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文学“枢纽”:唐前文馆历史说略

文学“枢纽”:唐前文馆历史说略

  由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等任顾问,四川省宜宾学院主持修撰的《唐前帝王诗文校注》一书,全六册,是对唐前帝王诗文进行系统清理的第一部大型古籍校注著作。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最长、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品图书特色的一套大型丛书。丛书有选择地出版我国先秦以来较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丛书已出版了100种。在日前召开的丛书出版百种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丛书的价值意义。

文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机构,秦汉以前即有类似机构的设置。自汉武帝以来,各王朝政权都以各种名义设置了不同的殿阁,以掌管图书,编修书籍,起草公文,教授生徒。两汉间知名的殿阁有石渠、延阁、广内、兰台、天禄、曲台等十八种。魏晋南北朝,台省殿阁皆盛养学士,风气演进,蔚为大观。此间文献记载的馆阁多达十几种,其中有名的有曹魏的崇文观,宋、齐的总明观,梁的文德省、华林省,陈的德教殿,北齐的仁寿殿、文林馆,北周的兽门殿、麟趾殿、通道馆。这些文馆多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兼掌著述等务。此外,各朝还有以教授生徒为主的学馆,亦兼具文馆性质。

  唐前帝王起于秦始皇止于隋炀帝,从帝王文学创作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时段。因为只有这个时段中的曹魏时期曹操父子、梁朝萧氏家族能够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建安风骨”是后来诗歌的重要艺术源泉,曹丕《典论·论文》、萧衍之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昭明文选》是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唐及其后的帝王或帝王家族恐怕再也无人能如此影响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引起文学史家的高度关注了——可以相类比的只有李璟、李煜父子,但他们的影响主要在词,范围小一些。所以,由秦至隋的文学发展中,帝王文学是绝不可以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如刘跃进为此书所撰序言中提及的马克思那段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帝王的文学态度、文学主张、文学趣味,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说:“大家都在思考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中国文化在其中已经贡献、能够贡献什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答案。西方有‘伟大的书’的传统,而这套丛书显示了中国文学本身的伟大传统。”

同样是唐前文馆诗作,南齐和陈代、梁代和北齐相比,有时就看不出明显分别,感觉大同小异,都是未成熟的古体,要是抹去作者姓名,就更难知道作者为谁。不像唐代五七言律绝,特征显著,一望便知。唐前文馆作家很少贬谪外任,自入仕起就在台省、殿阁、东宫、王府几个主要文职官位上迁转,不像唐代有官员流贬和铨选制度,使文人在江湖廊庙之间频繁迁徙;更没有科举制度作平台,将体系之外的文人也吸纳进来,给创作带来冲击,文馆仅靠人员调动还难以实现朝野风气的互渗。

  该书广搜博采,收录自秦至隋203位帝王的800余首诗、4000多篇文,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总集的基础上,辑佚上有了新的收获。但该书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更新、更全的唐前帝王诗文文本,而在于为这些诗文作了全面的校注,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未注释过的。全书体例设计颇有新意,每位帝王都分小传、正文、校注三部分。在小传中又细述生平思想、诗文创作和著述流传情况;于正文前则有解题,包括题名情况、诗文出处、篇目分合、主旨大意、题目语词解释、系年等内容;校注部分也严格遵守当前学界通则,均标注版本来源、书名卷次,对于诗文所涉及的制度、名物、词汇、典故等均能要言不烦地解释,并广泛吸收、考辨诸家之说。故而,该书在体例上兼具学理性与适用性,是一部自具特点的诗文校注总集。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高克勤介绍,丛书在选目和整理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选目全而见精,勾勒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概貌。丛书100种,大致为唐前13种,唐27种,宋20种,元明15种,清25种;以文体论,总集3种,文论2种,笔记、小说2种,戏剧3种,词曲集10种,余均为诗文别集。从整理方式来看,有标点、校点、校笺、笺注、校注、集注、集释等。传世佳注者尽量保留,仅作标点。宋以前的诗文集前人无注或简注者,多请当代古典文学名家和史家予以笺注或集注。这些作者都是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一流学者,这些古籍整理著作都代表了一个时期研究的最高水平。

由此,一种沿自前朝的创作风气,竟可绵延数代,作家队伍的构成、审美趣味和创作趋向长期单一化。这种格局不但消弭了作家个性,还泯灭了作品的代际差别,压制了大量人才。社会底层虽然也有奇伟之士,但总是难以凸显。

  本书呈现了200余位帝王的全部诗文创作,并且细致梳理了文本,让我们能够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这个时期帝王诗文创作的全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可供玩索的新课题,即如何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确定帝王群体诗文创作的特殊性?唐前诸帝与其他时段的帝王诗文写作相比,其内涵是否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与主流文学的发展又有什么关系?这是该书引起笔者的一些思考,也是此书在文献辑校之外指示的研究方向,诸位贤达如能就此撰写相关论着,则更可见此书的学术意义非止于一般的诗文校注而已。

