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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钱穆眼里的中国文学史

2015/08/15 | 凌越| 阅读次数:2572| 收藏本文

摘要: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着作等身,然而论及文学的文字却极少,新近出版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可谓拾遗补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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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学界悄然开展。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无疑是其间最大的惊喜。在钱穆逝世25年之后,还有他的“新着”面世,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原来,此书是由钱穆的学生叶龙,将其1955年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所做的“中国文学史”课堂笔记整理而成。书中的内容曾于2014年在媒体上连载,引起诸多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成为一时的文化事件,而此次出版则意义更为重大。

由于本书是依据钱穆课堂讲授整理而来,保留了口头语言的特点,理解起来要比钱先生的一般着述更为容易。课堂讲课总有兴之所至的时候,钱穆自己又不可能做最后的“修订”,许多即席的发挥就更能窥见钱穆的性情和才学。

比如在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中,钱穆说:“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单看这句话有点突兀,要是钱穆自己写文章,这看起来似乎有漏洞的句子,大概是不容易见到的。但是这貌似突兀的观点又非常有意思,在一般人印象中,钱穆自然是提倡“文以载道”的通儒,怎会对“没有内容,没有思想”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呢?

实际上,它透露出钱穆高超的文学审美直觉,这句话是钱穆在一大段介绍《昭明文选》的文字之后说的,钱穆对其评价非常高,所谓“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昭明文选》是中国上古文学极重要选本,选入包括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之诗文作品,共有130位作家。但是并没有选周公、孔子之经文,因为“不能任意裁剪删节,有伤原来面貌”;老、庄、管、孟之文,由于诸子重立意而非重文,所以也没有选;记言和记事分属历史而非文学,也不选入。

对于《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钱穆是颇为欣赏的,在他看来“这是文学开始觉醒与独立的时代”。钱穆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其着述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范畴的在他五十四册的全集中只有《中国文学论丛》一册而已,但他对于文学的重视与理解力,绝不是着述数量的比例能够反映出来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钱穆渊博的知识没有成为其文学审美的障碍。(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其他老派学者掉书袋式的文学批评,就可知道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他的意识中,仍然是把文学之纯或者说微妙的审美视为文学的关键,对此钱穆在第十八篇《文章的体类》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境界。”

这段话简直就是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版,这个观点出自以儒家思想安身立命的钱穆,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并由此更增添了几分钦佩之心。和文学本身的复杂一样,钱穆对文学的品评也是极微妙的,甚至乍看其某些观点似乎有自相矛盾处,而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钱穆对于文学审美精微的把握。

在钱穆看来,“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随后他又补上:“文学又是时代的。”然而,“最高的文学又是不求人解的”。所有这些观点,在某个特定语境中都是正确的,而如何正确地使用,又在于批评者内在的领悟力和理解力。那么,当我们看到钱穆从道德上轻视汉赋,认为“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初唐诗人沈期与宋之问也难以入钱穆的法眼,因为“他们人格差,在武则天时代作应制诗而已”。而在评价比较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几位诗人的优劣时,人生实用的一面似又占了上风:“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请注意“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这句,在钱穆看来,最好的文学家当是在最好的哲学家之上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可惜翻遍全部讲稿,没见到钱穆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阐述。这大约就是讲稿的特点,讲到精彩处经常有出人意表的观点,但又不似写作那样,可以把这个观点稳妥地固定下来,仔细经营,用缜密的论据给予这观点以说服力。

钱穆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1962年为自己首部有关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撰写序言时就写得清楚:“讲演究和着作不同,有许多意见,我自知非精密发挥,不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这已经是在钱穆可以修订自己的演讲稿,甚至有两篇“是我舍弃原记录稿而径自另写的”前提下的阐述了。

类似的虽未经“精密发挥”,但却很有意味的观点,在叶龙整理的钱穆版文学史里至少还有:“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位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这当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可惜钱穆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可能的两篇精彩的论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

从对整个文学大势的把握来看,钱穆版文学史是比较中正的,钱穆所激赏的屈原、司马迁、曹操、杜甫、韩愈、欧阳修、关汉卿,以至于桐城派古文和《水浒传》,现在基本已是公认的经典。

关于对曹操文学地位的肯定,整理者叶龙认为是钱穆在近代首先发现其重要性的,这引来南大学者莫砺锋教授的不同意见,认为鲁迅早在1927年就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了,在书跋中,叶龙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证明钱穆在1922年就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讲课中,充分肯定了曹操的价值。

这本文学史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观点的猎奇,而在于钱穆本身是一位学识极渊博的通儒,他在讲述那些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时,也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独到的视角。

