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刘小枫: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刘小枫: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各种相关学术活动整装待发。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也越来越为思想界所关注。刘小枫教授和甘阳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15年来已出版350种经典与解释书籍。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引各方关注。

内容提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考虑新增“国学”一级学科,本论文认为“国学”作为一个相对于“西学”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中国固有学术中不能被西学化学科体系所囊括的那一部分。应该站在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心高度看待设立过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性。应设立专门的国学学科门,如果不能设立国学学科门,则应在文学门下,设立国学一级学科。国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应先设立经学、诸子学、词章学、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向的二级学科。

编者按
梁启超曾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今天,我们要造就中国的学术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仍然离不开阅读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刘小枫先生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在没有什么经费赞助和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五六年来出版西方历代经典的解释著作六十余种,论文集汇编二十余种,嘉惠学林,功莫大焉。考虑到国内迄今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这种翻译组织工作就尤其难能可贵了。以下采访由陈洁提问,经刘小枫本人审订。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名义出现在媒体上,引起了一些争议。该文章开篇即称“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观察者注:原文如此)”,并用类似虚拟语态表示:“就国内目前状况来说,西方古典学研究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它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观察者网就此联系刘小枫教授。他的表态言简意赅:“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这个热闹恰逢其时,本人五年前的一篇旧文可以作为回应。”

关键词:国学;西学;学科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

“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
———刘小枫

   
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一、近代中国大学设立的西学背景

“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
———刘小枫

   
文章原题《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全文可见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版。刘小枫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几乎所有知道中华民族存在的人都一定会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生产了灿烂文化的民族。根据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了过去常说的“五千年文明”的时间长度。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华文明是产生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之中的文明,是在与西方文明基本隔绝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文明,也正因此,中华文明虽然有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共通的价值体系,也有其自成体系、自我运行的独特的学术内涵和学术方法。这种独特性,在西洋文明传入中国以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能谈谈“经典与解释”两大系列的缘起吗?谁倡议、组稿,具体如何运转起来的?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洋文明传入中国。由于清朝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和种族歧视政策,导致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改良中国政治,我们的先贤们选择了向西方文明学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世纪初期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是参照科举制度设立之前的“太学”制度,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举措。