文学个性的限制消弭

  《唐前帝王诗文校注》 李修余、陈朝辉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前文馆和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儒林对文苑的铺垫和规导作用。所谓铺垫,是指文馆为文人提供了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文馆是以管理、整治、编撰图书为务,进了文馆,也就等于进了书府和学苑,对文人的帮助较大。汉晋周隋各体诗文都得到发展,社会从上到下对文学的爱好强烈,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得到重视,但是普遍遇到两个困难。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儒学观念对文馆创作的支配性。文馆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很深,在创作上总是自觉践行儒家文学观,有意识地把诗赋写得典丽温润,有馆阁风。在创作倾向、写作意图上很少贬刺,不能反映现实。一篇南朝学士诗作,要是抹去作者,就不知为齐为梁。受儒学影响,国史撰写和文学书编纂,在文馆中也被当成重要文学。为了服务政教,文馆学士还将诏令、奏议、表疏、书启等也当成正宗文体对待,看得极重,并且将士子官位升降与这方面写作能力高下挂钩,引导读书人在这些方面倾注大量精力。其结果就是先唐作品大量的平庸和少数的伟大,造成文学生产上的浪费。直到近现代,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唐前文馆是先唐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为文人提供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并从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对文学进行规导。

创作观念的规导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馆阁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藏书机构、学术机构和文学中枢的集体印象,成为一个民族对于庙堂文学和京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人们心目中,馆阁不仅是高等官署的标志,更是特殊文化身份的标签。在统治者那里,馆阁作为御用的文化机构而存在,其人员、活动都带有御用性,其设置带有临时性,其创作具有规范性、美观性,却从不强调个性。历代官方的这种行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必要的,对文学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首先,唐前文馆造就了一批馆阁作家。自汉至隋,文人担任过学士、秘书、东宫、王府官的占去大半,寒士所占的比重不大。这种一边倒式的作者构成,就是缘于先唐长期存在的贵族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根据门第高下授官,重要的文馆职官主要授予名门子弟,政治制度主要用来保障世族利益。由此,先唐各代有文化、能创作的,多是些出身高贵的殿阁学士、秘书著作,文馆则是这种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学士是贵族文化观念在文学上的践行者。

从反面看,文馆的建置对文学发展有限制作用。这表现在压制个性,制造平庸,模糊个性,突出集体。

其次,唐前文馆引导了各朝的文坛风尚。文馆学士多出身华贵,崇尚清雅,一旦进入文馆,文学就会向雅丽的方向发展。古代自西汉以下,之所以每个朝代的文学都存在着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趋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馆的存在和学士的推动。易代之际王业草创,人心思治,帝王感于时势,一般都是提倡节俭,反对奢华,文馆也刚刚成立,未成气候。文学受此影响,一般都比较质朴。后来随着形势稳定,文馆也相继建立,并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枢纽,文学在它的牵引之下,会向着雅丽、精致的方向发展。一旦新朝建立,旧的文学观念就会遭到批判,这时文学受新风气的影响,又会一度由丽返质。就这样,文学发展的趋势大体在质和文之间往复摆动,存在着代际变化,并和时运的交替对应。《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的就是这一现象,对此加以文馆制度的考察,也有必要,毕竟文馆在唐前各代是一个关系到文学盛衰的关键部门。

二是缺乏通向政界和文坛的必要平台,多数人创作水平偏低。本来,诗文是抒发性灵的最佳途径,但对于那些天分不高的人来说,文馆藏书丰富,人才荟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交往切磋,其诗文体格也有可能发生新变。文馆是一个集体,做事总是以单位名义进行,而学士也爱好交游,气类相通。在这样的地方,不仅个人的成长更顺,而且能较快融入文学主流,至少要比那些长期僻居一地的人好。

儒林文苑的铺垫帮助

一是文献不足,错误层累,不便使用。不仅文献本身问题成堆,而且一般书籍藏在皇家,文人要是不身为朝官,便很难藏书数万,藏书宏富的多是朝官,出身秘书、著作等文职部门的尤多。因为这些地方多学者,有抄写和研讨的天然便利,到了这样的部门,学识和能力就能迅速提高。文馆作家知识广博,作品精丽,爱用典故,就是因为文馆读书条件及儒学氛围熏染所致。

再次,唐前文馆是研究和推出新文体的主要场所。现在可以确证,唐前有近十种流行的文体都是源于文馆。《沧浪诗话·诗体》提到的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源头都在唐前馆阁,代表人物则是其中学士。这些人学术文化水平较高,创作经验丰富,观念相近,朝夕相处,容易把审美观念转化为文学作品,并通过名流的评骘来向社会提倡,引起世人仿效,从而形成时代性的文体。

至于儒林对文学的规导,则体现在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唐前文馆本来是以尊儒重学为名成立的,招引的多为文儒,事务多在儒学范围,性质多是儒馆,真正的文学馆并不多见。自汉至隋,文馆的儒学氛围和色彩一直比较浓厚,经史一直是其中的主流学术,地位要比文学高,文学只能依附经史而存在,还难以脱离它自立。文馆作家的创作受此影响,也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写出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儒学化的,与纯文学还有距离,魏晋以前尤其如此。即使齐梁文馆作家所作也带有较浓的儒雅味道,写出来的多是带丽色的古辞,不是真正的美文学。直到宫体诗出现,局面才有所改观。

从正面看,文馆是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起着培养人才、引导风气、催生文体等作用。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以上所说,还只是先唐文馆的第一大类:中央文馆。此外还有太子和藩王府馆,自晋至隋亦史不绝书,前后相望。这些文馆又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如梁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所开之馆,其兴起和运转,背后就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六朝权臣使府,亦具一定的文馆色彩和政治斗争背景。此外,秘书省、著作局、史馆等国家常设机构,更是长期存在的正规文馆。这些文馆在汉隋政治社会上层存在长达六百多年,馆中所聚文人众多,其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也较为繁杂,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馆阁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16K03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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