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诗词赏析 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重写”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

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重写”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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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

光明日报记者 刘剑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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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治文学史的大家之中,莫砺锋是极其特殊的一位。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五千年文学成就的缩影,不仅因其全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也因其所涵盖的中华人文精神与文化特质而为国人所看重。11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对谈中,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詹福瑞指出:“据我了解,我们自己编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会被翻译到国外去。”那么,中国文学史如何走向海外?

编者按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30年前论文答辩就上过央视《新闻联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却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格格不入—申报课题、评奖、写“大部头”,他一概拒绝,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实实传薪递火。他不用手机,不喜交游,过得像个古人,却唯独对普及传统文化一腔热情,为此屡登《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杜甫草堂”,讲“白居易”。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方铭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已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辽宋夏金元卷以及明清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任分卷主编。该书旗帜鲜明地标明“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意图在中国文学史书写及教学中,清理20世纪因过度使用西方及苏联的理论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现象,克服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实际存在的去“中国化”的倾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方铭教授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以及几位学者的评论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他的所有坚守与拒绝,其实都是师承有自的忧思—从黄侃到程千帆,再到莫砺锋,尽管“五四”以来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潮从不间歇,这一脉守望中华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断。

“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写作,起步早于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而以日本学者的著作数量最多。”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1882年,末松谦澄写的中国文学史,是日本开创之作。”此后,日本学界陆续推出了多部中国文学史,足有四五十种,如笹川种郎、前野直彬等人的著作。

  所以,“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对莫砺锋而言,更饱含着技术性“重写”之外的深重情怀。在他看来,“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除了着眼于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即便是欧洲,其创作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也要比中国早一些。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学者翟理思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而德国更是欧洲中国文学史编撰的重镇,如顾路柏、卫理贤等人的作品。”武汉大学教授李松说。

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后来,德国人、英国人也撰有中国文学史。而与中国文化联系密切的日本学者,在接受了西方学者的文学史观以后,更是对撰写中国文学史投入了巨大的热情。1900年以前,日本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就有十余种。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京师大学堂仿照西洋新学所设置,而中国文学史的学科设置理念,以及教程的撰写,也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学习和借鉴西洋及受西洋影响的日本学者的观点。从此,西洋的文学观念深深地渗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中。

  读一首诗的最好体会是感动

而中国人自己编写文学史已经是1904年的事情了。林传甲于这一年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启了国人编撰文学史的先河。此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诸多文学史著作。但是,由于国内文学史的起步较晚,受当时日本与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不仅在文学史观上以进化论为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参照了海外著作的撰写模式和方法,表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也是2015年6月25日光明日报《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一文所探讨的内容。

1954—1955年,为了普及西洋文学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由苏联文学理论家毕达科夫主持的“文艺学引论”课程培训,又称“毕达科夫班”。这个培训班集结了当时国内许多着名大学的古代文学专家。此后,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的强力推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声音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所取代。而中国古代文学中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许多中国传统文人所创作的中国固有的文学形式,因为不符合文学“三分法”,往往只能算作是有“文学因素”。

  《文化广场》:现在普遍认为,“文学史”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3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这一说法您是否同意?如果没有“文学史”,古人有没有传达出成型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写法是否要符合一定之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文学史开始较多受苏联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开始出现了大量中国文学史。韩国的文学史大多是在中国学者相关著作基础上改写而成,但也有较优秀者,如丁范镇、金学主等人的著作。“美国是二战后出版中国文学史最多的国家。”李松介绍,“如陈绶颐、柳无忌等。而尤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国内最为知名。”“《剑桥史》《哥大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两部书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北美汉学界的精英,所以必然受到学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倩说。这两部书近年译介进国内以后,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震动,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莫砺锋: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影响如何”。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所谓“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当然应指后者,它确实是舶来品。