你问的涉及三个所谓关键词:翻译、经典、解释,得分别来说。
说起“翻译”,就要从自己的读书经历说起。80年代(上个世纪,下同)我在大学念书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很难找到相关研究文献。1982年进北大后,我做的是现代德国美学,就跟搞现代外国哲学的同学混,对海德格尔入迷。海德格尔的书不是一般的不好懂,道理明白不了,许多语词也把握不了,不知道如何译,怎么做论文?一天,我在哲学系资料室突然发现,60年代的《哲学译丛》上有些翻译过来的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章,多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也有“无产阶级学者”即苏联学者写的,都大有帮助。当时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国人的学术著作可以参考,这些译文成了我真正的老师,领我进入海德格尔的语词世界———我当时就发了个愿:今后自己也要注重翻译研究文献,为后来的读书人积累。
所以,我在念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就开始组织翻译:第一本组译的译文集是介绍人本心理学的(《人的价值和潜能》,华夏出版社,1985),没有资助、没有科研经费,全凭一股子青春热情,连复印原文都是我这个穷学生自己掏钱。组译的第二本译文集是受胡经之先生委托,选编、组译西方文论的现代卷部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大出版社,1985)——新选译的30万字的选题、组译,都由我一个人操办。我跟甘阳是同学,但不一个专业,也不在同一个系,他是外哲所的人,外哲所是北大校级单位——那个时候,搞外哲的牛得很呵。在搞外哲的眼里,学美学的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甘阳后来把我拉进“编委会”,不过因为他看我有自找苦吃的毛病,于是充分“利用”……
从小就如此?
天性如此,加上母亲从小严格管教——刚满12岁那天,就要我去洗大被子,说是到了劳动升级的年龄,因为父亲12岁就离家进民族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那个时候,没洗衣机也没洗衣粉,得一点儿一点儿抹上肥皂用手搓呵搓……如今想起来就苦哦。刚开始抹肥皂时,觉得好绝望……何时才是尽头!只好不去想尽头,埋头搓就是……这样就养成了只管埋头干活的习惯。家里的被子其实仍然是母亲和姐姐洗,强制我洗几次,不过是为了磨炼我的耐性。果然,上高中时,一次班主任派我们四个男同学去把教室的所有玻璃窗擦干净,其中有一个是红卫兵连长什么的;两个小时后老师突然来检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擦啊擦……其他的都溜了。第二天老师在全班早读时表扬我,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过习惯了傻乎乎埋头做事情而已——如今有人表扬我做了些事情,我也不好意思……命该如此罢了。
怎样从对翻译有热情一路走到组织翻译“经典”,好像是从2000年开始运转的?
做翻译的都会认为自己译的东西重要得不得了。本科三年级时,我迷上心理分析学,后来组译“人本心理学文集”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当时认为最重要:心理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硕士快毕业时,我开始组译海德格尔的论诗文选和德国美学文选,当时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翻译计划,甘阳是设计师,我补了点儿现当代神学方面的选题而已———当时认为这最重要……对什么是真正值得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一直在摸索;有些东西即便现在对我不重要了,也算学术积累,别人兴许觉得有用……
一直在摸索……摸索什么呢,为什么不专一于某“家”、某“派”或某个“专业”?
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何在。为什么要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因为,我感到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临的问题没完……从神学进入西学,是一个门径而已,但当时以为是全部根底。1980年代末,本来我有机会去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系读博士,却非去欧洲不可——西方学问嘛,除了在欧洲学,还能在哪里学?当时留学有句名言:你写101封申请信就成功了。我给法国、德国、瑞士的大学发了第37封信时,巴塞尔大学神学系的秘书看上我,帮我找到奖学金……上帝通过她眷顾我上了巴塞尔大学。到了那里,我才慢慢感到自己“专业”没选对——我选的是“系统神学”,相当于神学理论,而我发现,最能学到西学功夫的其实是“神学思想史”或者说“教义史”专业,于是只好自己在这方面多花些功夫,尤其早期希腊教父、中世纪经院派和19世纪的新教神学。最富刺激的还是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尤其古希腊语,先强化学习了一年……用外语学外语,很辛苦,但始终兴趣盎然。读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品的原文,我才切实感到西方学问的根底究竟在哪里——要说“经典与解释”的缘起,就是这个时候起的念头。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学评估,各大学纷纷抢在评估前搞装修——教育部的评估检查的是教学“质量”、设施(所谓硬件),没谁去检查我们的检查者的文教观念。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曾着《盛世危言》一书,全面论述中国改革问题,其论学校,认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周有序,国有学”,但是,“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嘻坐废,莫辨之无,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而所谓书院讲授学生科举,“所做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有绝口不谈”。郑观应详细介绍了德国和日本的大学制度和学科分类,认为学校规制虽然各国大体相同,但是,“德国尤为明备”,因此,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才”。①康有为倡导革命,也有《请开学校折》,以为“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如周代,国有大学、国学、小学之等,乡有党痒、周序、里塾之分,学科门类则有诗书、礼乐、戈版、羽龠、言说、涉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但是,后世当途者渴池而渔,不立学校,但设科举,“不知育人,但求用人”。西方诸国学校之兴起虽迟,但发展迅捷,所以国民多智,国力转强。康有为特别指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因此,建议“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量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②

但您1993年回到香港时做的是“基督教历代学术文库”……

   
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得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

正因为中国在近代教育上的落后,所以,二十世纪设立大学制度,其学科分野,就是以西洋为样板的。应该说,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快毕业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找我去做事。那个时候,中国内地学界气氛比较闷,也许香港可以做点事情。但在中文大学这样的体制单位,个人发挥的余地不大,有个基督教中心也邀请我做事,可以发挥个人的想法,我就去了,人家是基督教中心,我提出的翻译计划当然是这方面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的设计本身已经打破教派划分,注重古代基督教经典,我取的名称也表明注重思想史脉络———翻译西方传统经典从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起步,是机遇使然……5年后(1999年)设计第二个5年翻译计划时,我向古希腊-罗马经典方面推移,遇到抵触:咱们是基督教中心,为什么要翻译西塞罗———毕竟,人家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性机构,我把它变得太学术……我试着转移到内地,碰上华夏出版社的陈希米,但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热情,就先搞个“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系列试试。
后来您到了中山大学另起炉灶,短短4年,做的东西几乎等于香港十年的总和。
在香港时,合作的人大多不清楚做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做一件事得费力解释半天,而且往往徒劳,累人得很,别人还反倒说你“专制”……学术不“专制”地搞,还能怎么搞?后来基金会换的新上司甚至觉得,搞“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也不应该是他们的事情,我只好走人,以免拖累别人……当然,剩下的选题还要拖累别人好多年。在内地做事情顺心得多……想当年做“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时多愉快!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们这帮年轻人充分信赖,让我们几个搞“专制”……我第一次见到两位先生是在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他们四位在谈事情,我突然闯进去,乐先生介绍我后,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客气得不行……人家是前辈呵,我当时刚满三十,嫩小伙一个……后来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中国学术的未来有使命感、责任感……这样的出版社老板难得啊。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变革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闭门自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并非都是成就,也有败绩——文教改革就是其一。

二、“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中有独特性的部分

到了中山大学可以放手打出“经典与解释”的招牌?

