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康熙时期的居民房产税 因四处用兵税务繁重

康熙时期的居民房产税 因四处用兵税务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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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征税,历史悠久,西汉就开始了。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汉武帝曾经让官吏对民房进行估价,房值百万,收税两万,房值十万,收税一千。

还不知道:清朝为什么有那么多农民起义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公元1676年,即康熙十五年,正值三藩之乱的时节,清朝廷在各地大量用兵,兵饷骤然上升,财政收入有限,“军需浩繁,国用不足”,于是加税。据清人笔记《阅世编》记载,当年清廷规定,民间无论拥有房屋的量有多少,都按每间房子二钱银子的标准征收,征收时间为一年。当然也有区别,凡是偏僻地方的房屋田庐之外,京师和各地城市、村落等人口聚居的地方,都要按此标准征税,哪怕是草房也不例外,“凡京省各府、州、县城市以及村落聚数家皆遍,即草房亦同。”

汉武帝以后,房产税中断,到了唐朝死灰复燃。唐德宗打军阀,打得国库空虚,为了补充军饷,只好让业主做贡献,向朝廷缴纳“间架税”:最好的房子每间缴两千文,最差的房子每间缴五百文,不太好也不太差的房子每间一千文。

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大清王朝取代崇祯和李自成,成为万里中原的新主人。然而,立国之初,清朝皇帝面临的形势却极为险恶。南北各地存在上百万的反清武装,包括前明残留军队、李自成余部、张献忠余部、南明朝廷,给新生的清朝构成致命威胁。

   
当时清廷催促得星级火燎,江南总督因为报上去的房税比较少,被朝廷下旨严责,各地见此,纷纷不敢怠慢。

唐德宗以后房产税又中断了,到了康熙年间再次还魂。康熙打吴三桂,也是打得国库空虚,逼着全国业主掏腰包助饷,每间房子缴纳纹银两钱,时称“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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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军饷还是不够,御史张维赤建言,将加税的范围扩大到士大夫和读书人,理由是作为国家培养的人士和人臣,应该为皇上分忧,“军兴饷缺,人臣分宜,尤当急公”,于是该年又下令:缙绅生员等人的税收额,加收百分之三十,等到三藩之乱平定了,再恢复成以前的标准,“于是在任在籍乡绅及贡、监诸生,不论已未出仕者,无不遍及”,无论是在任的官员,还是等候上任的举人进士,都在加征的范畴之内。

汉武帝、唐德宗和康熙皇帝都是一次性征收,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房产税。真正的房产税从清朝末年才开始,最初只在租界征收。民国十四年传唱一首打油诗:“租界巡捐一律收,无论东亚与西欧。华人住处应防护,莫令穿墙有夜偷。”意思是说租界当局把房产税用到了刀刃上,搞得市政完备、治安良好。

更为严重的是,清军统一战争过程中,大肆屠戮烧杀劫掠,又实行野蛮的“跑马圈地”和“逃人法”,极大损害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和怨恨。清朝的马刀和弓箭,只能勉强维持统治。只要一有机会,各地反抗力量和不满情绪就会如火山一样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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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改善市政和治安,是征收房产税的好处,而不分贫富一律征税却是民国房产税的坏处。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全国所有城市都开始征收房产税,大部分按照房租的某个百分比征税,每三个月征收一回。有人说:我们家就两间破草房,自住都不够,从未出租,怎么能按照房租缴税呢?不要紧,官方会按照行情给你的自住房估算出一个理论上的房租标准,然后按照理论房租来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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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标准是,每征收一两白银,则加三钱;每征收一石漕粮,则加三斗。而江苏一带因为盛产粮食,则加税更重,每亩天须增收白银六七分,增收米粮五六升。有些民户,为了避税,将田产寄托在官员名下,但这一回也跑不掉,照加不误。结果导致官员名下的田产加税比民产还重,“往往有民田收入官户者,亦在加征之例,致有官不如民之叹,至今尚未停止”。到底是何时还未停止,则不得而知。因为《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生于明末,死于康熙年间,估计说的是康熙三十来年左右。

