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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

   
对于被许多人视为神秘而玄虚的哲学,冯友兰曾经下过这样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说:“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等等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就连人生的概念本身、宇宙的概念本身、知识的概念本身,也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

秦始皇帝是阻碍中国发展的第一历史罪人  长乐居士  古代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读到或看到这些伟大的遗产,真令人叹为观止。后来,在明末清初,我们落后了,直到现代,虽然我们已经赶了百多年,但还得不停地赶。  为什么中国会落后,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老夫绝无野心想给以全面解答。对于这样有趣的问题,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当然只能是在某个侧面,说点初步想法。  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但是有些人却可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巨大影响:促进或阻碍其发展。特别是古代中国这样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更给少数人产生大影响造成条件。  这样的人的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有一些,从年代上说,最早的则是秦始皇帝嬴政。  嬴政开创了集权专制暴政,后世的帝王们延续了这种体制,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是嬴政的第一大罪。虽然,正统的中国文化对于嬴政的残暴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主要只是对于他太过分的一些残暴行为,对于他的基本面

一、从容不迫

   
除了“世界(生命)为何存在”这个问题外,人为什么活着,生从哪里来,死往何处去等问题,都是科学无法解决的,只能交给哲学和宗教了,而围绕着哲学,宗教这些核心命题所进行的思考以及由此思考引发的行为就构成了人的灵魂生活和精神生活。

,即集权专制,却并不真正否定。后来有的帝王学他的恶,甚至比他更恶,当然要由这些帝王自己负责,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步他的后尘。  开创集权暴政,当然是一大罪孽,但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阻碍中国发展的罪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嬴政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学术黄金时期,是他更大的罪孽,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之巨是无法估量的。  若以孔子建立自己的学说作为春秋学术黄金时期的开始,把“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庄子、孟子等大批学者出现看作是这个黄金时期达到百家争鸣的繁荣期。而这个黄金时期的结束,也许可以用吕不韦(《吕氏春秋》编写的组织者)和韩非(法家集大成者)之死为标记。  在流传下来的年代比较明确的著名著作中,《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是这段时期最靠后的作品了。当然这两位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终结,不意味着再没有学者为学术作出贡献,只是缺乏历史明确的记录,无法断言。《吕氏春秋》的实际作者是吕不韦的门客,当吕不韦自杀时,并没有这些门客们被杀戮的记载,有一位为吕不韦哭祭的,也不过逐出秦国而已。他们还有可
能到别处去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但是,灭六国的战争消灭了这种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战争,多发生在各国边境地区,而灭六国的战争必然会发生在各国的首都及其邻域。这种战争必然会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强烈的破坏作用,不再允许学者有安静的环境。所以,秦灭六国的战争结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不奇怪的。  吕、韩二位死后三五年,秦灭韩国,然后在十年中消灭了六国。从时间上看,秦灭六国和百家争鸣的终结是吻合的。  接着,嬴政又迁天下十二万户富豪至咸阳。这实际上起到了毁灭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作用。即使学者们没有当富豪被迁到咸阳,他们也失去了可能的资助。  统一中国后数年(213BC),嬴政根据李斯的建议下令:天下所有藏《诗》《书》的都要交到官府烧毁;有敢交头接耳谈诗书,判死刑;敢以古非今的人要连族人一同处死。第二年又坑儒数百人,且使天下都知道这件事,用以杀鸡给猴看。  这样,嬴政就从法律角度为埋葬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画上句号。
  从孔子步入壮年期至秦统一中国大约有280年,似乎不算太短,但是,从庄子、孟子、慎到、惠施、申不害这一批学者步入壮年期至秦统一中国只有120年,和希腊的近四百年的

《易经》讲占卦的方法是:准备好五十根蓍草,取出其中的一根放到一旁,实际使用的是那剩下的四十九根。这叫做“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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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古意盎然的做法,它与最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这一做法不是开门见山,不是单刀直入,它的实质是反效率主义的,也就是非急功近利的。著名的商鞅为了培养自己在秦国老百姓中的信誉,不惜牺牲公平原则,诡诈地搞出了一个“五十金”的把戏,这个把戏的实质是速成,是急功近利,也就是“从容不迫”的反面。