比如在讲《离骚》时,钱穆指出由于司马迁不识历史地理,认为《楚辞·渔父》里的“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而钱穆则认为,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所以,屈原做《楚辞·渔父》时正居于湖北,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像这样的辨析实在非学识极渊博者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说对于曹操的肯定现在已是共识,那么钱穆对于曹丕和曹植的比较则显出其眼光的特异之处。一般的文学史通常是表彰曹植而贬抑曹丕的,但钱穆力排众议,盛赞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对曹丕所作《典论·论文》推崇备至,认为其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曹丕才是真正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前人褒曹植而贬曹丕,是因为刘勰所说的“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更看重他的文学地位。这些意见都是不流俗的,这些不流俗的观点汇聚起来,才可能成就一部个人化的不人云亦云的文学史。

而钱穆最不流俗的看法,则是对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态度,在《中国文学论丛》的再序中,钱穆对此有直率的阐述:

“然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余虽酷嗜不衰,然亦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

然而时髦的文学观念往往又是易逝的,今天至少在学界对于新文学运动已经不再是众口一词的赞颂,相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负面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反省,这时再来看钱穆几十年前所独自坚持的观念,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是令人兴奋的事,但通览全书之后,和钱穆全集中仅有的论文学的《中国文学论丛》比较来看,前者的价值到底不如后者。《中国文学论丛》的前身是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收录钱穆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稿16篇,这些虽然也是演讲稿,但是都经过钱穆自己仔细修订,甚至有两篇是丢开原讲稿重新写过的。198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14篇,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出版。

叶龙整理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中有意思的观点,在《中国文学论丛》的相关篇目中多半有更细致缜密的阐发。而后者中几篇极厚重的文章,叶龙整理版文学史则没有涉及。全书中最精彩的两篇文章,我以为是《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和《谈诗》,前者展示了钱穆全面而精深的学术功底,其考据功力一般学者根本难以望其项背。《谈诗》一文则将钱穆版文学史讲稿中已经流露出的偏于形式方面的审美趣味,做了进一步发挥。在这方面,近代大概只有顾随讲诗词的讲稿可以和其一争高下,顾随讲诗也许要比钱穆更敏感,而钱穆的批评视野则肯定比顾随更为开阔。

从装帧看,三联版的《中国文学论丛》相较而言更朴素舒服一些,钱穆版文学史封面在我看来有两句多余的话——“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以及“钱穆首讲文学史”。以我们对钱穆平实、扎实的学风的了解,我想如果钱穆健在的话,他断不会允许这两句充满商业营销风格的话上他的书的封面,或许连文字和观点他也会一改再改,不做“精密的发挥”,他大概不会将那些尚存漏洞的观点公之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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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中国文学史》 钱 穆 讲述 叶 龙 整理 天地出版社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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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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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钱穆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史学巨擘,其《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及《朱子新学案》等代表作均名动一时,然而遍观其一生着述80余部,逾1700万言,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外,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如今,这一憾事得到弥补。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中国文学史》讲稿的由来

**  全书32篇: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在香港九龙为新亚书院校务奔忙之余,每个学年坚持开设几门公共课。以目前公布的笔记手稿体量来看,其中尤以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篇幅最长。以此推算,二门课程安排课时较长,钱先生备课投入精力较大,可见先生教学思想之考量。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在新亚书院,他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另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所幸,钱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因其“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曾多次得到钱先生的肯定。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这些笔记在叶龙的箱底尘封了60年,他“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于是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在连载时,引起多位国内知名人文学者的热议和争论。同时也引起了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的关注,他们迅速联系到了叶先生,双方一拍即合。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钱先生平生治学从不以“门户”束缚自己的研究思路,甚至不愿被归属于“新儒家”,当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时,人们会以怎样的目光来看待这本带有讲授者与记录者温度的讲稿呢?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钱穆先生的“根底”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这本《中国文学史》讲稿自《诗经》讲起,至《水浒传》《红楼梦》,还延伸至林琴南译着小说与《域外小说集》等,可以看作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看法,弥足珍贵。同时这是一本很见讲师真性情的讲稿。如果将钱先生早年受业所读之书与此次文学史讲稿中提到的书目做一对照,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讲稿根本就是钱先生中国传统人文学养的“根底”。