有些城市比较省事儿,市政府从不派人去调查和估算房租,连挨家挨户上门收钱都懒得去,官员们把征收房产税的艰巨任务承包给一些地痞流氓,让他们分片包干,每个片区下达一个任务指标,不管收得合不合理,只要完成指标就给予奖励。

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就清晰证实了这一点。清朝入关已将近三十年,吴三桂打出反清旗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江南数省闻风响应,顷刻之间江山易手,民心向背的巨大力量让清朝统治者感到一阵刺骨寒意。

   
到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但是清朝仍然财政吃紧,“国用不给”,江南抚臣慕天颜上奏章请求再征收一年房税,与康熙十五年相比,黜免村落草房和城镇偏僻巷落鳏寡孤独者的征税,其余城镇的房屋门面,平屋平均每间征收六钱银子,原则上全国都如此,但山西因为旱灾歉收则不在此列。

这种做法造成了一种怪现象:手眼通天的房叔房姐用不着缴税,在贫民窟租房的穷人却要缴很多税。所以民国二十五年又开始传唱打油诗:同胞都系江北人,人间地狱耐饥贫。草棚污秽付房捐,洋房不用付分文。

为了尽快博得天下百姓的好感与信任,清朝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打出了一张大牌:“永不加赋”。大意是说,清朝征收赋税的标准,一概以康熙五十一年的赋税额度为征收基数,无论人口怎样增加都不准加税。

   
1689年,康熙南巡,才下旨黜免江南各地,尤其是江苏一带原来增加的税额。康熙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他说,户部上奏说江苏一带征收“浮粮”是明太祖时期的苛政,现在可以黜免了,但如果国用实在太大,到时候再临时增加不迟,由此可见江苏一带仍然是清朝重要的税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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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是国家维持运转的重要保障,也是平衡国家与庶民利益的关键杠杆。历朝历代也经常会有减轻农民赋税的各种措施,但都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康熙这一次的举动堪称大手笔,决心之大幅度之猛,空前绝后。乍一看确实是在减轻农民负担,老百姓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但从百姓们的实际反应来看,却并非如此。康熙制定的这条规矩成为祖制,清朝皇帝坚持“永不加赋”也实行了200年,但效果令人失望。从乾隆时期开始,清朝就进入农民起义高发期,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几乎创下了古代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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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老百姓为什么不领情?原来其中大有原因。不是他们不领情,而是“永不加赋”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清朝初年征收的赋税,包括地银和丁银为两个大项,也就是按田地数量征收的田地税,和按人口数量征收的人丁税,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税种。康熙所说的“永不加赋”,根本不是所有赋税项目,仅仅是指人丁税一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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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又实行了另一次重大变革“摊丁入亩”,直接把人丁税折算入田地税中,人丁税作为一个单独税种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严格来说康熙的“永不加赋”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随着清朝人口不断增多,管理成本和国家机器规模日趋庞大,清朝皇帝开始挖空心思增加税收额度。明目张胆增加正项税收显然有悖“祖训”,但办法有的是——增加新税种。在此背景下,一些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税种纷纷出炉。

比如有一项名目叫“浮收”,是指在正项皇粮的征收、储存、运输、保管过程中会产生必不可少的费用,清朝规定把此项支出折合入皇粮中,百姓交纳皇粮一石,只能折合为八斗,一下子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负担。这个比例还算轻的,清代后期很多地方的浮收额度甚至超过正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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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项叫“火耗”,情况大体与“浮收”类似,国家的税银在征收、熔铸、运送时会产生损耗,也要分摊到百姓头上,火耗的征收比例更为惊人,达到正项税银的百分之三四十是常态,数倍于正项税银也稀松平常。

除了浮收、火耗,清朝还陆续开征厘金、矿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综上所述,清朝的“永不加赋”听着挺震撼,其实完全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噱头,给清朝皇帝赚足了眼球,百姓的负担不但丝毫没有减轻,依旧日益繁重,出现农民起义是自然而然之事。

参考史料:《清实录》《清代赋税制度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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