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举行

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举行

   
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30余位与会专家展开热烈讨论。

承洙泗源流,融希腊传统,延华族慧命,与天下善士共勉。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术研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和当代构建”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广州市举行。来自30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著名学者杜维明在发言中指出,儒家文明是开放式的文明,在当代中国,儒家文明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应积极主动地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展开对话,吸收各种文明的先进成分。与会学者认为,儒家文明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价值体系,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把儒家文明之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与当代价值讲清楚,尽快实现儒家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颜炳罡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有学者认为,国学中富民教民、制民恒产,礼乐刑政相互配置,提倡社会自治,重视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的培植等方面的治世经验与智慧,对于今天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富有启示作用。有学者认为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是当前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主流精神,并在当今中国社会表现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提升自做主宰的主体意识、积极快乐的人生态度等。对于周易哲学、《庄子》异同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及近代以来张岱年文化哲学、孙中山新文化观、朱谦之文化哲学的讨论中,不乏视角新颖、颇有深度的佳作。

颜炳罡,著名学者。1960年生,汉族,山东临沂人。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尤期是儒家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颜炳罡教授在海内外儒学研究界影响卓著,并多次应邀赴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研究及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有《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当代新儒学引论》、《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墨学与新文化建设》、《慧命相续——熊十力》、《生活的智慧——孔子哲学散论》《悲天悯人的呼号——墨子哲学纵横谈》等学术著作11部,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文史哲》、《法言》、《鹅湖》等海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多篇。

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文化的融合,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其走进新的社会和文化境界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提出,儒学中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以及影响深远的儒家传统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分,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继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也有学者提出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富且强有力的媒介支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使中国文化强国、经济强国的建设构成同向协调式发展。

颜炳罡教授想来在许多同学之中已经相当有名气,但是他的学生仍然告诉我们,这和他在国内学界以及海外的声誉还是有距离的。颜老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研究,在学界声誉很高。但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知道颜教授最初是通过名气颇响的“四书讲座”。

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与会专家提出,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以儒家为主导、以诸子百家为根基,以佛教等外来价值观念为助力而形成的,其发展历程经历了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的三个阶段。它强调境界形而上学,恪守中道的精神,尽管与西方哲学的旨趣不尽一致,但无疑具有探究宇宙人生普遍之道的哲学自觉与理论自觉。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既不应该囿于所谓“合法性”的争议,也不应排斥“以西释中”的方法,而是应该发扬传统文化全面性、包容性的特点,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融合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薪火相传。也有学者从文化软实力的培养、中西意识形态的交锋等角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提供的民族内聚力和认同感,足以构成一道抵御外来文化的壁垒,使传统文化在变动的环境中得以凝聚而不致湮没。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国学在城市社区、乡村等地的复兴,反映了民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加深;传统文化对于国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培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在采访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他的中国哲学研究以及他的“四书讲座”将是我们采访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西方文化日益展现其强势文明影响的这个时代,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今中国已经颇受冷落,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同样面临挑战,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作为我们传统的儒学?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儒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实现传统与西方文化以及现代精神的对话?作为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自然也还有我们也许都还不甚了了的新儒学,颜老师的研究重心也正在于此,我们的采访也正从此开始。


者:当代新儒家思潮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初期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系统反省,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儒家研究在大陆逐渐兴起。您是最早研究新儒家的学者之一,您认为与传统儒家相比,新儒家之“新”体现是什么在什么地方?

颜教授:当代新儒家的“新”应该这样理解,从传统儒家到现代儒家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本质的规定性。儒家本质的规定性是不能变更的,变更了儒家就不能成其为儒家了,所谓儒家的“新”不是本质新,而是指表现形态上的新。这个“新”就是儒家在不同的时代应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展现方式,表现出新的展现形态。

具体说,第一,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顺应儒家的内在精神,当代新儒家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义理架构。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但传统儒家由“内圣”而“外王”是“直通”的,当代新儒家强调“曲通”,认为曲而能通。就内圣言,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有着共同的规定性,在外王方面,现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家不同,传统儒家的“外王”是修齐治平,现代新儒家的“外王”主要是民主与科学,对这个民主与科学他们强调“曲通”。第二,传统儒家是仁智合一、以仁统智的文化系统,即“智”没有独立意义,始终隶属于道德系统,现代新儒家强调开出独立的学统。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圆而神”,而西方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方以智”,当代新儒家在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体现为中国传统的“圆而神”通过吸收、消化西方概念性思考的“方以智”而重新升华成新的“圆而神”。第四,传统儒学在哲学意义上是心性之学,而现代新儒家将这种心性之学发展为“道德的形上学”。正是在上述四种意义上,当代新儒家造就了儒家新的形态。这个新形态是“遥契古圣往贤的义理慧命并进而开出之”,才是当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真正意义。“古圣往贤的义理慧命”代表儒家的本质,“进而开出之”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形成儒家的新形态,这就是新儒家。


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等,学术界也在热烈讨论新儒家的正名问题,您能谈谈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吗?