立足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毫无疑问,在中国传播西洋文学观念,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洋文学观念,以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建立密切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一直按照自己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同的社会责任。如果局限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概念的中国文学史撰写视角,就很难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状态和文学发展的全景,中国文学的研究就会走上歧路。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海外学者以域外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但相较于《哥大史》《剑桥史》在国内的广泛影响,本土文学史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却是平平。那么,是否有必要编写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20世纪以来,许多研究文学的人都认为文学学科是一个外来概念,因此,常常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科学的概念。所以,他们努力建设中国的文学史体系的时候,往往以西方19世纪的文学概念为线索,然后重构中国古代文学史。而实际上,现代汉语中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文学”,不是一个外来词汇,而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其最初历史,可以上推至春秋时代。春秋时孔子开办私学,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明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故被称为文学,吴林伯先生《论语发微》要言不烦,曰:“按文,六艺;文学,六艺之学,后世所谓经学。”就六经的文体而言,《诗经》在诗的框架中,有国风、小雅、大雅、颂诸类;《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内容则涵盖典章制度、治国方略、君臣言谈、各种文告等;《周易》的文体形式可以归结为诗、文两类;《礼》属于典章制度之文,《乐》无存,《春秋》则属于叙事之文。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海外学者限于其阅读能力和文化隔膜,常常只研究一个很小的领域,很难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把握中国文学史,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外高校。虽然如《哥大史》和《剑桥史》呈现了欧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和错误。如在总体框架上,它们都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框架和面貌的描写。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和华盛顿大学教授何谷理还曾合撰了一篇言辞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直接质疑《哥大史》不是“中国文学史”。而且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宣称适于普及,但实际影响仍以高校与研究为主。海外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极少会通过这样专业的研究型著作。而如果泛泛而谈介绍中国文学,则又容易流于浅显,普通读者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精神及其特质,更毋论文化隔膜带来的常识错误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理解偏差。

毫无疑问,如果说今天所谓经学,或者《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就是文学的全部,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不是文学,那同样也是荒谬的。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中国学界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编撰了一些简易的文学类入门读物,但从宏观性、体系性角度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却十分少见,对国际交流而言是一种缺憾。而国内文学史的海外传播也有限,目前可知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已有英译本。相较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引入与重视,国内文学史对海外尤其是欧美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指出,国内编写的文学史教材在东亚文化圈有一定影响力,据日本、越南等国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介绍,有的老师在授课时会使用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作为参考。

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国文学的范围在不断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但皆发源于六经。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涉及到的文体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对问、七、连珠、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誓、诰、戒、敕、教、命、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谠言、封事、便宜、议、对、书、记、笺、谱、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七十余种;和刘勰同时的萧统《昭明文选》则列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近四十类。这些文体,都是当时的文学之士所从事的写作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被作为当时的文学来看待的。当时的文学之士如果就其中的某些文体创作出了衔华佩实的经典文本,毫无例外都会赢得文名,被社会所推崇。

  今人宜写断代史或分体史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文学史作为海外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也应当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发挥其作用。此外,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如何立足中国立场,向海外介绍友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一项悬而未决的历史任务。文学史走出去,可以为此迈开有力的一步。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在一部文学史里,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更重要,还是符合学界共识更重要?

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

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范畴。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时,不能用今天的文学概念去解构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概念,也不能用非中国的文学概念来解构中国的文学概念。同样,用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概念规定现在或以后将要出现的文学,用中国的文学概念规定其他民族的文学概念,从而结论文学与非文学,也是非常危险的。回过头再来看19世纪的西方文学观念,其实也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既包括想象丰富的虚构文学,如诗、小说、戏剧,也应包括杂文、传记等运用了修辞手段而具有美感形式的文字。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17世纪的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韦伯斯特、马韦尔和弥尔顿;但它也延伸到弗朗西斯·培根的论文,约翰·多恩的布道文章,班扬的宗教自传,以及托马斯·布朗爵士所写的一切。必要时甚至可以认为它包括霍布斯的《绝对权力》或克拉瑞顿的《反抗的历史》。法国17世纪文学不仅包括高乃依和拉辛,还包括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博叙埃的悼词,布瓦洛关于诗的论文,塞维尼夫人致女儿的信,以及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哲学。

  莫砺锋: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说得好:“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对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两难局面更令人棘手。

与海外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相比,实际上中国学者对作者、文本和文献有更好的把握,但要编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也面临不少困难。

自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为响应“学术大跃进”而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各个大学为了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编写了众多中国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为中国文学史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却也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这些教材在不同程度上都以西方或者苏联的文学理论观念来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取舍和评价,对中国古代文学全貌的复原和诠释难免不周全,甚至歪曲。这样做的后果,使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成为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没有能力完整复原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全貌,所以,公允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成绩,也就成了遥远的事情。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中国文化立场的自觉,立足于中国文学史本位重写中国文学史,就应该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学者当然的责任。

  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前年刚出版的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个人著作,它虽然只是一部根据讲义编成的残稿,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

“这就需要编写一部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文学史。”方铭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复原中国文学史历史原貌。”比如赋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但如果以西方文学本位立场来看,就会陷入赋究竟是诗歌还是散文的分类困境,必须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才能认识到赋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克服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体系中西方带来的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在近代以前有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其文学具有文史哲合一的特点,这体现为“义理、考据、辞章”的三位一体。“编写一部好的海外文学史,需要建立在编写一部好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方铭总结,“如果要恢复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做大量艰巨的清理工作,但也是迟早要做的。”

