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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提时代,易背诵,且牢固。蒙学教育抓住了这一特点,采取的是死记硬背的强输方式。由“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至“四书五经”,自浅而深,次第递进。《清稗类钞》有诗描述此番情形:“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袁枚有诗曰:“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至于是否理解,不论。教子迟眠,数卷读残窗外月,呼童早起,一犁耕破陇头云。年龄稍大,再开讲。自六岁启蒙,若十五岁之前,若不能将“四书”及相当于原文几倍的注释倒背如流,滚瓜烂熟,科考恐无望,十年苦读无果矣。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知识是无法理解的,只得待后慢慢消化,这一过程相当得长,甚至长到了一生。张岱晚年回想当年读书,曾写道:“正襟危坐,朗读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雾、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钱穆在《素书楼余渖》中言:“《论语新解》则尽可读,读后有解有不解,须隔一时再读,则所解自增。”

史学大师钱穆能背诵(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庄子》、《老子》、《史记》。

中国传统的读书就像古代生活一样,节奏是很慢的,这一点从教育的起始就养成了。
二十年多来,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知识的碎片化和人们对碎片知识的迷恋,认真读书的越来越少,引起许多有识者的忧虑。于是,发达国家提倡的“慢生活”包括“慢读书”意识传入中国,其实,中国传统的读书就像古代生活一样,节奏是很慢的,这一点从教育的起始就养成了。
远的不说,就说明清两代,小孩初进私塾,拜完了孔圣人和老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第一册课本请老师“号书”(标明下次号书之前应该背诵的段落,如从“赵钱孙李”背到“金魏陶姜”32字),从入学开始就是要背书,学过的经典都要背下来,这还不“慢”吗?那时所谓的“读书”不是默默地看,都要大声读出来。
那时的知识人对于儒家经典要背诵,要融化在血液中;对一般非经典书籍,读的时候也很认真、仔细。因此老一辈的学人的基础知识都很牢靠。读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闻一多的《古典新义》,从中可见这些学人在考证一个字、一个词时,几乎穷尽古籍中关于这个字、词所有资料,而且都是顺手拈来,十分随意,仿佛现今用的数据库检索,老辈学者对古籍熟悉,由此可见。这都是“慢读”功夫的显现。
另外,传统的读书习惯中还有抄书一项。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都是手抄的,有文化的穷孩子还以抄书为业。李商隐年少丧父,十六岁到洛阳“赁书”贴补家用。即使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也很难得,爱书人、读书人借抄书籍是很普遍的事,这样既熟悉了书籍,有又获得了书籍。顾炎武曾以自己为例说,他从十一岁开始抄读《资治通鉴》,经历了三年的熟读和抄写后,他有了三本九百万字的《资治通鉴》,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熟读的一本。近代印刷工业传入中国,书籍唾手可得,许多老人仍保留着抄书的习惯,《鲁迅日记》《顾颉刚日记》中都有抄书的记载。顾先生直到七八十岁时在报刊上看到于他有用的文章还是抄下来保存、备忘。
不过那时书籍少,流传到现在的古籍不过十几万种,刨去辗转相抄的,大约不过五万种左右。人们都是“术业有专攻”不必把这几万种书都读完了(不过清末民初,“诗界革命”中三大诗人之一的夏曾佑先生对向他辞行到海外读书的陈寅恪先生说,你们懂外语真好,我不懂外语,中国书都完了,没书读了),所以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慢读、反复读、边读边思考。从我个人经历看也是这样。自1949年建政以来到文革的十七年间出版的文史古籍和研究着作,我不敢说都看过,但敢说大多翻过,至今心里还有个数,因为那些年出版的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种数有限,稍上点心就有记忆。现在不行了,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书籍的出版也如江河汹涌,隔一两个月我就会到院图书馆新书架上浏览一下,真是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吸引我的太多。有的很沉的书背回家来,别说“慢读”就是快读三个月内也读不完,有的还没读,就又去还,真是为书所累。台湾“联经”版的《顾颉刚日记》十二本,每本都有二斤多,因为想细读一下,做点笔记,断断续续读了有两年多,背来背去,四五趟,其辛苦自知。
古人认为读书关系着人格的养成,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都应该在读书中获到解决。
传统中的“慢读书”根源于对读书目的的认知。古人认为读书关系着人格的养成,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都应该在读书中获到解决。荀子在《劝学篇》中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儒家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像尧舜一样的人格,荀子认为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就要终身读书学习,这是成为尧舜的必由之路。
