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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齐国重商

春秋时期的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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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司市》注云:‘通物日商,居卖货曰贾,义与此同。’……《白虎通义·商贾篇》云:‘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日商,止日贾。’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这些人;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

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可见,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春秋时期,还有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一是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周去作生意,路遇偷袭郑国的秦师,他用皮革和十二头牛,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人认为偷袭消息已经泄漏,便将军队撤回①。另一则是公元前597年,秦、楚间的邲之战中,晋国大夫荀莹被楚所俘。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时,曾经准备把囚在楚国的晋大夫荀莹秘密置于货车中营救出来。这显然非用金钱贿赂楚国的看守人员不可,没有雄厚的财力是办不到的。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楚国把荀莹释放了。而后,荀莹在晋国见到了那个商人,非常感激他,而那个商人却说:“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②。这两则史实告诉我们,他们都不象后来的那种自由经营的商人,而很象“工商食官”下的商人。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鲁国有贾正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代虽然是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当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这些富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

[摘要]对仁人来说,死是何其轻巧,最困难的,大概是千难万难之中,不放弃、不屈服、不妥协的那份坚韧执着之心吧。

   
齐祖姜太公,屠过牛,市过饭。虽然肉经常卖臭,饭也不咋好吃,做生意老不在行,但是老人家重商则是一定的。一到齐国,“修政,因齐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一句话,齐是以商兴国的。不过,齐真正成为大国,跟管仲有关。管仲我们知道,也做过商人,且做商时不太地道,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拿的本钱少,分红时拿的利润多,鲍叔牙的伙计都看不下去。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家穷需要钱,且有老母在堂需要孝顺。不管怎么说吧,管仲应该具有精明贪利的商业品性。待自己做了齐相,遂一展其品性,制定了极佳的工商政策。第一是轻税:“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第二是给商人提供各种便利:“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第三是设立国营妓院,开放搞活。

孔子从不轻易以仁许人,在《论语》中,除了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认可的仁人有六位,分别是比干、微子、箕子、伯夷、叔齐和管仲。

    当然,从管仲开始,中国的商业文化里就有了不良的文化因子。

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齐都是倒霉的人物,比干劝谏纣王,被纣王剖心而死;微子见纣王无道,投奔了西岐;箕子装疯,躲过了纣王的迫害,周灭商后,带领部分商族远徙朝鲜;伯夷、叔齐放弃就任国君之位,跑去投奔周文王,武王出兵灭商,二人拦住武王的马,劝谏他不要兴师,差点被杀头,武王灭商之后,二人隐居于首阳山,采野菜为食。这五个人,事迹不同,虽有可歌可泣之处,冠之以“仁”,道理何在?

   
第一,管仲发明“四民说”。也就是政府要让士农工商各营其业各处其地,不得乌合:“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一句话,商人可以蒙头发大财,但是各阶层之间不能杂处,不能联合,否则他们整天乱说,想成些事太容易了。

让我们看看管仲,管仲年轻的时候,是个倒霉蛋。他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老是占鲍叔牙的便宜,鲍叔牙的管家看不下去了,在主人面前打管仲的小报告。他当兵上前线打仗,战友往前冲,他往后逃。他出仕做官,三次出仕三次辞官。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主—齐国公子纠。齐国内乱,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跑到母舅之国避祸。后来齐襄公死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开展了马拉松比赛,看谁先回国谁就继位当国君。管仲看报效主子的机会到了,带了一帮人马躲在公子小白回国的路上。公子小白出现后,管仲朝小白射了一箭,正中心窝,小白口吐鲜血倒在马车上,管仲乐滋滋的回去向公子纠报功去了。

   
第二,管仲发明平准制。也就是政府参与调控商业平抑物价。此招也是有利有弊。民主政体国家,它就走向社会福利一面;专制垄断国家,它就走向国进民退一面。

哪知道小白没死,管仲一箭正射在小白的腰带上,小白也是个机灵鬼,佯装中箭,咬破自己的舌头吐出一口鲜血,骗过了管仲,快马加鞭赶回了齐国,抢先即君位。就位后第一个命令就是派兵阻止公子纠回国,并要诛杀管仲,以报一箭之仇。

