外了。朱子继承了韩愈的说法,他说如果不理解道统所传是什么内容,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说“轲之死,道不传也”。那么道统所传是什么内容呢?朱子认为,不过是仁义而已矣。所以在道统问题上,朱子与韩愈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对其做了更为形上的阐释而已。那么,韩愈、朱子的看法对不对呢?是不是儒家内部只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在传道统,其他人都违背了或丢掉了儒家道统呢?当然不是的。最近几年的出土文献,使我们看到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孔子、子思不仅影响了以后的孟子,同样也启发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影响上看,他们同样存在联系。所以,朱子“一线单传”的道统观显然是有问题的,后人对其也多有批评。那么,孟荀的分化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仁义、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荀子提出“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性恶论等,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窄化。孟子虽然发展了儒家仁学,但丢掉了或者忽略了儒家礼学,对外在的制度建构重视不够。荀子承继儒家的礼学,但在仁学,性与天道、内在超越方面讲得不够。

汉代儒家区分为今文、古文两大学派,斗争激烈,势同水火。汉武帝支持的董仲舒属于今文学派,倡导的是子夏、荀子一派外儒内法、古为今用的学说。

那么,儒学的道统到底应如何理解呢?一言以蔽之,仁学和礼学。在孔子那里,仁礼之学是一个整体,要谈儒家道统,就要从仁礼之学谈起,将道统仅仅理解为仁义显然是片面的。关于儒家道统的表述,可以采取目前流行的“内圣外王”的说法,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但我要强调的是,今天人们在使用内圣外王一语时,往往将其理解为由内圣而外王,内圣为本、为体,外王为末、为用。但在早期儒学那里,内圣与外王乃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是由内圣到外王,另一方面则是由外王到内圣。这两个方面在孔子那里是并存的,但以后孟子和荀子却只取其一端。由于孟子突出性善,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走的是由内圣而外王。这种思路是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和前提,认为只要统治者良心、不忍人之心发现,孟子所期待的仁政就有可能实现了。荀子的想法与此有所不同,他持性恶论,设想有一个前礼义的状态,由于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去追求,追求就会导致争执,争执会产生混乱。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要再争了,最好确立一个“度量分界”,大家都按度量分界行事,这样社会就会安定了。这个度量分界就是儒家所说的礼义了,而那位振臂一呼的人,就是后人所说的先王了。故荀子走的由外王而内圣的路子,其与近代的契约论倒是有某些相近之处。人性虽然是恶的,但人有理智的能力,可以逐步地制定礼义法度,借助这些礼义法度,人们又可以“化性起伪”,改造先天不好的本性,一点一点走向文明社会。可以看到,孟子的由内圣而外王和荀子的由外王而内圣都是从孔子那里分化出来的,但是各执一端。只有将二者并存,才是完整的儒家道统。所以韩愈、朱子的道统说是不够全面的,需要一种新道统说取代之。

而在西汉后期,反对汉武帝搞大一统的刘姓贵族以及阴谋篡汉的王莽及附庸文人刘向父子则支持古文学派。魏晋以后古文儒学兴盛至于隋唐。齐鲁皆为古文学派大本营。故汉代后期以传习“鲁论语”、“齐论语”者居多。子夏一派的“古论语”,则随同今文学派而式微,后来失传。

第二步是经典的选择。朱熹根据其道统说,选择的是《四书》。朱子认为只有孔、曾、思、孟传道统,所以《四书》实际也就是他们四人的着作,反映的是他们四人的思想。其中,《论语》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大学》是曾子,《中庸》是子思,《孟子》是孟子。但是丰富、灿烂的早期儒学思想怎么可以仅仅用这四部书来代表呢?故根据新道统,需要有“新四书”,即《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论语》不用说,是孔子的思想;《礼记》是七十二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来就出自《礼记》,可将其返回。《孟子》、《荀子》则是先秦儒学两大宗孟子、荀子的作品,只有包含了二者才能算是完整的四书体系。面对孟子或荀子,我们也并不认为孟子或荀子就一定代表了儒家道统。相反,如果以完整的儒家道统为标准,就会发现孟子是有所失,而荀子是有所偏。孟子发展了心性内在的方面,而对礼义外在的方面有所忽略;荀子重视外在的礼义制度,而对心性、超越的方面关注不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丰富的基础性上结合二者的思想,这样才能建构起内外完备的儒家思想。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小书《儒家道统说新探》,扉页上有一段文字:“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此乃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构建儒家的新道统。”我认为编辑很好地掌握了这本书的思想。的确,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基本思路。统合孟荀,包含了诸多问题,如仁学与礼学,性善与性恶,以及天人关系、为学方法等,我在书中有详细论述,不一一展开了。

西汉末期,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主,采择“齐论”,汇纂而成《张侯论语》。这个版本即今本《论语》之由来。