颜教授: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学术界仍在争议之中。李泽厚先生认为当代新儒学是新宋学,只有四个人能代表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牟宗三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但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新儒家是个非常庞大的谱系,只要是同情儒家学说的学者都是新儒家,人数达到十几位甚至二十几位之多,经过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前者是过分地窄化,又有人过分地泛化,其实二者对什么是当代新儒家没有一个恰当的定性与定位。

我的看法是,当代新儒家,首先要有“儒家的信仰”,即他必须是儒者;第二,作为新儒家要符合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四点新”,而且要回应时代的问题,思想具有独创性,有自己的学说与“思想体系”,这就是新、儒,家,所以当代新儒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具有儒家信仰的思想家。但只是儒家思想家还不够,还应该用儒家思想去回应现实的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所遭遇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有的学者是儒者,而不是儒家,有的是儒家,但不是新儒家。把儒者、当代儒家和当代新儒家做一个层次上的处理可能繁琐了点,但十分有必要。钱穆先生对传统文化保守的意义比较多,开新的意义不是很多,“守先待后”是他的追求,“新”非他所愿,他是当代儒家但未必是当代新儒家。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纪的理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精通,但他并不是有意地开创一个儒学系统,所以他也是当代儒家而非当代新儒家。找到一个恰当的评判标准,就不至于把当代新儒家窄化或泛化。


者:您在2001年新加坡举行的“儒学与人类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的观点,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您是基于什么而提出了双向互动?您能具体谈谈如何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吗?

颜教授:我最近一个时期比较关注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果儒家不能应对当代社会所遭遇的问题,或是儒家在当代社会中缺席,这不仅仅是儒学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儒家代表了我们中国人评判问题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人的立场。2003年10月在韩国退溪研究院举办的“第十八届国际退溪学术会议”上,我写的论文仍然是这方面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儒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思想、生活、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摆脱儒家之影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基于此,我就提出了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的观点。

双向互动即是双向审视、双向批判和双向参与。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儒家的文化系统,就是用现代人的眼光过滤儒家的文化系统,使其尽量超越时空的隔限来为当代社会服务。同时,也要站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上来审视当代社会的发展。当代社会问题多多,例如,世界范围的文化困惑与冲突问题;西方的温情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问题;环境问题;医学、生物学的一系列革命所引起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问题等等。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人类共同遭遇的问题,一切人类的文化系统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义务和责任,儒学作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系统,它也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提供精神资源。

至于如何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这也是我现在感到很悲凉的一个问题。儒家故乡——中国,基督教有道场,伊斯兰教有道场,佛教也有道场,儒家的道场在哪儿?谁代表今天的儒家?双向互动的主体在哪里?虽不能说儒家在世界上消失了,因为还有像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儒教系、台湾鹅湖人文书院、南洋孔教会,美国波士顿儒学等,但它们离儒家的本土毕竟遥远,时代呼唤对儒家有同情的了解、理解的本土学者能够走出来,不仅仅做象牙塔内的研究,还要关注现实的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不至于使儒家在当代文明对话中缺席。当然,这种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对儒家充满同情了解的青年学者身上。


者:自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成为全球性热门的话题,您认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西方文化和现代精神进行对话?

颜教授:对此,我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学会相处比练习对话更重要。文明冲突和文明的原则是相对立的,既然是文明就不应该有冲突;既然有冲突就不能称其是文明,但无情的现实是,并不因为逻辑说不通,文明冲突就化解了。实际上,文明冲突在今天的的确确正在发生着、正在演化着,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严重的问题。其实,文明冲突和全球化是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在许多领域要求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模式的时候,每一个民族要问这个同一标准、同一模式中的“我是谁”?我是以何种角色参与到全球化系统之中?我这个角色的特殊标志是什么?每一个民族都该有自我定位,因为不同角色的主体参与全球化过程之中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冲突,由思想观念的冲突可能会演化成政治对抗乃至军事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提出:如果文明之间确存有冲突的危险,对话则更属必要。问题是,对话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方式和手段,但对话并不能使问题解决。