   
第三,实行盐铁粮国家专营制。这就不是国进民退了,而是直接拒绝民营进入。

你看管仲这倒霉催的,从如夏天一般的狂热状态立刻陷入了如冰窖一般的寒冷之中。眼瞧看这小子就要身首异处了,好就好在他有一个好基友,立刻化险为夷,转祸为福。

   
第四,管仲虽然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谓的牧民富民是有限度的。《管子·五辅》篇曰:“贫富无度则失。”《奢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也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过贫,但是也不能过富,满足百姓温饱就行了。特别是那些商人,过富就很危险了。他对齐桓公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这个好基友就是鲍叔牙,鲍叔牙真是个伯乐式的人物,他早早的就知道管仲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当他的管家向他报告,管仲占他的便宜,鲍叔牙说管仲家太穷了,他要多拿就多拿一点吧。别人讥讽管仲在战场上逃跑,鲍叔牙说,管仲是独子,家有老母要奉养啊。管仲三次出仕都失败,鲍叔牙说,管仲的机会还未到啊。这回管仲死到临头了,鲍叔牙怎么说?鲍叔牙还真有办法,他此时是公子小白的第一谋士,公子小白,也就是此时的齐桓公要任命他为相,鲍叔牙说,如果你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不可。就这么着,鲍叔牙硬是说服了齐桓公,让管仲登上了齐国相国之位。

   
管仲的意思是说,如果国王不掌控好商人,让利润皆入了商人之腰包,相当于一国二主了。这种对富商的本能的警惕,也是个不好的信号,后世君王皆接收到了。做得过分的,有干脆废除商业的,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管仲还真是有两把刷子,他担任宰相之职,冶铁煮盐,发展商业,很快齐国富裕了起来,他进行行政改革,编户齐民;编练军队,练就了一支三万人的精兵,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一味逞强,而是以外交战、商贸战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二)郑国重商

尽管管仲的功劳很大,但这些足以使孔子称之为“仁”吗?孟子对管仲就有不同的看法,孟子就说了,管仲受到齐桓公如此信任,齐国这么富强,个人才华如此之高,本应辅佐齐桓公行王道,但管仲却行霸道,我才不屑于效仿管仲呢!

   
郑国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优美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卿韩宣子拥有一对玉环中的一只,听说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就前往淘宝。他拜见了郑国国君郑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郑相子产对曰:“这不是官府的藏品,我们国君不知道哇。”郑国的其他大臣认为子产做得不对,因为一个小小的玉环,就得罪晋这样的大国,和韩宣子这样的政治强人(晋国六卿之一,在晋国执政27年),太不值矣。子产不理。宣子绕开郑国君臣,直接找那商人去了:我买还不行吗?那个郑国商人回曰:买可以,但是我得禀报我们国君与国相。于是韩宣子去找子产,没成想子产说出一番很漂亮的话来:“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子称赞管仲做到了“仁”,他的理由又是什么?

   
一句话,俺们郑国立国之初就与商人有盟,互相保护呢,政府可不能依仗权力盘剥商人呢。这话说得韩宣子都害羞了,再也不好意思提买环的事情了。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政府,所以才出现一个更优美的商人爱国故事:弦高犒师。说的是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遇到郑之贾人弦高、蹇他。两位商人商量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国国君之命,以十二牛劳之。秦将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

其实别说是孟子,就是孔子亲炙弟子,对管仲也有不同看法。

   
后世还有商人学习弦高来着,可惜时移世易,一切都不是那个味了。我说的是英法联军进北京前,同仁堂老板乐平泉联系恒利木厂的王海,捐备牛羊果品前往通州犒夷求和一事。他们浩浩荡荡地带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结果英夷头目额尔金拒绝接受。据中国民间笔记载,老额是这样说的:“本国向不得受礼物,如为贸易起见,着本国弁兵照时价公平买卖”。我们的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却在半路上被清兵抢去。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论语·宪问》)

    (三)越国重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吴越争霸,除了传统的美人计,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商战了。据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文种给勾践献过伐吴九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因《史记》中勾践赐死文种时有“子教寡人,伐吴七术”之语,冯梦龙以为《越绝书》史实性不及《史记》,故删“尊天地,事鬼神”和“邦家富而备器”,九术遂成为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不管是九术还是七术,里面都包含了商战的影子。

子路、子贡是孔子最为亲近的两名弟子,二人陪侍左右时日多矣,都不能完全的理解孔子的“仁”。哥儿俩认为,管仲这个人,替公子纠做事,公子纠遇难了,同时辅佐公子纠的召忽也自杀了,管仲不仅不自杀,反而当了公子纠仇敌公子小白的宰相,不忠不义,何能称之为“仁”?

