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典文学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名片成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礼节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名片成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礼节



   
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均有意义,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代的名片。

清朝道光年间,杭州发生一件官司。

   
名片,古称谒、名剌、名贴、手本等,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如果细细区分,早期的名剌、名帖等,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柬”,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清人说,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的,明清以后才开始“刻木印之耳。”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盖到特定的纸张上,已经非常方便了。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因为官方对于互相“请托”,走门子,找关系进行控制,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10月版,第259-260页。)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例如《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剌,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这里的“剌”,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汉以后始改用纸。清人赵翼曾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剌,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剌。”(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0,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7页。)《汉书》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郦手中拿的“谒”,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上写主人的姓名、籍贯、官职等,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当地有一个地主,姓赵。赵地主家里有钱,又热爱交际,与杭州知府关系很好,来往颇勤。一次,赵地主家里的轿夫,向他讨要工钱。或许是讨要工钱的态度有些强硬,或许是讨要工钱时有外人在场,总之让赵地主感觉丢了脸,面子上挂不住。

   
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明代名片已经风行,也讲究等级,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如,同治6年(1867年)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陈将下人喊来查问,回报说: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衣服弊陋”,要来求见,找他要名片,又没有,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说姓名。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就是进不了门。见面后,吴又向陈解释,“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访,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不令随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2,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21-22页。)这里,老友前来拜会,门人不允进门,索要名帖之类,而老友相见后,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

赵地主立即写了一封状子,状告这个轿夫诱拐他家的婢女。在状子里面,还夹了一张自己的名片。状子递到杭州府,杭州知府打开一看,有一张名片,立即明白了。老朋友的状子,一定要关照。杭州知府立即将案子发给县里,并特意交代,一定要严惩轿夫。

   
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识》:新点翰林就职后,叫人拿著名片遍投于诸前辈,称之为“大拜。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到前辈府上投递,叫做“求面”。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份,登堂拜见,执礼惟谨”。(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1,中华书局,清1982年2月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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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亦多用名片,此风起源于宋,但以清代为盛: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翟灏:《通俗编》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节令时空车往返,片子满天飞的情况,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成为一种虚礼。至亲好友则不同,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剌,名曰飞片。”而至亲好友,往往用大红名片,对于亲尊长辈,还是登门亲自拜贺。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杭州知府会做官,也会做人,给足了赵地主的面子。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徐乾学退休后居乡,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有一次,他坐轿子出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徐眼睛不好,一时没有看见,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到会者使用名片,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清稗类钞》载“宾至时,必先投名柬也”。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使用名片,往往加以黑框,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可见,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如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均有使用。

县里负责审案的人,是一名候补县令,叫段光清。很多人不认识段光清,其实,他也是一名很有名气的人物。

   
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明代亲王的名片,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清代名片在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学生拜见业师,下级拜见上级,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三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嘉庆时,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皇帝问他,“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庄的官职比蒋小,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回答说”没见过”。皇上连问了三次,他都回答说没见过,皇上不禁有些怒气:“你真太糊涂,作为江南武官来京,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赶忙连声回答说“有,有,有。”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庭出来,浑身都已经汗透了。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庄道出了其中缘故:我平常只晓得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有时候,地位较低的人,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户部一书吏求见,递了一张名牌上去,“贺喜求赏”。虽然这个书吏求见,本来就是别有所图,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否则谈何容易得
见一福公哉!”(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

段光清,字明俊,宿松县仙田庄段家老屋人(今安徽省宿松县凉亭镇仙田村人),生于1798年。他从小就立有大志,刻苦读书,但是科举之路走得不太顺畅,一直到1835年才考中举人。那时候,他都已经37岁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考下去,得猴年马月才能考中进士。于是,他就果断走上另外一条路,参加了大挑。

   
清初的名片,沿明末旧习,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但很快就被禁止。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投递名片时也互相“称盟称社”,表明是同党,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清初时,人们互递名片,仍沿明末旧习,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虽与当时政治有关,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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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清人翟灏:《通俗编》说,当时有的人访友“偶无名帖及纸笔”,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十分好笑。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以至于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如扬州的妓女,逢有招请,也会送来大名帖一张。下层社会贩夫走卒,于婚嫁时也使用名帖。《清稗类钞》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在总督府负责扫地的人与别人结亲,下定时发的名片上大书:“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某地方、节制军门提督军门门下扫地夫愚弟某顿首拜”。亲家看到这名片,张皇失措,拿去与当地士绅商量,士绅想了想说,你家住在关帝庙旁,我自有办法。于是回帖上书“勅封关圣帝君、汉寿亭侯隔壁愚弟某顿首拜”。虽然是下层民间幽默故事,却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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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名片名帖,沿明末之制,以二三寸者为多,清末则多六七寸长。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名片,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大,纸长恒径尺,书擘窠大字,无空隙。”(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6019页。)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清中叶以后,一般是请名人,书家写好,刻成印戳,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

1844年,段光清便以大挑一等的成绩,被分到浙江杭州府,做了一名候补县令。后来,段光清又历任宁波府知府、杭嘉湖兵备道,调补宁绍台兵备道、浙江按察使等职,官至吏部左侍郎、光禄大夫。段光清与李鸿章、李瀚章两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后来,段光清病逝后,李鸿章还为他写了墓志铭。