读中国哲学永远无法超脱冯友兰。

中国历史上“孔孟”并称,孔子和孟子其实体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孔子从容不迫,其人格理想是略微高于小人的君子。对于孟子来说,成为君子不过瘾,而是想成为圣人,而且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成为“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孟子之学乃是“圣人速成法”。

再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于我,就是把它当作构建“框架”的读物,读完此书,必然是要读更多的相关才能满足“框架”内填充的需要。但这本书就象连接思考的桥梁,在此记录下我的读书笔记与粗浅感想,希望有一天自然能相互融通,相互融合。

禅宗被今天的学者称之为“中国化了的佛教”。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明确的说法应该是“心浮气躁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理想是赶快“见性”,一“见性”就立地成佛了。禅宗是一种“快速成佛法”。

 
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众多背景有关。在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而且家族制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城邦制度,家族制度使得中国哲学的各大派系也称为“家”。司马谈是第一个对中国古代百家尝试分类的人,他把古代哲学主要分配为六个学派,就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我们现今大多用司马谈所分的六大家:

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秦国战士的疯疯癫癫体现为杀人杀红了眼,唐宋禅师们的疯疯癫癫体现为古怪离奇的言行,在“超英赶美”的号召之下,“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的疯疯癫癫,则体现为违背常识的一哄而上。今天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疯疯癫癫大概是无以复加了,但大多数的疯疯癫癫最终都指向一点——“效率就是生命”。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庄子似乎浑身上下都透出从容不迫。这十有八九与庄子对宇宙的洞察有关。庄子发现,这个世界是可信赖的,因为万物都有固定的结构,这就为职业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人通过职业可以谋生,而且得到满足和自由感——这是“庖丁解牛”故事展示的道理。

   
冯友兰先生首先指出中国哲学对于中国人实际上起到了宗教对于西方人的作用,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二、国旗解

   
在汉朝的时候,独尊儒家。汉朝中后期时,孔子的地位已经被推崇到顶峰,俨然如中国版耶稣。

对于国旗,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庞朴先生认为,国旗上的五角星不多也不少,是五个,归根结底折射出了中国文化对数目字“五”的崇拜。

    中国被有的西方人斥为没有哲学与信仰,那只能说他没有了解中国。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五角星本身。它们是一大四小,而且四个小五角星环绕着那个大五角星。大的只能是一个,其他的都只能是小的,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小五角星的位置取决于大五角星的位置,其中的三个歪歪扭扭,显得不稳定,显得不是那么舒坦。这或许就是看得见的专制观念。如果改成一小四大,或者任何其他的结构,中国人大概谁都会感觉别扭。

   
按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

另外,五星红旗上有大和小的对比,还有少和多的对比,对比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冲击,是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诸子百家是我们中国人的根与魂。

中国有悠久的专制传统,又有一部光辉灿烂的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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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底子上有黄色的五角星。故宫各建筑物是红墙黄瓦。就这两者来说,红色是基础,黄色才是真正的主角。血是红的,金子是黄的。目的是金子,基础是鲜血。

1.儒家

三、死亡禁忌

儒家的形上学、理学和心学也都对中国哲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的学生中,只有以勇敢著称的子路曾经向孔子请教过死亡问题,而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给搪塞过去了。其他学生对死亡似乎都是漠不关心的。这是不寻常的。如果每一个学生都向孔子请教死亡问题,则孔子怕是难以回避了。孔子回避死亡问题,或许是因为孔子把死亡当作纯粹的不幸——孔子因为颜渊的死而连声说“老天灭亡我、老天灭亡我”,不管是什么人死了,孔子靠近此死者亲属的时候也一律表现出某种悲切之情。

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教师,他的主要观点都在《论语》里。孔子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仁、义。仁就是“爱人”,孔子认为,必须要先爱人,才能发展好的德性。孔子学派非常强调“正名”。就是在不同的地位上,就要做好不同的事。不管担任什么职分,必须先“正名”,后做事。孔子在义的观念上,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这跟道家所讲的“无为”是十分不同的。孔子强调,要先知命,然后去做,努力实现“命”,再者,要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也必须要先知命。

