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杨海明(1942一),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词学研究工作,共出版词学专著9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唐宋词史》曾经获得国家教育部二等奖和“夏承寿词学奖”一等奖。《唐宋词风格论》和《唐宋词史》曾被全文翻译成韩文由韩国新雅社出版,((唐宋词史》等4部专著由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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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王晓骊(1970一),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国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作者:牟春语 冀马超 陈旭健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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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访谈时地:2005年7月苏州大学文学院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王晓骊:杨教授,您从事词学研究已经有20余年了。在这20多年里,您笔拼不辍,硕果累累,在海内外词学界都有一定影响。您是如何走上词学研究之路的?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杨海明:我的学术历程是从阅读兴趣的培养开始的。我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唐宋词,龙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就是我那时经常捧读的两本书。可以说,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浓厚兴趣,成为了我后来从事词学研究的内在动力。但是,真正踏上治学之路,要从1978年我考上唐圭璋先生的研究生算起。唐老是词学文献专家,非常重视基础之学,他让我以张炎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特别希望我能考证出张炎的家世,搞清这一学术界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对当时的我确是个难题,因为唐老并没有手把手地告诉我考证的方法和步骤。我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学者,就必须具有自我学习的能力。在当时词学界,考据方面的专家除了唐老之外,还有夏承蠢先生。我就通过仔细研读他们的考证论文,来学习他们的方法,进而对张炎家世进行考证:首先是大量搜集和占有资料。关于张炎的文献记载并不多,为此我尽可能多地搜罗这方面的材料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对资料进行归类比照,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然后紧紧抓住这些线索,依据文献学的诸种方法进行细密的考证。通过这些努力,我相当顺利地考证出了张炎的家世。唐老非常高兴,即把我的研究成果推荐给《文学遗产》发表。嗣后,我又循着这一路数,相继对王沂孙、蒋捷等词人的家世或生平作了考证。经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初步尝到了考证的甜头,认识到考证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就要知人论世,只有弄清了作家的生平、交游、家世等基本问题,才能对他们的思想情感有更为清晰和更为透彻的把握。比如同为遗民词人,张炎词中的家国之恨与王沂孙、周密等人相比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以前并不了解,所以总有隔雾看花之憾。而在搞清其祖父张濡误杀元使、元军进城后张氏家族因此遭灭顶之灾的家世之后,对其词中挥之不去的黍离之悲和身世之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王晓骊:可您此后的研究重心并不在考证上,而是转移到了风格研究、词史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研究等较为宏观的方面。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您研究方向的转移呢?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杨海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基本改变了研究方向。原因大致有三方面:首先是兴趣。我个人的学术兴趣主要还是在词人词作的评论和赏析上,相比于对某一具体细节的考订,我更有兴趣去探索一些宏观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考证只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而不是终点。其次是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从主观上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全能型的通才,但事实上,一般人是很难达到这一高度的。因此,对自己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位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集中精力,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获得学术创新和形成学术个性。而我的优势似乎在于感悟,因此我就集中精力去体味词中所蕴涵的人生意蕴和优质美感,并希望以我为中介,把它们推介给今天的读者。最后一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出于对词学研究终极目的的思考。我认为词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有益于人和有补于世。所谓有益于人,就是对读者的人生产生正面影响,有助于他们的怡情悦志和修身养性,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所谓有补于世,则指对当代的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唐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之一,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把这一艺术精品推荐给今天的人们,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吸纳其中的精华,从而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代社会有所裨益,这才是词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其实,有些词学前辈早已注意到一了这一问题。比如夏承煮先生虽是词学考证方面的大家,但实际上他并不满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企盼“益世”的热忱,“无补于世”的痛苦曾使他陷入仿徨和迷茫之中,有时甚至想要放弃“为死人作起居注”的工作,所以直到晚年夏先生都一直在努力地思索和尝试着如何革新词学研究的问题。前辈学者的这些思索对我触动很大,使我认识到学术活动不应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而应面向广大读者,应与时代、与社会紧密相连。基于以上原因,我最终走上了一条与唐老治学道路有所不同的学术之路。不过相比于钟振振、王兆鹏、刘尊明诸同门之秉承先师治学精神,致力于词学基础工作的研究,我也常有惭愧之感。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王晓骊:不管是从风格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宏观研究实际上难度都是很大的,但您的著作却给人既扎实又宏通的感觉,您能具体谈一谈您的研究方法吗?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杨海明:说到“扎实”,很不敢当;“宏通”也只是努力想做到而已。在这方面,我的方法就是力图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例如,我除对全部唐宋词作过多次泛读之外,特别曾对其中的名家和名篇下过一些工夫,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文本基础和阅读心得。我先对唐宋时期的一些重要词人(如李煌、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作个案研究,逐一进行“解剖”,以求微观的把握。我认为词学研究的对象是词人和词作,尤其是重要的作家和传世之名作,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以及对词人心灵世界的解读则是研究的基础。这就像造房子要排墙脚一样,如若没有这一微观研究的基础,所谓宏观把握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但如果只停留于个案研究,那就难免琐碎和片面。所以第二步就是对唐宋词进行“穿透”性的研究,从中梳理出若干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为纲,架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上述两者又是相互结合、反复进行的双向活动,即由“微观”不断上升到“宏观”,又从“宏观”不断返视“微观”。通过这样的反复研究,才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宏观性思路。这些思路贯穿于我的四部专著中:如《唐宋词风格论》以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及其变革为主线,论述了唐宋词风格的形成与擅变;《唐宋词史》以“心绪文学”、“伤感文学”和“南方文学”来概括唐宋词的主体特色,并以“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两股思潮的交互与碰撞来展开词史的历程;《唐宋词美学》则总结出唐宋词“以艳为美”、“以富为美”、“以柔为美”和“以悲为美”等几大审美特征;《唐宋词与人生》又以“人生”为切人点来读词论词,进而探究词中贮存的丰厚的人生意蕴和发掘唐宋词的“活性效应”。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王晓骊:唐宋词是一个并不很宽广的研究领域,很多人都觉得难于创新,而您却总是能不断地找到新课题,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杨海明:这也谈不上什么诀窍。我觉得词学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有问题意识,勤于思考,善于不断地寻找新的问题,否则学术生命就会停滞不前。就像你说的,唐宋词这一研究领域并不算宽阔,近二十年来也没有太多惊人的新材料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唐宋词的研究已经穷尽。只要唐宋词依旧有读者,依旧有生命力,对它的研究就有必要进行下去。只不过相比于其它学术研究,词学研究似乎更需要精耕细作,深入发掘。那么如何深入发掘、如何寻找新的问题呢?我认为无非是要抓住三个环节:读书、思考和写作,其中尤其重要的则是思考。很多人以为书读得越多,学问自然就做得越深,其实未必。读书也存在误区,一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国”,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是却被淹没在他人的观点里,反而丢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二是不重视基本作品和基本材料,漫无边际地读书。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家和作品,而作家之所以成名又有赖于他们的作品,因此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领悟和解读就应是文学研究的中心环节。而且,每个人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也不可能无限制地读很多书。我认为正确的读书方法(也是研究方法)应该是紧紧抓住作品本身和基本的典籍资料去读透它们、用活它们,从看似平常的作品和材料中寻找新线索,发掘新感悟。所以说读书只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而思考这才是研究能有所创新的关键。我的研究生经常向我抱怨找不到创新点,我对他们说,新观点、新视角来自于新感悟,没有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为学态度:撇开功利 沉潜阅读