   
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清初沿用明末习惯,而后历有变迁。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往往上书“某某拜”,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但康熙以后,改为“某某顿首”。据说是康熙初鳌拜专权,朝臣献媚,避其名讳,引得社会上名片的称呼发生变化。也有传说是因为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拜”字,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顿首”二字。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常用“恭惟大人”四字,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仰维”或“辰维”等字眼。惯例称大学士曰中堂,后来晚清时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名片中皆称“伯相”。一个“拜”字之变化如此,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自从顺治间禁止士绅官员于名帖中用“社”、“盟”之类字眼后,名片上多用“年家眷”三字,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员,以至于有个戏子拿这个事编成了歌谣:“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2,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第46-47页。)与“社”、“盟”遭到禁止相类似,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录取等官员,自称“门生”,也被禁止,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很容易于成为门派,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所以顺治后,无门生之称,后来改用“受业”、“侍生”、“晚生”、“同学”、“同学弟”等称呼。同学这一称呼,按清人王应奎《柳南续笔》中的考证,始于顺治时人黄太沖,他与当时名士沈寿民、文符等交往,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学的称呼。

段光清在地方上任职时,办理了不少案件。由于段光清精明能干,善于处理疑案,又不畏权势,被地方民众赞誉为“段青天”。2014年5月,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连续4天讲述了段光清断案的故事。

   
大体上,清初以降,名片上的称呼,用“年家”、“世家”、通家、眷弟、如弟等为普遍情形。后来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也称同学弟等等。此外,子侄之师,则互称“通家弟”。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州县官与生监、盐商等商人,也称“年家”、“眷弟”等。

好,咱们继续说段光清审理赵地主案件的事情。

   
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不免成为钻营,请托的工具,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以至有显贵、士绅的名片,被用来包揽词讼、鱼肉乡里,欺压良善。道光间,杭州等地,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有时,显贵之本族、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地方官也往往要给些面子。道光时任县令的段光清初次审案时,见到卷宗里有一张当地乡绅的名片,就问衙役是怎么回事,那衙的回答很有些象《红楼梦》中贾雨村审案时那个小衙役的回答,名片夹在卷中,无非是表明这是某老爷所托,或是某老爷的关系,叫县令在审案时给面子,相互照应。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记载了他当时在杭州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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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个姓赵的士绅,与杭州知府等官员素有交往。有次,他家里的一个轿夫因为强讨工钱,大概是当着外人的面找他要钱,他觉得“未存绅士体面”。于是诬告轿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在状子中夹了张名片,送到了杭州府。府里将案子发到县里审,并交待一定要严惩这个轿夫,给足这个乡绅面子。段光清当时只是一个候补县令,当时县令认为这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只要严惩轿夫就可了事,所以请段光清来审案,想叫段对这个轿夫用刑,叫这个轿夫承认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结案。段光清是个官场的新手,也不愿意不问情由就定案,于是将轿夫带了来。轿夫带上来时就已上了枷锁,一看就是个粗笨之人,根本不象个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段心里明白,这事无非是乡绅的诬告。他问轿夫:“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答:“今年才来的”。“赵家有几个婢女?”答“小人很少进府,不知他家有几个婢女。”“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你还说不知道他有几个婢女?下面的回答更让段觉得不该让他顶上奸拐重罪:“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小人也认了,情愿不要工钱了。”段光清断定轿夫所说必是实话,交代轿夫以后如果是别的官来审你,你只要不承认奸拐,虽然也会受责,但不至于治罪,轿夫叩头而去。赵家听说此事,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说这个官太“庸懦糊涂”。后来换了县官亲自审问,先用刑后审问,轿夫始终不承认有奸拐之情,只不过是讨工钱,不尊重赵大老爷。县官也无可如何,最后只好把轿夫责打一顿了事。但此后,有卷宗夹了名片的案子,再也不叫段光清来审了。

杭州知府和本地县令,都认为这是一个小案子,指示段光清对轿夫一顿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诱拐婢女一事即可。可是,段光清刚刚进入官场,不愿意不问青红皂白就糊糊涂涂地断案,便进行了审理。

   
这个审案的经过十分典型,地方劣绅仅仅因为轿夫当面向他讨要工钱,觉得丢了面子,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并于案卷中夹杂名片。而地方官按惯例也会重治轿夫,只是遇到了段光清这个不识官场惯例的新任候补官员,这个轿夫才逃过了一劫。而类似的审案情形,在当地是所在多有。绅缙乃至其亲属等人经常用他们的名片夹杂于案卷之中,包揽词讼,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段光清把轿夫提上来审问时,发现轿夫长得五大三粗,举止笨拙,根本就不像诱拐婢女之人,心里就有了数。毕竟,能够诱拐婢女的人,不说面相俊俏,至少得油腔滑调啊。

他问:“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

轿夫回答:“今年才来的。”

他又问:“赵家有几个婢女?”

轿夫回答:“小人很少进府,不知他家有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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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光清喝问:“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你还说不知道他有婢女?”

轿夫连呼冤枉,说:“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小人也认了,情愿不要工钱了。”

段光清听到这里,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当即释放了轿夫,并且叮嘱。如果再有人来审问他,一定不承认诱拐之事。那样的话,哪怕受一些责罚,但也不至于被治罪。

赵地主知道轿夫被释放后,不依不饶,竟然到杭州知府那里去告段光清的状。杭州知府没有办法,只好换一个县令来审案。这个县令先对轿夫用刑,然后再才审问。可是,由于轿夫始终不承认诱拐一事,让县令也无可奈何,只好打一顿班子,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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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官场的黑暗。这个轿夫是幸运的,碰巧遇到刚刚进入官场、没有按照官场潜规则办案的段光清,否则的话,必有牢狱之灾。

【参考资料:《镜湖自撰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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