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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读书札记:钱穆先生这样讲中国文学史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

谈到这部《中国文学史》,北大教授陈平原说,这并非专业的文学史着作,是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是课堂实录,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大学是怎么讲中国文学的。“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是值得用文字形式重现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读者面前的”,“这也是一部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个假想敌——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历史学者马勇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他认同陈平原关于此书是论辩之书的看法,觉得这样的个人化写史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其特别的意义。学者解玺璋则注意到钱穆在《中国文学史》中并非对文学本身进行道德评判,“只做文学价值上的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这个看手的比方打得亲切。文学史研究现在是越做越细微了,培养学生也往往以“细功夫”为主,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大功夫”甚少有人着手,未免失之于偏,弄不好很可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只见叶脉而不见其树——只见到文学史上的某一小片段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研究一个很小的小问题,而完全不管那周围的大问题。

据叶龙在活动现场透露,他手中还有钱穆的文化史稿课程的讲稿尚未整理,此后找出并整理完毕后有望出版。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其深意其在此乎。

以中国历史研究见长的钱穆1949年到香港与唐君毅等人创办新亚书院,此后在新亚书院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但课程讲稿并未成书。1953年起就读新亚书院的叶龙因是浙江人,听得懂钱穆的无锡话,又学过速记,所以仔细地将钱穆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记录下来,这份笔记曾被钱穆查阅并获好评。时隔大半个世纪,2014年,87岁的叶龙对这份笔记进行誊写、校订、整理,同时陆续在媒体上连载,这便是这本钱穆讲述的《中国文学史》的由来。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保留了钱穆授课时的口语表达,不乏充满个人色彩的对中国文学史的独到见地。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本报讯由国学大师钱穆讲述、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已由华夏盛轩图书公司策划、天地出版社出版。日前,题为“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史》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年至耄耋的历史、哲学学者叶龙专程来京参与这次活动,陈平原、马勇、解玺璋等出席发布会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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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这里所说的“有人”是指鲁迅,“祖师”的提法见于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此前在讲起贾谊文章的时候,钱先生曾指名道姓地具体引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意见;此后讲《史记》时又一次征引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详见第148页)。钱先生很少征引当代学者的看法,鲁迅是一个例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两位的思想、立场、文风都大不相同,而在某些文学史问题上却英雄所见略同如此。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刘悠扬)

最近《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学何时自觉的问题,钱穆先生六十年前的见解很足以供我们学习和思考。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共相”是共同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实倒也未尝不可。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先生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讲述太简单,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凡三十一篇,长的甚长,短的很短,而且中间跳跃得很厉害,例如关于中古文学,第十七篇讲建安文学,接下有两篇是《文章的体类》和《昭明文选》,而到第二十篇就开始来讲唐诗,整个魏晋南北朝就那么一笔带过了。宋代只讲词不讲诗。小说戏剧都谈得非常简单,他自己就检讨说“讲诗、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如此等等。当今的文学史教师恐怕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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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而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  全书32篇: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到了《古诗十九首》仍是诗言志,但此时总算已由政治性转变而为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了,但并不求人了解,也没有希望“立言立德”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也就是说,东汉末年已达到文学成熟期,即从此有了纯文学,也有了纯文学家。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钱先生的精辟见解甚多,再略钞两则以便共赏——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自建安时期起,就有曹丕等人出现,彼等欲以文学传后世以“立言”,可说是中国文学开始觉醒的时代。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作用。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观看手有两种方法,一是仔细的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个手。不能说只能由小处着手,当然用细功夫也是可以,但大功夫也是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其中发挥道: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先生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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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几十年来,有要做专门学问的偏见,只重钻牛角尖的小功夫,却忽略了大的。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局发挥道: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第二,钱先生研究学问包括文学史,主张兼顾宏观与微观,尤重宏观,他说:

**  新考证: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直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先生着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着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在。

  翻看《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能发现,钱穆虽然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讲下来,但某些章节的“厚此薄彼”,明显透露出他的倾向性。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中国文学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48.00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特别是曹丕发表《典论·论文》以后。魏后有两晋,再下去是宋、齐、梁、陈,此时期之政治虽黑暗,文学却极昌盛,此时期之宗教、艺术、音乐均达到极伟大之成就。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第三,本书中多有关于文学史若干个案的精辟见解,足以发人深省。这样的碎金片段很多,例如书中说起曹操的文章道——

**  新见解:

**  精点评: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中国文学史》,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叶龙笑言。

**  新创识: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  大视野: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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