  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远离我们了。台静农等人研究文学史时,学术积累毕竟较少。如今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来文献整理成就超过前代,二来研究论着汗牛充栋,所以我同意台湾学者邱燮友的看法—“个人编写文学史,可能到刘大杰、叶庆炳为止,以后应走集体合作的途径。”今人不宜再以一人之力撰写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只宜撰写断代史或分体史,最好的做法是先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像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写《唐诗杂论》那样,或者像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写《普勒的〈大自然的雄伟〉》、伏狄卡写《现代捷克散文的开始》那样,只对某个文学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为真正有价值的新文学史打好学术基础。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中西文学之间,毕竟存在诸多区别,而一个小小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理解障碍。本土学者中,有能力写出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而有能力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多,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对域外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叙述中国文学,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文学,也要深入了解域外文学,比较的眼光和能力不一定形诸文字,却一定要内化为一种视野。”陈文新说。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是为了了解历史,同时,也是为了把中国古代文学家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贯彻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活动之中。因此,建立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书写体系,就是必要的。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在编写立足于中国文学史本位的中国文学史体系时,我们力求实现以下目标:

  至于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则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比较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

李松也表示,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的文学趣味,如何选择既有中国民族特色与传统底蕴,又能拨动异国接受者心弦的作品和人物,编撰者有必要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高度着眼,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入手,寻找中外文化、人性、情感、价值观以及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共识,从而针对性地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学史。

第一,体现中国立场。我们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应是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学观念范畴内的文学发展史,不是建立在西洋19世纪文学观念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要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学学科演变历程的梳理,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以此来改变在西洋文学观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

  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曾在台湾大学用作教材,当年刘师培、鲁迅等人讲授文学史时,有的甚至更加简略,授课时全凭腹储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师似乎不具备那样的学问功底了,学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像刘师培、鲁迅那样的讲授法,坐在台下的必须是傅斯年或台静农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台静农起死回生重新走上台湾大学的讲台,台下所坐的已非叶庆炳或林文月,纵有舌端花雨,又怎能达成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

“要把中国文学在他国语境中本土化,消除语言与历史带来的文化隔阂。要以外国人听得懂的表达方式来书写中国的形象、情感、形式与修辞。在编撰者的组合上,最好能够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联合进行,从而互通有无、扫除盲点、优势互补。”李松说,“应当着眼于宏观的全球史互动与融合,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将中国文学还原到世界文学的历史实际状况,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思想窠臼。”“编写一套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有其必要性。”陈文新总结,“不过,鉴于以上原因,也不必操之过急,应当缓缓图之。”

第二,体现中国视角。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范畴下建立的文学史体系,就意味着必须涵盖中国古代文人写作的主要部分,我们要努力还原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和一个作家的全貌,而不是依赖于西洋文学的三分法、四分法选择研究对象。凡是中国古代被归入“文学”的文学之士的文学活动,都应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探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通过我们重建中国文学传统的努力,丰富世界文学的视角,寻找最终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路径。

  “重写”主要针对三部书

《光明日报》

第三,体现中国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以六经为典范,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记叙历史,表达思想,抒写情志,中国古代文学有明确的原道、载道、明道的人文诉求,是把引导社会向善放在首要位置的,因此,中国文学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关切。

  《文化广场》:20世纪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重写文学史”:民国初期“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盖棺定论式的重写,1949年国家意识形态下又一次大规模重写,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如何评价这三次“重写”?“重写”的成果如何?

[ 责编:董大正 ]

第四,体现中国方法。中国传统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主要体现为汉代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比如西方文学史起源于神话,而现存中国文学史以六经为源头,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构筑中国文学的神话源头,虽然工作做得多,却总难以找到实证的基础。因此,继承中国方法,在实证的基础上,体现史与论的结合,注重文学理论发展史、作者思想发展史、作品写作史、文体发展史、文学批评史的结合,注重对作品和作家的定性分析,也注重对定性过程的透明化的诠释,是复原中国古代文学史所不可或缺的途径。

  莫砺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学术界已经响了好多年,在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之前,重写文学史早已悄悄地开始了。

第五,体现学术性。大学生要掌握文学史基本常识,更要具有学术素养。近些年,随着学科调整和大学教育普及化,中国文学史教育有去学术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不是方向。把学术界最前沿的成果系统而提纲挈领地告诉读者,给读者提供一个很快进入学术前沿的路径,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重写。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需要不断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一代应有一代之文学史。