   
据《史记》,范蠡老师计然(另有一说,计然就是范蠡)给勾践谈的商战经验如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木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矣。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结果是十年,越大富,号称五霸。据说,之后范蠡弃官经商发大财,也是用的计然的商战理论。

可见子路、子贡哥儿俩对仁的理解,是臣子应忠于自己的主子,“主忧臣劳,君辱臣死”,这才是君子,这才是仁人,哥儿俩把对君主个人的无限忠诚视为仁的必备条件。

    (四)鲁国重商

但孔子显然不这样认为,孔子认为,“君子从道不从君”,君子从政是要践行道义的,而不是对君王个人的愚忠。这个道义,就是黎民百姓的生活过不过得下去,有不有快乐和幸福。

   
周公乃鲁之始祖,而周公是很重商的,西周初期的诸多重商政策,都是周公制订的。所以春秋时期“鲁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创儒学,轻视农工小人,但对于商,还没有轻视,其弟子子贡就是个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表扬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孔子甚至把自己也当商品了,发出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之类的吆喝。儒家轻商应该始于孟子,孟子把士称作“大丈夫”,把农夫称作“小人”,把商人称作“贱丈夫”。在孟子笔下,连商业税都是因为商人太贱了才开征的。《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业,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意思是说,古代的市场,本来是以自己所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由官府管理。可是有些“贱丈夫”,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赚走。大家都认为这种人很贱,于是开始向他们征税。“贱丈夫”的称谓,加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论在后世的恶性膨胀,商人才慢慢被戴上贱和奸的光环。

春秋初始,礼崩乐坏,周王室已经不能够有效的控制各方诸侯,这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天下混乱,诸侯之间互相杀伐,民众在混乱的世道里面,生命、财产缺乏保障;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趁机南下,中原各国各自为战,不能抵挡。戎、狄等蛮夷的进攻使中原各国面临文化灭绝的危机。

    政府重商之下,春秋时期的商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

在华夏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管仲适时出场,他最大的贡献不是使齐国强大和富裕,而是两点:尊王和攘夷。

   
第一,私商大量出现,著名的有范蠡、子贡、吕不韦等。他们地位很高,或者说社会影响力很大。比如吕不韦,能把皇家接班人弄成自己的种子;越国大大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学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后两人干脆被后世合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为最高领导。周朝之所以维护了四百年的太平,关键就是诸侯们都听周王的,现在周王室衰弱了,诸侯们皆不听号令,这是天下混乱的根由。管仲鲜明的提出“尊王”口号,并以齐国的实力为后盾,逼迫各国就范。最有名的历史事件就是楚国北上中原,齐国联合各国诸侯军队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祭祀用的茅草。楚国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同意向周王室纳贡,实际上也就承认了自己周朝臣子的身份。

   
第二,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随着自由商业的发展,官府发现官营商业不利或者亏损,且征商(征收关税和市税)比经商更能保证和增加收入,于是逐渐放弃经商而改为征商,自由商人乘机坐大,逐步取代官营商业而居于优势地位。

管仲相桓公,曾经九次召集诸侯们召开盟会,制订盟约,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最有名的是葵丘大会。

   
第三,政府的税种有三类:市税、关税和山泽税。市税开始与交易额发生关系,税率一般为百分之二。关税起源于宋国,之后各国相继效仿,在边境设关收税,税率也是百分之二。春秋中后期,关不只设在边境,内地也相继设立,且税率开始加重。至于山泽税,春秋后期开始征收,税率比前两种更重。

葵丘会盟有齐、鲁、卫、宋、郑、许、曹等国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盟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宣读了盟约。孟子记载了盟约的主要内容。