**  新见解:

今天的读者大都没有私塾就学的经历,然而通读这本讲稿,就能对私塾、书院等私人讲学的风气,有所感悟。不难想象,在他的课堂上,文学与历史、思想与政治、传统与现实的高下,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身份转换,均随先生思路的跳跃而随脚出入,还有与西方文学特征的比较,每讲一节往往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自然而发,并不时有对听众之勉励与激发。学生此中收获,比之严肃刻板、按部就班之今日文学史教科书,自然更多。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这部文学史讲稿最初引起笔者注意的,便是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政治性的把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特征,钱先生认为,一是不脱政治,以《诗经》三百篇而言,雅、颂为宗庙朝廷讽语,“风”虽采自民间,但采得后必经润饰而成讽喻,也作为政治用途,所谓“民间文学”也有了政治指向。《离骚》看似纯文学,却是“为了政治失意而作,故亦具有政治性”。另一重要特征便是“文章同史”,钱先生认为太史公之《史记》,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关于“文学与历史是否合流”的问题:“《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文学性往往真正实现于史书之中,故谈论“中国文学史”应该看到它的独特面貌。但绝对以政治来考量中国文学的成色,或以历史作为文学的终身“伴侣”则又失之简单。当人情、风俗、社会形态,或思想、观念、信仰等随时代而变迁时,文学史注定将走向新的篇章。钱先生将此种情形比作“唐人爱用五彩,宋人则喜用素色简色;唐代用彩画,宋则用淡墨,风格自各有不同”。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读者不难注意到,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特别注意文学的“体”。这诚然是由于载体性质对中国古代文学走向的影响极大,但更重要的是,钱先生试图以此来探寻“中国文学史”的流变,并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宗”。从宏观层面说,钱先生认为,儒、道、墨、名诸子皆尽含有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加之“文章同史”,故文学实在是中国文化传承有序的主要载体。从单一的“文体”层面来看,散文与韵文是我们探寻中国古代文学体裁流变的两条主要线索,即如韵文的《诗经》与散文体的《尚书》,两者是并重的。从功能上来说,文章的体类有言志、说理、记事和抒情四种。中国韵文的演进是由诗而辞,而赋,而曲,进而到现在的京剧。细察钱先生这部讲稿,从微观角度梳理中国文学的“体”,固然是通过考察文学体裁来促成人们对文学及其内涵流变的把握,但不能不注意讲稿中的这番话:“普通我们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词在宋代特盛,超越了唐代。今人认为文学是进化的,所谓新文学出,旧文学告退,这是不对的。到了宋代,诗仍是存在的,不过多了词,只可以说,支派加多了。”这话指向的,自然是当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激进。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中国文学史》讲稿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过于对建安文学的高度褒扬,认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先生评价文学,标准唯在其生命力。他认为献帝以前,中国文学中如《诗经》、诸子与《离骚》等,“其文学之表达均无独立观念与自觉性”,直到曹操父子开始,才建立起新文学。钱先生尤其激赏曹操及曹丕父子当时虽在政治上已跃升为领袖,但其笔下作品“仍出于私人情怀”,继承了《古诗十九首》在文学中表露出人生独立观念。钱先生对曹丕于文学史层面之评价更高,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文章之技巧,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实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文学讲求生命力与气韵魂魄,正与钱先生之标准契合。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纵观钱先生这部讲稿,其学识、人生态度、对现实之困惑尽皆其中,可谓一部有真性情、有独立判断之“中国文学史”。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愈了解愈真实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钱先生的文学史讲稿推崇韩愈,其原因除开其发起古文运动,主要因其提出“尊重师道”。结合钱先生早年受业与自学的个人经历,“师道”除去对传统的继承,更是技术性问题,是实现先生以文化问题之解决达到民族国家其他问题之解决的主要途径。基于此,他曾言:“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  新考证:

其中“培养通才”与我们今天所谓“通识教育理念”极为相近。这就解释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沧海桑田之时,钱先生何以选择在港岛这片旧文明与新文明短兵相接之地,面对一众来自内地的流亡学生和南洋侨生,缓缓展开他的“文学史”“经济史”备课卡片。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进一步讲,钱先生的“通识课程”在当时确是有针对性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中“明清古文”一节说:“五四提倡白话文后,再无文学可讲,大学只是讲语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据,大学里就没有文学了。在文学系里听的只是语言、文字与考据而已。三十年来至今,已危险了,致使今日青年已无国文根基。”“根基问题”带来的传统之断裂,对自己文化的陌生与迷失,无疑是钱先生长期揪心之问题,“新亚”的初衷莫过于此。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笔者都曾经深恐后世研究成果愈多,其真实的性格因遮蔽而愈显模糊,但对于钱穆先生,重温其平生事功,却感觉无比真实。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中国文学史》,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叶龙笑言。

**  新创识: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能发现,钱穆虽然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讲下来,但某些章节的“厚此薄彼”,明显透露出他的倾向性。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  精点评:

  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  大视野:

  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刘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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