那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就是要学会相处。以儒家的原则来处理人类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冲突就不会发生。儒家己立立人的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的处世方式、并行不悖的宽容态度、仁民爱物的情怀都是相处的智慧。儒家提供了人与人交往、相处的平台,不同文明实体相处的关系平台,一个可以支持具体应用软件系统的平台,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是道德的底线。

不同文明实体并存是十分必要的。儒家讲“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只有在不同文明的并存状态下,一个文明才能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并成就其自身。当然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并非是为了丢掉我的文明,更不能丧失文明的主体性。比如基督教文明可以吸收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因素,来成就现代的基督教神学;伊斯兰文明也可以吸收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来成就自己的完美状态,儒家文明同样需要吸收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以完善儒学。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种强势文明了,那么这种强势文明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文明交流必须平等展开,决不能强制输入,强制输入的结果只会导致情绪化反抗,导致灾难。在文明交流中,儒学的立场是“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它不是四处去推销、去贩卖,而是让那些感到需要的文明实体自觉前来学习,这样的传统和西方传教士的布道精神完全是相反的。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列强炮舰的保护,强行向中国推销基督教,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教案,并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西方大国依恃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地区强行推销其价值观,结果引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强烈反弹,使血腥的恐怖袭击一再上演。


者: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核心内涵得到阐扬和发展,但毕竟没有深入到一般人的心中,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儒学呢?

颜教授:这需要一个过程,我想现在许多年轻人,包括你们以及我接触到的不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同情和认知比十年前有了大大的改观,现在的心态和那个时候有了很大不同。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儒学或不认同儒学不是这些人的过错,而是儒学研究者、推动者的过错。只有研究、推动儒学的人能够践履儒家精神,能够做出表率,通过他们使儒家的精神能够真正地呈现出来,要让青年人看到这是一种力量,让青年人觉悟到传统的东西的确对我有益,是我的生活、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是自己生命的展开方式,那么这些人就会改变对儒学的态度。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年轻去盲从传统或儒学。由于五四以来,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反传统的传统,而缺少一个客观理解传统的传统,一提及传统或儒学,身边的许多人即愤愤然。故而,我要求大家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也不要有任何成见,平心静气地去了解传统,去读原典,去了解原汁原味的儒家,在了解中,你的观点、你的评判就会自然形成。

记 者:您认为儒学乃至传统文化中还有哪些命题、概念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颜教授:这个问题应该说非常复杂,儒学几千年的发展,是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不过,古人说开卷有益,在原典中,智慧性的语言随处可见,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是不能被淘汰的。


者:有学者认为,儒学需要现代化,现代化需要儒学。杜维明指出,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他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那如何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的问题。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晚生型国家,吸取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教训,汲取中国传统中的精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且六十到八十年代东亚国家的发展似乎也证实儒学在现代的意义,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颜教授:杜先生的话很有道理。我觉得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峙实际上是人为地造成的,在现实中,现代的可能是传统的,传统的也可能是现代的,传统就像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河水,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我们的今天是传统的延续,我们的现代也要化为传统。当然可以反叛传统,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因为彻底抛弃传统而现代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传统延续的审视者,冷静的观察者、批判者、反省者和建设者的作用。

“儒学需要现代化,现代化需要儒学”这个口号提得不错。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其走向现代化过程应该更健全、更理性,现代化形态也应更完善,更好地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事实不然,正因我们是现代化后发国家,人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急躁情绪,这个情绪反映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就是将中国落后、挨打等等一切罪过全推给古人,推给孔子,以为只要打倒了孔子,我们的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了,实在是一种无力承担起自己时代责任的懒汉作法。事实上,中国历史也有过“使去传教化,人来习典漠”的荣光,古代尽到他们那个时代责任,现代责任只能由现代人来承担。儒学是现代化的助因,还是阻力,不取决于孔孟程朱陆王,而取决于研究、解读、利用儒学的当代人。

记 者:儒学未来的发展如何?

颜教授:1995年5月,牟宗三先生去世,标志儒学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少人在思考,儒学如何发展?作为研究。推动儒学发展的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当然,未来的儒学仍会不断地推陈出新,走向未来。牟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他以后的儒学还是要往下传的,但不是在港台而是在大陆。2000年10月,我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受邀到韩国讲学,与许多韩国的青年教师、学生包括在中国留过学的学者进行过直接的交流。在归途中,牟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儒学在日本已经死了,在韩国正在衰退,但在它的故土一一中国正在兴起,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未来的儒学和牟先生那时候的儒学不一样的,因为现代面对的问题和他那个时代不一样。牟先生那个时代的儒学面对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解决我们这个民族向何处去,以何种样式更好生存的问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现在的儒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如环境恶化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网络问题等等。儒家未来能否转出新的形态关键看其能否对人类共同关心、面临的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找出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从为民族的延续奋斗升华到参与人类未来文明的构造,并成为人类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一元,这是未来儒学的发展方向。


者:您在山大开设了读经班,为山大学子更深入地了解儒家经典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能不能谈一下,您刚开始开设这个读经班的初衷是什么呢?