还有,儒家哲学的探讨。宋明儒者对儒家的精神本体做了深入探讨,形成了理本体、心本体、气本体还有性本体等不同的理论体系。今天重新审视先秦儒学,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儒家的天道还是心性,其实都是过程性的,早期儒学是一种过程本体。例如,西方着名汉学家葛瑞汉注意到,儒家常讲“修身养性”,而西方人一般把“性”翻译成Human
Nature,但Nature是一种本质,是不可以改变的,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讲“修身养性”呢?原来中国古人所说的“性”是一种活动、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这种性恰恰是要在后天的活动和实践中展开的。还有儒家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都强调天道动态、活动的一面,反映了早期儒学独特的形上智慧,是我们重建儒家本体论哲学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到东汉后期郑玄以《张侯论语》为底本作《论语注》,遂成为东汉以后《论语》的通行本。

最后是儒家经典,具体讲,是新四书的重新诠释。新四书的诠释不是一种章句之学,不是简单的文字注释就可以了,而是一种哲学诠释学,是以儒家的本体论哲学为依据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故也包含“《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情况。不过宋儒的这种诠释方法今天是否依然适用,不是没有争议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就与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理由是古人的学术规范不够严格,故“《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倒也无妨。可在今天的学术规范下,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了。明明是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是古人的呢?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扭曲了古人的思想,二是限制了自己思想的表达。刘笑敢教授的说法当然有意义,使我们对文本的“意谓”和“蕴谓”有一个自觉,即哪些是文本已有的,哪些是其蕴涵而被我们进一步发挥的。但是刘教授的担心则是不必要的。经典的意义是一个无尽藏。不是说被前人注释过了,其意义就被穷尽了。真正好的诠释恰恰是将经典中被遮蔽的意义呈现出来。另外,西方有“重建调适的诠释学”之说,意为诠释的目的不只是要证明古代经典中已明确表达或包含了的某种思想,而是要证明它有朝此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通过确立基本的诠释原则,是可以对《六经》之意和我注《六经》做出区分,避免刘笑敢教授所担心的情况的。

孔子生前的代表作是他亲手编订并向弟子传授的“五经”体系,即:——《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因此,正如当年宋儒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六经,借鉴佛老形上思维,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完成儒学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也应借鉴宋儒的方法,重新出入西学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统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什么是“六经注我”?“六经”的价值、意义注入到“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什么是“我注六经”?“我”的时代感受,“我”的生命关怀,“我”的问题意识又被带入到“六经”中,是谓“我注六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是一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此精神、自由之历史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也是新四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孔子生平“述而不作”,以“五经”学术传授弟子。“五经”学术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学术及道统的代表作。

2、四书与《五经》的意义不能并列

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也都不是孔子之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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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与《五经》的意义完全不能并列。《五经》传授可以溯源到孔子以及先秦。而《四书》之成编,则是南宋时期由朱熹所编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摘自汉代以后出现的《礼记》,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着作。

(按孔子门下有两个子思,一位是原宪字子思,一个是曾参弟子、孔子嫡孙孔伋字子思。出自哪个子思历代也有异说。)

《论语》、《孟子》也都是汉代以后人所编撰之书,皆不能列于先秦之儒家经典。可信之先秦儒家经典只有《五经》体系。

韩非子说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思孟学派,只是八家中之一而已。

孟轲在汉唐时代并不具有与孔子并列的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仅仅是孔子之道,而绝对不是孔孟之道。

孟子的抬头始于晚唐的韩愈。韩愈着《原道》,祖述儒家道统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一道统南宋得到朱熹的弘扬,据此而编着《四书》。但是孟子正式被朝廷封为”亚圣”而得以与孔子并列,则在明嘉靖九年。此时,距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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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孟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一位平民思想家。也就是说:所谓“孔孟之道”,从来不曾流传2000多年,其形成以及存在,至今也不过4—5百年而已。

3、儒家历史的重新分期

孔子死后,弟子散诸四方而传其学。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荀子则着文批评“十二子”,特别批评同属儒家的子思、孟轲。

实际孔子身后儒学脉络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大概有三派:鲁阙里之学、魏西河之学以及晚出的齐稷下之学。

齐国贵族田常曾与孔子交往,好儒术。其专政齐国后,重用孔子弟子子贡、颜涿聚、宰我等。田氏篡齐后,至后齐桓公乃造学宫兴起稷下之学。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主席、祭酒,因而形成讲述“五经”的齐鲁派儒学。到汉初通过贾谊、晁错、董仲舒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

我认为,在孔子身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可分为以下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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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是子夏西河传经,到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再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这一阶段的儒学主流是今文派儒学。

第二期是西汉后期特别是王莽时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而倡导兴起的古文儒学,直到唐初唐太宗编订《五经正义》,综合南北,杂糅今古文两派学术,是以古文派为儒学主流的时期。

第三期则始自晚唐韩愈着《原道》开始提倡孟子,将孟子作为孔子的嫡系传人。此论在南宋为朱熹所弘扬而编撰《四书》取代《五经》。至明、清此论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遂以《四书》为主题而立八股取士制度,于是形成以《四书》为主体的所谓“孔孟之道”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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