   
第四,一些小手工业者已被允许在自己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这就是所谓的工商合一,前店后坊,逐渐发展为中国商业中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第五,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但是在城外农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换而自发形成的定期集市也大大发展了。这种集市,本是产需双方的直接交易,但是商人涉足其间开始谋利。

从以上盟约看出,主要是对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法律、道德风尚、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进行约束。本来这些规定,应是周王室颁布天下,令各国诸侯服从的,但既然王室已无实力,由有实力的诸侯代表天子维护秩序,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难能可贵的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有武力为后盾,但并无残暴的杀伐征战,所以,孔子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攘夷”,就是各诸侯团结起来,打退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保存华夏文化。

当时游牧部落非常猖獗,曾经深入中原腹地灭掉了卫国,并围攻刑国,在北方的燕国更是屡受其辱。管仲辅佐齐桓公,挥师西向,帮助卫国复国,并修建了新的都城,出兵帮助刑国打退了山狄的进攻,北上援助燕国,灭掉了令支国、孤竹国,占领土地500里,全部赠给了燕庄公。

由于齐国的努力,中原地区有效的抵御了蛮族的入侵,使得华夏衣冠得以保全。所以,孔子称赞管仲,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大家要穿着蛮族的衣服了。言下之意,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中原各国就会成为亡国奴,文化毁坏,华夏不存。

孔子对管仲也有所批评,批评他生活奢侈,“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而且不知礼,“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虽然管仲的私德有所亏欠,但瑕不掩瑜,他为天下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打退了蛮夷,保存了中国文化,使民众受其惠,“民到于今受其赐也。”管仲的作为符合君子从“道”的要求,所以,孔子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有如此的功绩,孔子盛赞其为“仁”,比干、微子、萁子、伯夷、叔齐并无如此显赫的成就,为何孔子也称五人为“仁”呢?

我的理解,“仁”,表现了一种贵族的责任精神,担当精神。《尚书》有如下记载:“老天降下老百姓,并为之确立君长和师保,他们的责任就是辅佐上帝,照顾四方百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仁,就体现了这个意思,孔子时代这些贵族们,大部分已失去了爱护民众的责任心,只顾着自己的享乐。孔子有感于兹,才从之前二千五百年的文化中,总结出一个“仁”字,做为君子应尽的责任。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有着类似的心肠,他因此得罪了雅典的贵族,被以不信神和毒害青年的名义起诉,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着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

当时的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失败,整个城邦的精英阶层变得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蝇营狗苟,苏格拉底希望自己像一只牛虻,叮在雅典这匹懈怠的、痿靡的老马身上,使他重新焕发青春。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自己被判处死刑。

孔子的命运稍好一点,他周游列国无非是希望各国的精英们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孔子虽然没有成功,但好歹没有陷入冤死的命运。

理解了孔子,也就理解了孔子何以称比干等五人为“仁”。比干为天下的稳定,不惜冒死劝谏纣王,仁也;微子见纣王残暴,不可挽回,干脆投奔正义的力量,以暴制暴,仁也;箕子宁愿装疯,不愿同流合污,仁也;伯夷、叔齐担心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开了个杀伐的坏头,宁愿隐居也不在周朝做官,仁也。五人在商周之际那个混乱的时代,行事的方式不同,秉持的信念却一致,就是对天下家国百姓的责任。

孔子说:“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比干等五人,足以当之矣。

谈到责任,一般来讲,责任与利益相一致,则会促进责任的履行,如果承担责任没有物质的回报呢?大部分人就把责任抛到脑后了。但比干、微子、箕子等“仁”人不同,即使个人利益受损,他们也勇敢的承担责任。孔子也是如此,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使命无法达成,亦上下求索,从未放弃。他说:“下学而上达,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孔子在履行责任(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埋怨命运的不公,不埋怨社会的黑暗,只管努力做去,心安就可以了。

中国文化里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屈原就不一样,他见楚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以“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愤懑与清高,投身于汩罗江的滚滚波涛,成全了自己的清白,却留下患难中的百姓。对仁人来说,死是何其轻巧,最困难的,大概是千难万难之中,不放弃、不屈服、不妥协的那份坚韧执着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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