据说,最早的“儒”是专门为他人主持丧事的人,孔子作为儒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却对死亡如此讳莫如深,而不是见怪不怪,这是奇怪的。

孔子一生都在强调仁和义,他教导每一个人都应仁、义,但他并没有很完善的解释原因,孟子的出现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建立了“性善”学说,这个学说成为孟子的主要论点。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派”。他强调的“性善”学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意思。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每一个都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性善即“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德,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即扩充),有如种子自己长成树,蓓蕾自己长成花。

孔子没有帮助解除死亡意识对中国人的精神压迫。孔子把死亡当作纯粹的不幸,这一点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人。或许,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反对取消死刑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死刑是最严厉的处罚,死亡是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的痛苦。据有的医生说,一些七、八十岁的人被告知进入癌症晚期之后,还坚持要卖房子治病。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换句话说,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孟子及其学派讲到天的时候,指的是道德的宇宙。理解了这个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一个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仅是社会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一个人通过充分发展它的性,就不仅知天,而且同天,即与宇宙同一,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

渲染死亡的可怕,是专制统治所需要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专制统治者最惧怕的是被统治者什么都不怕,怎样让被统治者有所怕就成了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是在成功渲染死亡之可怕之后,专制统治者自己似乎也深深地恐惧于死亡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动不动就要杀人,自己又不惜重金追求长生不死之药。就这样,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死亡面前,都成了懦夫。专制制度内在需要的,是懦夫,而不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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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谦虚

孟子哲学中有神秘主义成分,它体现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专用语,是人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有超越道德的价值。培养浩然之气的办法,一方面是“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悟;另一方面是孟子所成的“积义”,即坚持不懈地做天民所当做的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说的“配义与道”。浩然之气不是别的,就是充分发展了的人性,而每个人的人性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充分地发展他的本性就行了。

儒家推崇的道德是仁义礼智,却没有谦虚的踪影。主要由儒家塑造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谦虚美德匮乏的文化。“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说法中,谦虚不是美德,而是被用作某种途径。没有对宇宙间那些真正伟大者的洞察,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谦虚。谦虚是人们洞察到伟大者之存在时的颤栗,是人们在伟大者的面前感觉到自己的弱小。

进入北宋到公元11世纪下半叶,儒经历了一次更新,形成宋明理学,亦称为新儒学。新儒家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做为儒家最重要的经书,朱熹作《四书集注》。更新的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自然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来源是佛家思想,连同经由禅宗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第三个思想来源,便是道教。

孔子自称得到了天特别赐予的德行,孟子也自我膨胀地吹嘘什么“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最不咄咄逼人的天才,首先是庄子。这是耐人寻味的。道不仅是造物主,道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感觉到了道所造万物是恰到好处的——道赋予短腿给野鸭子,赋予长腿给鹤,改变这些鸟的腿长都只能给这些鸟带来痛苦。道创造的每一种动物都有独到的生存本领。

更新的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有的学者认为,程颢的思想是后来陆九渊“心学”的源头,程颐的思想则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

中国网络上的大量话语体现出了令人恐惧的傲慢、狂妄自大。与其说是缺乏理性,不如说是缺乏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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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学派”。这两个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自然中的规律,是否是人头脑中的臆造,或宇宙的心的创作。

陆王学派的陆九渊和王守仁都经历了“顿悟”,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两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朱熹支持程颐的说法,认为“性即是理”,而陆九渊却说:“心即是理”。这正是两个学派的基本分歧所在。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心被理解为“理在气中”的具体表现,因此朱熹说,性即是理。但陆九渊却正相反,他认为心即是性,他说性、情、心、才都是一个事物,只是文字不同而已。朱熹认为现实世界包含两个世界,一个抽象的,一个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现实只包含心的世界。

孟子后来者,“六经皆我注脚”的陆九渊与王阳明就是孟子的嫡亲,而王阳明是集大成者,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的本体就是天理,就是仁义,就是性善,就是道。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指的是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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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家