也许荀子说得有些玄虚,今人流沙河先生在答《南都周刊》记者问,谈自己读书体会时说:
“《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这个‘人格的改变’就是指读书可以‘移性’,把人的品德气质提高起来: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他很好地说明了慢读书与人格养成的关系,也批评了当前语文教育狭隘与卑琐。他提出的“文化人格”值得关注。
我年轻时候也背过一些古文诗词,现在早锻炼的时候也常常复习。我曾对孩子说,一定要背书,有些书你只有记在心里,才跟你的人格融为一体,对你产生影响。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唯有读书可以改变,因为你脑子里坐着一个时刻指导你的人。设想一下如果你脑子里有位司马迁或杜甫坐在那里,对你的行为思想会不会有些约束。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文化人格的权利,不一定完全与流沙河先生相同,如果你敬仰鲁迅、胡适想法效他们,也不应该停留在某些概念与话语上,应该熟读他们的作品,体会其人生处境掌握他们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也不是草草读几遍鲁、胡的名篇所能解决的。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 ——陆九渊
读书是一种美的享受,回忆起少年时期为读一本有趣的书,或读一本能够启人心智的书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情景,如在目前;现在老了,不敢全身心投入的读书了,但现在更能体会慢节奏的读书也是别有一番趣味的,这样可得涵咏之美。宋代大儒陆九渊就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
优秀的文史作品都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不像现在历史多品大多质木无文。《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很多分析都在强调“郑伯”为人阴险,忽略了其中有人情味的一面,该篇的最后一段: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郑伯是长子,老妈爱少子,处处偏疼小儿子共叔段,导致了共叔段坐大闹事,给国家带来麻烦,此时说出了与老母一刀两段的绝情之语。可是毕竟母子情亲,事情过去之后,心上留下拂拭不去的阴影。此时颍考叔介入了,郑伯一句“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他的内心活动曝露在读者面前。
原始的儒家思想更多是感情哲学。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时感受到感情的冲击。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那么在于什么呢?孔子认为在于仁心俱足,在于敬畏和真诚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衷于外在的规范(只对颜回这样类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讲一点规范——“克己复礼”),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因此可以说“仁”的内涵就是“爱”,就是对他人倾注更多的关切。这不是感情又是什么?可以说它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孔子其它一些关于“仁”的论述(确切点应该叫“述说”,因为其中没有什么“论”),都是在述说如何培养、引发和规范“爱人”这种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因此体会儒家思想不在于说教,而在于“涵咏”。最能弘扬儒家思想、把儒家意识注射到人体内的是诗人,而不是语言无味贩卖高头讲章的腐儒。
在诗人中,最有原始儒家精神是杜甫,他内心之中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甚至超越了孔孟。
杜诗更需要反复吟咏才能深入领会忠爱精神和超越意识。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历来讲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在述”。其实感动人的从“杜陵有布衣”开始到“放歌颇愁绝”这三十二句。杜甫在这段反复陈述出仕与归隐的矛盾,是儒家的忠爱精神是启发了他对社会的责任心,反复吟咏不能领会到诗人的苦心,从中获得一份感动。
在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讲“慢读”真是有些奢侈,然而还要提倡“慢读”。刚刚朋友传过来一片网文——《中断时代:碎片化造成现代人智商下降》。这篇虽然是讲手机、电话、邮件造成了时间的中断,使得人们很少有整时间思考问题,整天忙着看电脑、手机,造成时间的碎片化。其实,人们热衷于从电脑的搜索和手机的微信中获取知识,其所得到的也是极其肤浅的信息,真正都我们有益的的还是沉下心来的去阅读能为人生和你从事的工作有用的的基础知识。探求真理式的阅读,那更要慢,在慢中才能有深入的举一反三的思考。
该文还说:“文字表达则需要读者在头脑中将文字转换成画面,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记忆、情感去破解文字的密码,它需要耐心品味,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要停下来想一想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一味地‘快’。”这些意见值得我们思考。

