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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张西平:从古代北京重识西方汉学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研究内容的汉学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内容摘要:这几年关于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基础性外文文献有了长足进步:由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及。平心而论,来华传教士来中国的确是为了“中华归主”,但殊不知宗教传播是文化间相互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文化交流中。目前该书主要以西方已经出版的来华传教士和遣使文献为主,但这些来华传教士还写下了1000多部中文著作和同样数量巨大的稿本文献,例如近期我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出版的第一辑就有44册、177种文献。

  日前,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发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汉学的发展历经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中国研究等多个阶段。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中国研究至今走过了整整200年,已经从传统的人文学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长期以来,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博士有近千名,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

关键词:研究;文化交流;传教士;汉学;中国;来华;著作;游记;北京;翻译

  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是外国人对中国,尤其是古典中国研究的通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对外文化交流加速,中国本土正成为海外汉学家交流思想、碰撞观点的主阵地,很多中国高校也加入到汉学研究之中。从最早的汉学到今天,新旧汉学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转换,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汉学的今天与未来呢?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影响,决定了由东学与西学熔铸而成的汉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中国人认识自己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向世界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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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汉学:从传教士、殖民活动脱胎

  曾几何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学转变为近代、现代学术,除其自身演进的原因之外,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实学兴起,这与耶稣会入华有直接的关系。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互动。晚清以降,民国以来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读书者说】

  艾儒略、利玛窦、安德义……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几乎都是传教士,其中包括发明了罗马拼音的金尼阁,用希腊方式标明拼音四个音调的郭居静。是什么让这些传教士成为西方第一批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人?

  正是因为这样,海外汉学家在一些方面的研究高于国内同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水平,从而为世界认识中国开拓了新的路径。然而,或许也正因为这样,西方研究方式与东方文化本体之间存在的先天异构,西方汉学家在认识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时所处的时代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本体的误读和谬解。此外,文化交流渠道不够畅通、文化交流的心态不够包容等原因,也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如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使汉学研究的效率大打折扣,也使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路径受到阻碍。

  近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北京成为一个研究的重点。北京作为元明清故都,长时间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地位,加大以北京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很自然的。欧阳哲生教授撰写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一书,就是北京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汉学研究最开始的起源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方的语言系统,把自己的信仰体系传达给这个民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延中说,“了解他者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古代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非常大,必须把汉语的研究当成一门学问。把圣经整个思想变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尤其是做神学阐释的时候,对古代汉语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今天,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渴望获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也渴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的自己。而汉学研究的最终使命就是要帮助中国加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向世界阐明中华文明的价值精髓和现实活力。在东方与西方相遇的路途上,汉学家的角色也越来越受重视。培养更多的海外汉学家,为他们提供认识中国的机会、了解中国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意义。

  整体性研究:矫正碎片化倾向

  当时,学术机构中汉学研究的设立常有西方政府的背景。荷兰莱顿大学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早在1873年,莱顿大学就向荷兰政府要求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席。

  汉学家的培养,汉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也是全世界今天都在关注的课题。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当不同文化的内在力量相互辐射,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将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这几年关于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基础性外文文献有了长足进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史》等相继出版;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刊物上,西方原始文献相继翻译发表。这些都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打下了基础。这些基础性文献和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为加深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欧阳哲生充分利用了这些新的翻译成果,写下了这部洋洋60万字的著作。

  “当时荷兰国家政府决定可以有这个教席的原因并不在于荷兰民族对于唐诗宋词感兴趣,而在于荷兰历史上,印尼殖民地华人很多,管理这么一个群体必须得懂他们的语言。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是非常丑陋的一种动机。”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说。

  以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主要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展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尤其注重中文文献的发掘与使用。欧阳哲生的书是反其道而行之:该书研究的主体是西方各国来华传教士和遣使;他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以来华传教士为核心的中国记忆和叙述;在文献的使用上不再侧重中文文献的发掘,而是转向西文文献,主要是来华传教士和遣使的西文文献。如作者所说“本课题与传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视中外之间的科技、艺术交流有别,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外交史关注双方订立的条约制度不同”。这使得本书有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其中,对16至18世纪西方文献记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系统梳理,是一个显著特点。

  “第一位教授上任后去印尼当官,但没有专心政府的工作,而是编了一个辞典,做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人文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当时设教授席并非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但是因为有教授席以后,我们有机会亲近并研究唐诗宋词了。”柯雷向记者这样介绍莱顿大学汉学传统的源起。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跨度长、人物多,涉及的国家和语种也比较多。一般学者从事这一时段研究时,大都选取一个国家或者人物,以个案研究为主。这样的研究有深度,有开拓性。但从整体学术研究进展来说,随着文献不断涌现,个案研究不断增加,单一的个案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发展。此时,需要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做一宏观把握,欧阳哲生的著作应运而生。该书在时间跨度上是从16至18世纪,实际上也涉及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马戛尔尼、阿美士德访华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从国别角度来看,该书研究了早期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来华传教士的北京经验,也研究了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北京经验,其中对在礼仪之争中的罗马教廷使团两度访华也做了专章研究。这样,该书对西方来华传教士和遣使的北京记述就有了一个整体性把握。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是一个很好的矫正,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一个好的学术基础。