   
墨家,是第一个反对儒家学说的派系。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大部分是由“游侠”组成。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批判孔子注重“礼”的观点,墨子认为,孔子所强调的“礼”,是社会上层人士才会去做的,如果在平民中施行的话,就是奢侈浪费。墨子特别反对注重他认为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在墨家,墨子制定的制度是非常严谨的。墨子有自己的军队,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军事活动,但墨子建立军队真正的目的还是自卫。墨子自己的主要观点就是“兼爱”,意思是要每一个人都同等的去爱别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在墨子学说中,其实带有一点神秘色彩,因为墨子为了说服更多的人相信他的学说,就建立“天志”和“明鬼”的形象,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实行了兼爱的话,天神就一定会赏赐他;而一个人如果十分自私,不去兼爱的话,一些鬼神就会惩罚他。在这里,我觉得冯友兰先生说的非常好:“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固然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强调丧礼和葬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样也好像是矛盾的。”

   
儒墨两家更根本的分歧是: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爱就有薄厚,而孔子的中庸之道即是在薄厚与同体之间的合适选择;而墨家的兼爱就不得不靠外力。因此,墨家就须回答,人为什么要行仁义,他求助于超自然和政治的强制力量就无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丝功利。

3.道家

   
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影响也非常大。道家哲学到了后期,就渐渐的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和神秘主义色彩。

   
一开始的道家人,都是属于隐者的那种。道家不同于儒家,儒家有入世的观点,认为只有在这个世上作为,才可以使世界和自己更美好。而道家恰恰相反,道家有出世的观点,认为这个世上罪恶和欲望太多,要自己去修道。道家的发展: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

 
杨朱几乎算是最早的道家人,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成语出于此,杨朱是极端的禁欲利己主义。到了老子的时候,老子更加强调于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老子认为,“道”无名,你理解它,它就在你心里,但它不叫道,道只是给它的代称而已。老子也强调“反者道之动”,即物极必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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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有《逍遥游》、《齐物论》等,他的作品被人称之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庄子更加强调的是人在这个世上如何获取幸福。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但庄子认为,人或是万物,当他们充分的发挥了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就是相对幸福的时候;而如果一个人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并相互帮助的时候,就是绝对幸福的时候,这种人就称为圣人。因为他已经和“道”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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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曾听说过一句话,庄子是一帖安慰剂……但我以为高深玄奥莫过于庄子,用庄子自己的话来说,他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可以想象得出他是直接牵着造物者的小手,一起看夕阳,一起散步,一起谈笑风生……就象庄子讲浮生若梦,并不是教导人们活着是虚妄的,活着没有意义,而是教导人们要去伪存真,活出本真的自己。

    我以为所谓哲学,先要看透生死,所以才能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庄子怎么看到生与死?庄子对生死的态度,为常人不解。他不怕死,坦然面对。在他快死的时候,他的弟子准备厚葬他。他说,天地就是我的棺材,日月星辰就是为我陪葬的玉石珠宝,世上万物是上天送我的东西,难道陪我安葬的东西还不齐备吗?他的弟子担心:说怕老鹰、乌鸦吃了老师。庄子却说,以天地为棺材,会被乌鸦吃掉;埋在土里,会被蚂蚁吃掉;从乌鸦嘴里抢来给蚂蚁吃,这样不是偏心了吗?一个人能坦然面对生死,确实体现出了境界。庄子真是做绝了,老婆去世了,他不但不哭不伤心,反面鼓盆而歌。他的朋友惠施看不惯,质问他,他却讲了一番生命由生到死运行的道理。
且看庄子认可的道理是什么样的。庄子说,生、死都是大化运行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死亡不必恐慌,要顺其自然。人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他告诉惠施,他经过追本溯源,去观察最初的开始,感知到这生老病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一样正常,所以就对老婆的死不伤心了。庄子讲逍遥游,认为人可以随心所欲、游刃有余、追求个性解放和纵情舒展,对自由的向往和渴望一直是庄子的追求,他反对以仁和义等去左右人的自然状态。他认为一颗自由的心可以飞翔,希望人能通过顿悟,到达一个富有神韵的境界,过上一种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他对这种自由生活的向往,也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对无为之“道”的体认,对自然生死的参悟,让庄子有一颗明亮而轻松的心。
另外,庄子认为,生和死,是相对的,所以他更看轻了死的人世悲情性,而对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悟。