这里我还想从我自身的学术经历强调一点,那就是开掘新课题不仅要重视新材料和新方法,更要善于从常见的材料中触发新的感悟和寻找新的线索。即以考证为例,在做《张炎词研究》的时候,我曾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搜寻材料,来考证张炎家族中两个关键性人物张滋和张俊的关系。后来经段熙仲先生指点,却在极为常见的《渭南文集》中找到了更为直接和更为有力的证据。我由此获得了一个教训,即不要忽视身边的常见的材料,其中往往蕴藏着某些有用的信息。记得古代有位比丘尼写过一首名为《悟道》的禅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鹤林玉露》丙编卷六)春色不在他处,就在身边;佛性不在身外,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这首诗讲的虽然是禅学道理,却也适用于学术研究。只要勤于思考,善于感悟,对于唐宋词的研究就不仅不会枯竭,反而还会有更具创新性也更为深入的成果出现。

  路成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生机
勃勃、层次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欣赏其中多姿多彩的若干片段,但中国古代文学又确实太悠久太博大,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产生迷惘、畏难
或无助之感。”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路成文表示,学习古代文学需要有一个撇开功利、沉潜阅读的过程,要全神贯注研读一批基本典籍,用心体悟感兴趣的研究对
象,同时注重文史结合。

王晓骊:您的论著有着相当明显的个人风格,有一位评论者甚至声称即使不看著者之名,也能辫认出您的学术论著。您能总结一下您在词学研究方面的个性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化特色吗?