  “传教士在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开始了汉学实践,19世纪正式成为一个欧洲的学术研究学科。当时大部分汉学家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特别是哲学方面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说,“第二个阶段是二战以后,在这个阶段汉学更多的是中国研究,是研究中国现代的情况。”

  以历史学为基础:深挖“北京经验”

新汉学:中国研究基础上的融合发展

  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西方游记汉学,尽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毕竟大多数是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西方人深入中国社会,开始从思想和精神上了解中国还是从传教士汉学开始。传教士汉学区别于游记汉学的特点在于,这些来华传教士长期在中国生活,不少人最终老死于中国,对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礼仪之争以后,各教派为了阐明自己传教路线的正确,开始研读和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从而开始了中西思想与哲学之间的深层对话。这些是游记汉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欧阳哲生所提到的“北京经验”,就是这些来华传教士和遣使在其汉学著作中对北京和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

  二战结束,冷战铁幕落下,新中国成立。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逐步转向当代,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等当代中国的现实议题逐渐纳入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也强调多语言文本对照,引入统计、定量分析等社会学方法。

  当下学术界一些人受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称为“汉学主义”,尤其是对于传教士汉学批评颇多。平心而论,来华传教士来中国的确是为了“中华归主”,但殊不知宗教传播是文化间相互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文化交流中。持“汉学主义”观点的学者,在面对西方汉学时,他们的出发点是跨文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

  “当时美国资助了很多中国问题研究的项目,但实际上是一种冷战色彩的产物,是站在一种对抗、冲突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萧延中说,“但很多学者仍然在尽力追求学术化。”

  作为历史学家,作者没有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来华传教士的“北京经验”展开比较文化分析,而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认真梳理了西方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认识的实际推进。作者认为,来华的西方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都有了深入了解。知识论的推进与跨文化的立场是西方汉学家建设这个学科的两个车轮,我们在面对西方汉学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但了解其对中国实际知识的掌握程度,其知识表述是否完善,是展开跨文化分析的基础,那些看起来分析得云天雾地的文章,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大都是雾里看花。历史学是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此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两极的,少数精通艰涩古学的汉学家和大多数把中国等同于筷子和龙的民众。”刚刚获任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的北京大学教授董强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市场显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在区域研究的大范畴下,强调应用的“中国研究”(Chinastudies)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学科窗口。

  该书在思想上也有所关怀。因为近年来关于19世纪西方为何胜出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有热烈讨论。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关于18世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正如戴逸先生所说:“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作者对18世纪中国潜伏的危机给予逐一总结性分析,但话锋一转,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中国衰败的原因归于传统政治制度,将其视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给予了另类的回答。作者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些国家“传统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以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作者回到自己长期耕耘研究的近代史中,把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与19至20世纪的中国研究贯通了起来。

  “中国研究更多指现代历史或者当代研究,关注的议题也更加专业化。”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主席、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说。

  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涉及中国和欧洲双方历史演进的重大学术研究领域,在历史文献上涉及多种欧洲语言和大量中国历史文化。目前该书主要以西方已经出版的来华传教士和遣使文献为主,但这些来华传教士还写下了1000多部中文著作和同样数量巨大的稿本文献,例如近期我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出版的第一辑就有44册、177种文献。这些文献对中国的介绍、传播和接受是展开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看来,欧阳哲生的著作是年轻学者未来迈向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的一个重要台阶,该书所代表的学术进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汉学和中国研究应互相取长补短,汉学的优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区域研究则引入了跨专业、多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中国研究是一个复杂变化的整体。”

    

  “汉学和中国研究不应该有对立。中国像一座大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是呈现不同的情况,要把不同的观点整合起来。”张隆溪说,“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后,海外学者已无法忽视中国本土研究的成就,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去国外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这都让这门学问的视野更加开阔。”

  “去年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建议把单数的汉学(sinology)改为复数的汉学(sinologies)就是考虑到汉学含义在随着时代变化,多学科的研究内容正在汉学的大类下重新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说。

  “由于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古代转到现代研究,从事古代研究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张隆溪对“厚今薄古”的现象感到担忧,“但对现代的重视不一定就是好的。缺乏一种深度和频度会导致各项议程趋于表面。”

  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论坛吸引了30多位“未来汉学家”的参与,而随着中国本土越来越多地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场,作为内容跨学科、研究者跨国别的综合性研究,源起海外的汉学正在回归滋养它的土地,以本土视角实现古今中西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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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博超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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