   
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这种对生死、是非、可与不可等的辨证体认,让庄子站在一个更高的境地看事物,从而更加注重张扬个体自由的价值,而反对以仁、义、礼、智等概念建立起来的状态。

   
坦然面对死亡,领悟了自然的真谛,就是智慧。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态度,亦如此。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是古希腊的一位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渎神违教”之罪被判处死刑。他临死前都在学习讨论中度过,就象他以前在狱中和狱外的谈话一样,其言行均出自于他的弟子柏拉图《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苏格拉底说“我们的出生只不过是一种睡眠和遗忘”,学习就是回忆起在另一个生命中获得的知识。苏格拉底提出一种新的想法:灵魂是不朽的,因为它能领悟,能分享真、善、美,而这些东西是永恒的。人能够认识神,因为人在神那里拥有某种与永恒和不死相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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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在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死后10年出生的,而苏格拉底死后9年是中国另一个大儒孟子(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出生了;而中国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约公元前480年–前420年)可以说是与苏格拉底是同时代的人了,他们俩生死都没有相差几年,墨子比苏格拉底早出生11年,早死21年。释迦牟尼出生于公元前565年,涅槃于公元前486年。可以说,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西方曾经几乎是在同时代出现了那么多的伟大的智者,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

4.名家,是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一个派系,它多以辩论家为主,很多人更喜欢叫他们“诡辩家”。代表人物为公孙龙与惠施。据说公孙龙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就这样连马一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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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白马并不是马,白马是白马,马是马,马的颜色有白色,但白色的马并不是马,它们不是同一种物质。从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公孙龙注重“名”是不变的,而“实”是可变的。

5.法家的哲学大都与政治有关。起先的法家人都是在政治上比较有名的人,起先的法家分为三派,其中以商鞅一派为主。商鞅十分注重法治,就是国家的法律,他还十分注重用人的方法,在用人这一方面,他在当时是十分杰出的。法家真正最顶峰的时候,还是韩非子。当时的秦朝几乎实施了韩非的全部理论。韩非强调的治国之道,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君主的看法,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这跟道家所讲的“无为”很像。他强调,君主就是要“无为”,“无为”的原因不是他“不为”,而是他要叫别人帮他“为”,这是韩非和法家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真正概念。韩非在法治上做的很好,他认为一个国家就是要有奖有罚,这是实在的。法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法家是现实主义的,而儒家是理想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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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起了一部分的作用,在现实主义哲学中也做了十分大的贡献,可以说,秦朝的成功,离不开法家的哲学思想。

   
但,值得一提的是自古法家巨子为什么都没有好下场?吴起被射杀了,商鞅车裂了,李斯五马分尸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被毒死了。

人际交往中有一种投射理论,你对别人如何,别人会相应投射给你,你给别人一个笑脸,别人会无法抵抗,不由自主地回赠你一个笑脸。

   
儒家的理论基础是“仁”,因此相对就能得到一种正能量。而法家用的是恶,那么对应的就能得到加倍的恶。法家的人物得以善终就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就连利用法家思想来治国的政权,往往也不会有什么长治久安和好下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屡试不爽。

6.说说阴阳家。这是我个人认为非常有趣的一家。组成阴阳家的人一般都是术士,他们类似于现在“算命”的人;或者说,现在的“算命”,就是由阴阳家发展而来的。阴阳家致力于解释一些人们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把它们看做是自然的启示,或是“命运”的安排。我们现在所说的“五行”、“八卦”、“阴阳”等都出于阴阳家。“五行”就是水、火、木、金、土,它们是自然界的组成元素。它们互相扶持、互相依赖,轮流交替管理四季;而阴阳家所讲的“八卦”就是指宇宙和人的“命运”。阴阳家说,这个世界是由“乾坤”组合而成,“乾”是阳,“坤”是阴,两者结合产生了这个世界,而八卦剩下的六卦,则是“乾”和“坤”的产物。相较于其他家来说,阴阳家更类似于宗教,他们相信命运,认为人可以“知命”。