  这般背诵,将识字教育与道德教育、经典教育集于一体,在识字的当间,将伦理纲常贯穿其中,春风化雨,不知不觉。

张恨水14岁前就能背诵《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

  对我影响最大者,古典文学。李白当年谪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的确不能从课本中去掉,且还应该大幅增加。

背诵是孩子的第一等功力 (大师们小时候是如何背诵的)

  唯熟读才会活用,即杜甫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曾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人家诗句,做几首打油诗是可以的,但若不能自出机抒,能成大诗人么?”“自出机抒”是一回事,会不会做是另一回事。一流诗人抒写生命,二流诗人藻雪性情,三流诗人只是构想。少女杨步伟读《百家姓》后,遂取笑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王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此即活学活用,心手相应。科考分书、诗、论、赋四门,即八股文、试帖诗、经纶、律赋,所考皆在目无全牛,稳练纯熟。

钟敬文小学时代就诵读《唐人万首绝句》,出行时也必备此书,睡眠前放置枕边,有空暇就读。

  我上学的年代,破四旧,立四新,所学皆时文,既长,方接触到古文。然所学有限,无非《捕蛇者说》《岳阳楼记》《送东阳马生记》《游褒禅山记》等有限的几篇。文章望气而知,知于未形,一读便知道好。遂搜索到不少类似的文字,无奈已过背诵年龄,只能记个大要。神经已死,牙根还在,硬着头皮强记之,多少还是有些效果。

唐代韩愈自幼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他自叙“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如此“兀兀以穷年”。

  作者:介子平

子正書院國學教育

  我少年时,有同学记忆力异常,整部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全能唱出。先是李勇奇的唱段,随后捏着嗓子是小常宝的唱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然这些记忆并未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什么帮助,他曾做过印刷厂的排字工,改电脑排版后,改在职工食堂卖饭菜。后来我想,他这么强的记忆力若用在今天记忆英文单词,记忆定律公式,定会考个不错的大学。时势造英雄,错过时势,英雄也凡人。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元代程端礼提出:“每大段(文章)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读二三十遍。”

张寿康四岁时,字虽不识,却能背诵《千家诗》多篇,至八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老舍先生说过:“只有‘入口成章’,才能‘开口成章’。这位语言大师一语道破了背书对写作的重要作用。我国古今许多文人、学者学习语文都经历了熟读、熟记乃至苦读苦记的历程,记忆力也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鲁迅先生幼年读书时,背诵非常出色,能背诵《纲鉴》,后来他经常是整本书地背诵,无怪乎他写起文章来纵横驰骋,挥洒自如了。

恽逸群所读私塾乃复式教育,在塾师与高班学生讲课时就专心旁听,因此他能将未读过的《幼学琼林》和《周易》一字不错的全部背出来。

茅盾背诵《红楼梦》

洪业庭小时,就能背诵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和三百多首杜甫文,致使后来在美国写《杜甫传》巨著,全凭记忆所储存,不用去查杜甫的诗文了。  

现代的许多名人也都在青少年时代通过大量的背诵,打下雄厚的文字根基。

熊十力十岁,父亲讲授《三字经》一天就背熟了,他能背诵很多书,后来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开明书店大家酒叙,席间有茅公、郑公、章公,还有周予同、夏丐尊、顾均正、徐调孚和钱君匋,以及两位女士。席间章锡琛请茅公背《红楼梦》,并由郑振铎指定一回,茅公果然应命滔滔不绝地背了出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可见茅公深厚的古典文学的造诣。

刘半农十一岁能背《长恨歌》、《琵琶行》。

开明书店的主人章锡琛有一次曾对钱君匋和郑振铎说:“茅盾能背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来。”郑振铎不信。章锡琛说:“如不信,可以赌一桌酒,请君匋做证人。如果背出来,这桌酒由你出钱;背不出,由我出钱。是不是赌一下?”郑振铎被章锡琛这样一激,就说定赌一桌酒。

巴金说:“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200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赋、有论、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200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写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我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摘自: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

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之”。

苏步青读小学,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已能背诵如流,刚进中学老师不相信他能写出作文《读〈曹刿论战〉》,顺口举出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他一口气背完,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出来。”

白居易达到了苦读苦记的程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颜真卿在《颜氏家训》中自叙:“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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