颜教授:准确地讲,不叫“读经班”,应该是“传统经典诵读班”。当然我的擅长之处就是对儒家经典的一些了解,所以我就领着大家来读这方面的经典。我想,历史学家可以带着大家读一些历史著作,文学家也可以带着大家去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我是研究儒家的,也就只能带着大家读传统经典,主要是四书。

初衷很简单,经常和年轻朋友一起讨论问题,发现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西方化色彩,他们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但却敢于大胆否定、批判乃至仇视,甚至没有读过《论语》,也可以对孔子大加讨伐。这个诵读班,我不想给青年朋友任何观念,只是让他们了解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任何人为加工的中国文化,然后无论是批判儒家,还是颂扬儒家,都有根有据。

还有一点,即倡导传统的书院精神。山东大学最早是从泺源书院发展到山东大学堂的,又从山东大学堂走向今天的山东大学,泺源书院的精神今天还有吗?中国传统的书院是师生道义切磋的场所,书院精神就是自由讲学的精神。在切磋中教学相长,师生间生命与智慧同长。而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分科教育模式所进行的同质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最大弊端是将师生分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端,缺少师生感情交流。书院今天没有了,并不意味着书院精神不可以存在。我只想与大家一起,在朗朗书声中,共同营造一种氛围,寻求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主客消融。师生两忘的境界。


者:您从一九九六年秋天至今,八年来风雨无阻,像这样每周义务授课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那支持您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颜教授:儒家的担当意识。我认为一个研究儒家学问人,应当体现一点儒家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担当意识,担当的是一种道义,这种道义就是民族文化生命延续的道义。

明代学者林鸿说:“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清初的颜元也有差不多同样的话:“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上习行过,皆无用也。”儒家的学问是实践的学问,研究这种学问,更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躬行践履。今天我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一点最基础的工作。我个人能力十分有限,但只要能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一点事情,当尽自己力所能至。


者:很多同学喜欢上诵读班,认为您上课非常投入、很有激情,有一种人格上的魅力。您觉得诵读儒家经典对于人格塑追和自身修养方面有什么样的关系?

颜教授:人格魅力谈不上。我只是愿意很真诚地对待自身,很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活动。我没有艺术表演本领,全靠自己的全身心地投入、甚至是一种生命的融人,去从事自己的活动。

至于诵读儒家经典对于人格塑造和自身修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儒家的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儒家的学问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沦语》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说法。“志于道”,是求真;“居于德”、“依于仁”是求善;“游于艺”求美。儒家所追求、所向往的就是真、善、美的人格养成。


者:传统经典诵读班的影响正在扩大,已经有许多媒体比如凤凰卫视、《中国教育报》、《现代教育导报》及一些网络传媒都对诵读班做过相应的报道。您如何看待媒体的采访?

颜教授:任何报道对诵读班本身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我开设传统经典诵读班并不是为了报道,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愿望、爱好和兴趣。当然媒体报道也有意义,它可以扩大影响。

记 者:您对传统经典诵读班的未来还有什么设想吗?

颜教授:当然,还是有些想法的,但没有完全想好。我的愿望是有更多的同学参加到读书活动中来,与他们一起成长、提高。

杜甫有句诗,“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经典是诗,是陶冶性灵之物,我们可以在“自长吟”中体会它的美感,在浑然不觉中升华自己的生命,提高自己的意境。

也许我们真的已经生活在一个功利的时代,疲于生存的我们难得回望我们民族的过去,似乎我们已经迷失在现代化的旷野之中,传统于我们似乎也正如那传媒上鲜艳的“中国结”一样只是生活的装饰与点缀。但是,真的应该这样么?相信正如颜炳罡教授所言,传统实际正是我们生命的展开方式,传统就在我们周围,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法逃脱,传统也并非全如特定历史背景中所曾被评价的那样全无是处。是的,新的时代欢迎的不是消除了民族印记的我们,也不是丢弃了传统的我们;对于儒学,对于传统,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茫然无顾,更不是轻易否定,也只是——像颜老师,用心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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