   
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把阴阳家的形而上的宇宙观和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概括了了儒家三纲五常,“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最广为人知的理论。他认为天人一体,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天的复制品。对应天地的阴阳二气,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列,靠的是文化和修养。没有圣王的教化,人性便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一点上,他直追荀子,不过,他和荀子的分歧在于,他不认为人性恶,他以为善是人性的发展,而非人性的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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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定论,大致在公元1世纪前半叶,最早,佛教翻译往往援引道家思想,来自西域的佛教译著大师鸠摩罗什使用道家的名词术语如“有”“无”等表达佛家的思想,不过他使用的是释义法,令人看到思想的内在联系,这实际上是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进行综合的一种努力。由此为中国佛学奠定了基础。经鸠摩罗什翻译的文字永久的影响了中国大乘佛教发展,他被称为中国佛教八宗之祖,没有他,就没有中国大乘佛教。

   
“中国佛学”和“佛学在中国”的含义不同,佛教的某些宗派始终坚守印度佛教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和中国思想不相关联,对中国思想几乎没产生任何作用,例如玄奘由印度带到中国的法相宗,应该称为“佛学在中国”。2016年11月参加西安的世界宗教大会,我清楚记得与会学者有提出法相宗(即唯识宗),可能失去传承,是因为复杂,还是与中国思想不相关联导致的,智者见智了。

   
佛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哲学思想接触后的发展,它们互相作用,导致“禅宗”的兴起,它是佛学,但思想上又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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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弟子包括著名的僧肇(禅宗三祖)和道生。道生认为一个人顺其自然地行事。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厚此薄彼,就是无为、无心。这是引入了道家的思想,后来禅宗又接续了这个思想加以发展。道生的另一项理论是“顿悟成佛”。他们认为,成佛要有一个突变的心灵经验,使人跳过深渊,由此岸达到彼岸,在一瞬间完全成佛。人也可能跳不过去,结果还是留在此岸;此岸和彼岸之间,并无其他步骤。他还认为“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也就是说,一切有情物都有佛性,而不自知。人要知道自己有佛性,然后,经过顿悟,涅槃成佛。形容“顿悟”,禅师们用一个比喻说:“如桶底子脱”。当桶底突然脱落时,桶里的东西在刹那间都掉出去了。人到这个时刻,心里的种种负担,会像是忽然没有了,各种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佛无净土”,佛的世界就在现实世界之中。可以看出,禅宗的理论基础,在道生这里,已经具备了。

 
禅宗的起源,旧说是释迦除了佛经的教义外,还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释迦只传授了一个弟子,弟子又传给了一个弟子,一直传下去在印度传了二十八世,到菩提达摩。达摩来中国后,传授给了慧可,又经僧璨、道信,传到五祖弘忍,禅宗到六祖慧能是重要革命,将禅宗从庙堂之上拉到了普通百姓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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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的“渐修”跟慧能“顿悟”不能偏废,我以为当然要从“渐修”开始,根器如慧能的顿悟是极少数,只要用力之久,终有“一旦豁然贯通焉”。也就是渐修的工夫下得足够的话,顿悟的时机迟早会到,或者不求顿悟而自然会顿悟。

 
个人哲学,会影响他的人生轨迹,反过来,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会展现他的哲学观。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更加智慧地生活。

 
虽然哲学史上,道家提倡“不落言筌”,禅宗指出“一说即错”,儒家也讲“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哲学还是离不开文字,离不开言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佛家修心,道家修身,儒家治世。天下万物皆有道,道不远人,而人远于道。真正改变世界的不会一家之谈,不是一药治百病,而是百病百药医,对症下药。

 
人生没有答案,未知的未来才是生活的乐趣。“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一遭。”

                        (写于戊戌年正月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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