第六,体现多元性。我们编写的是中国文学史,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华各民族文明的成果尽可能网入其中,努力填补这部分空白。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产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今天批倒,明天平反,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更大,因为评判主要着眼于文学自身。

  “重写文学史”毫无疑问,需要深思的是怎样重写。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300种,我翻阅过的通史性质的即有50余种,但它们往往是教科书,陈陈相因非常严重。试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问世的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文学史教材都是“游国恩史”和“文学所史”的改编本。真正有资格成为讨论对象的,寥寥无几。

  近20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公认,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

  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

  然而,空说容易动手难。即使是一些次要问题,真要创新也举步维艰。比如中国文学史分期,大多数文学史都按朝代来分,大家对此啧有烦言。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正好重合呢?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怀有一颗充满温情的敬畏之心

  《文化广场》: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学与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您是否同意?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除了知识性与技术性的重写以外,是否更应恢复文学史背后的情怀?

  莫砺锋: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的这些观念,我完全同意。

  从“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否定,几乎成为潮流。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流论,到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线说、儒法斗争主线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我们的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

  有些年轻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蕴涵着巨大生命力,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龚自珍曾语重心长:“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国古代文学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耀眼的精华部分,而且是最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当代中国人要想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增进理解,当代外国人要想对中华文化有所了解,古代文学都是最好的途径和窗口。当我们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时,必须像钱先生撰写《国史大纲》那样,怀有一颗充满温情的敬畏之心。

  并非所有西方理论都能移植

  《文化广场》:在大陆以外,港台和海外学界其实也在重写中国文学史。远的如台静农,近的如龚鹏程,还有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讲稿。国外则有孙康宜、宇文所安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前野直彬的《中国文学史》。这其中可有理想之作?

  莫砺锋:钱穆先生的文学史以前未有所闻,从贵报传来的部分内容看,似乎只是学生的课堂记录,内容残缺不全,文字也多错误。而且钱先生1955年在香港讲课时,可能缺乏参考书,仅凭腹储,临时发挥,没有经过仔细推敲。比如钱先生说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为《文心雕龙》作一注说:‘《苏李河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均为西汉时所做。’此说甚谬。”其实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对这个问题广征博引,且加按语说:“苏李(微博)真伪,实难碻断,惟存而不议,庶寡尤悔耳。”何曾说是“均为西汉时所做?”至于记录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作过《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的著名演讲,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贵粟疏》倒大谈特谈。不过我还没有读到整理出版的全书,只有零星的意见。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国学者很早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和论述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固然会有国内论着不易出现的错误,但也常具有后者所缺乏的优点。事实上,我对宇文所安代表的外国汉学家的研究相当重视,宇文的一个博士生眼下正在我这里访学,经常与我讨论杜甫。

  但我不认同国内学界的一种趋势,就是热衷于运用现代西方理论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将传统研究手段束之高阁;或是过于推崇西方汉学家的选题倾向和研究方法,甚至亦步亦趋。这种现象表面上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否定中国古代文学自身,但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其结果也会导致失去对传统的敬畏。

  并不是所有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移植到中国来。西方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范围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观点。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都没弄明白。

  我现在更热心于普及工作

  《文化广场》:有学者对文学史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认为编“文学作品选本”比“文学史”更重要,对此,您的思考是什么?作为一位文学史家,写一部“理想的文学史”会是您的职业理想吗?

  莫砺锋:如果把文学史比作一棵大树,文学史著作只描画了树干,作家和作品才是繁茂的枝叶,只读文学史著作不可能学好古代文学。

  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史研究者,只能算是个古代文学爱好者。我有自知之明,认准自己就算活上两辈子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来,所以从来不做这个梦。事实上我参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因为一直在教文学史,想为教材建设做些贡献。现在因年龄关系退出文学史教学了,对新出的文学史不必每本都读了,更不想再去撰写。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知青经历、被“文革”耽误了一二十年,从整个学术史来说,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我们要把从老师那里耳提面命了解到的传统传给学生一辈,薪尽火传,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现在比较热心于普及工作。我近年的著作中,自己比较喜欢的并不是《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学术著作,而是《莫砺锋诗话》和《漫话东坡》。这两本书都是我认真撰写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学术著作少,但它们不能算是“学术成果”,不能用来填写南大的“工作量表”。

  我以前出了书,从来没有读者给我写信,这两本出版以后倒收到好多读者来信。我相信这才是古代文学的当代意义所在—既然古代文学这么美,为什么不把她介绍给广大读者?其实,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有这个责任。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炒一下就完事了的,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我在中学原本喜爱数理化,后来鬼使神差没能当上工程师,反倒以钻故纸堆为职业,希望能为继承传统文化做一点菲薄的贡献,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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