  “古代文学领域绝大多数课题从根本上是相通的,文化体系、思维方式、感受与表达方式、艺术表现手段等,都有共
通的基础,在一定层次上实现触类旁通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路成文建议,在研习过程中首先要做到沉潜涵泳以识其大体,再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至于考索以求
真,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科学性的保证,但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

杨海明:说有“个人风格”,那就更加愧不敢当。但我个人从事词学研究有两点做的比较自觉:一是比较重视自我领悟,并以此作为起点不断开掘新的课题。我一向把自我领悟视为学术研究的生命,不管是基础性的作品赏析还是宏观的规律性的总结,都必须基于自我感悟之上。我读词,一般都不急着去看别人的赏析或评论,因为这样容易走人人云亦云的误区。而是从自己的审美感受和人生经历出发,品赏其独特之滋味。比如我读晏殊的((院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以后觉得,其中蕴藏着对“渐变”的深刻感悟,具有深厚的理性内容,而不像以前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贵族文人的“闲愁”。这些感悟,虽然不一定正确和准确,但却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样,是属于自己的真切、鲜活的感受,它们往往构成为下一步研究的良好起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记者 李永杰 )

二是注重唐宋词的“活性效应”。“五四”时期,胡适先生曾把古代文学遗产划分为“死了的文学”和“活的文学”两大类,我认为其言至今还有借鉴意义。唐宋词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它的艺术魅力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以我的研究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力图背靠遗产,面向当代。简单地说,就是要将“遗产”中的活力释放出来,使词学研究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与当代读者的人生结合起来。

王晓骊:在学术语言上,您的著作和论文也有着鲜明的特点,经常给人自由轻松的阅读感受,不像有些枯燥艰涩的学术著作那样让人望而生畏。这应该也是您学术研究的一种个性特色吧?

杨海明:是的。唐宋词本是一种“美文”,基于此点,我们的词学研究就应尽可能地保留这种美,并将这种美传递给今天的读者。过于深奥艰涩的语言不利于大众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反而会把唐宋词中那些本来可以沁人心脾的美感淹没掉。当然,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也由于研究者的个性有所差异,因此绝不能要求所有的词学论文(尤其是考证性的)都写得“自由轻松”。但我个人则倾向于将学术文章写得尽可能自由轻松、富有情趣一些,既要有理论的深度,又要有一定的可读性,雅俗共赏、浅中见深,这乃是我所向往的学术境界。

王晓骊:在这20多年的学术历程中,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杨海明:我的体会有两点:第一,兴趣是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搞学术研究十分艰苦,需要耐得住寂寞和能吃苦。但如果只有毅力,而没有兴趣,或者纯粹为了外在的功利性的目的去搞研究,那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导师。以前的学者,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和中年时代,做学问、搞研究基本上都是出于兴趣。那时虽然生活比较清贫,写文章、出书也没有太多的奖励,但是因为有自我兴趣的支持,故而原本艰辛的学术之路也就充满了快乐。所以那个时候,我出了不少成果。而至今天,学术研究开始异化,有所谓的量化指标逼着学者去写论文、出书,反倒让人失去了兴趣,也就失去了做学问的快乐。这真是一大遗憾。

第二,我认为以贴近普通读者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反而往往能获得学术研究的当代生命力。我不喜欢做纯粹的学究式的研究,我自己本身基本只是一个热爱唐宋词的读者,故我对词的研究就是建立在作为普通读者的感悟之基础上的。我的论著和论文都只是写自己的真实感悟,我所关注的问题也大多数都比较贴近普通读者、贴近现实人生。这或许也是它们获得某些读者之认可的重要原因吧。我认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唐宋词的魅力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唐宋词所贮存的人生意蕴能给予读者以精神滋养,二是唐宋词的优质美感仍给予今天的读者以艺术的熏陶和审美的享受,而第一点尤为重要。唐宋至今虽然隔了一千多年,但是今人和古人在心理结构上仍是一脉相承的,在人生境遇上也很有相似之处,故而唐宋词中的生命意识、忧患意识以及爱情意识仍然会激起今人的共鸣,激活他们的情思。如果唐宋词研究能够从这些方面人手,深入挖掘词中贮存的人生意蕴,并以之来沟通古之词人与今之读者的心灵,就能使词学研究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帮助当代读者从词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养料,使这一份优秀的文学遗产真正地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所以近年来我努力地从这方面人手展开词学研究,也以此为题在一些高校作过学术讲演,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证明,只要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唐宋词研究就能有所裨益于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

王晓骊:那么您时于今后词学研究的开展有什么个人建议?

杨海明:我认为词学研究的发展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加强基础研究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前辈学者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是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并有很多新的课题等待我们进行研究。今天的学者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后出而转精。二是重视唐宋词研究的人文科学性质,发掘其艺术魅力、释放其作为“活的文学”的当代生命力,对唐宋词进行切合时代的新的阐释和研究。环顾现状,今人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优裕、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生活却在不断地萎缩、不断地枯竭。唐宋词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还包含着词人对真情、对苦难的体味,包含着他们对生命的珍惜之情。因此,如何在今天人文精神有所缺失的情况下,以自己的研究为桥梁,把古人的人生智慧推介给当代的年轻人,使他们获得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滋养,是研究者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多课题可以去开拓。就我本人而言,年龄老化,精力和兴趣也已大为衰减,故而愈加期盼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在_L述两方面作出更大和更新的成绩。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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