   
文教改革三十年应该区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十五年品质差异极大,所谓“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前十五年怪现象不多,后十五年不仅怪现象铺天盖地,而且败象丛生——严格来讲,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变革,而且明显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我们的理由可能是:当时国家太穷,无力支撑大学的发展。可是,民国时期同样很穷,但在这一我国现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虽然全盘西化已经铺开,大学的实用化和职业技术化程度却远不如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国学问的自信心为什么比如今的更为稳固?对比我们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还是进步?如果退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学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学术生命力,比留洋博士冯友兰更强?

1902年,清朝政府公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4,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虽然都以日本为样板,但《壬寅学制》出自管学大臣张百熙之手,而制定《癸卯学制》的人,包括了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花费的心血也更多,因此,《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完备很多。学制分初等、中等、高等三部分,初等教育设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包括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职业教育则有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

“经典与解释”是哲学系陈少明教授早就设立的一个科研课题,我参与进来扩展为以翻译为主而已……大约2000年的时候,哲学系的冯达文先生和陈少明教授找我,希望与他们合作,我当时提出,这个项目值得扩展。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原因之一就是这里可以做“经典与解释”———惟一后悔的是回来晚了些,倘若早两年离开香港……
从这几年的出版势头来看,“经典与解释”已成规模,书店里成了品牌,您有怎样的规划呢?
两个系列,一个是专题性质的,以某个专题为中心辑译文献(已出版22辑),可以看出我对60年代老《哲学译丛》的情结……80年代以后,《哲学译丛》越来越没看头、没保留价值了。我想继承老《哲学译丛》传统,但定期做很累人,人家有一个编辑部呵……于是想到以专题论文的方式来做,好些有分量的西方学术文献是论文,而非专著,这是我当年读老《哲学译丛》的体会:一篇文章就可能改变自己的整个思考和问学方向……
再就是黄皮书系列的“经典与解释”,涉及西方历代的经典及其解释(已出版六十多种),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这个系列包含多个子系列,已经推出的有《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集》、《尼采注疏集》,即将推出的还有《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古希腊悲剧注疏》、《阿里斯托芬集》、《荷马注疏集》、《维吉尔集》、《旧约历代注疏》、《新约历代注疏》等等……先设立项目,慢慢做,子系列可以或应当设立的还不少,得有个轻重缓急,还要看是否有人力资源———5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政府组织专家拟定过翻译西学经典的庞大计划(五百多种)。老一辈革命家经历过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冲击的大震荡,不仅会带兵打仗,建国后搞工业、造原子弹,心中也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这个弦,深知要传承我们的文明传统,如今得认识西方文明传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始于京师大学堂。大学堂有仿照日本名称的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的大学院,后来改称通儒院。又有大学专门分科,以及豫备科、仕学馆、师范馆、进士馆等。大学专门学科包括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七科,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门,基本上以中国学术为主。后来张之洞把文学科中的经学增设为经学科,并置于所有学科门的最先位置,以突出经学作为“国教”的重要性。

您如何评价商务的“汉译名著”系列,“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与“汉译名著”有何不同?

   
“国学”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提法出现于清末,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与这一名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中学”等,意在与“西学”对举,保守我国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应该说,在中国近代大学初设时间,学科体系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如张之洞等人学术的通达,仍然在现在大学体系中,给中国学术一个应有的地位。

刚才说了,这套翻译计划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搞的,后来的好几代学人、包括现在的读书人都还在受惠。但毕竟50年过去了,“汉译名著”计划需要更新、扩展……没人搞。学界和出版界对后现代学术感兴趣太自然不过,没什么不好,但西方的古典毕竟是人家的根底,咱们这么大一个文明古国,倘若没一家出版社自觉承担古典的东西,也不像话吧。
巴黎高等人文研究院的中国研究部主任Thoraval博士前不久告诉我,80年代他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曾向中国社科院的头头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专门研究和翻译西方古典经书的机构———他说,西方各主要大国都有研究中国古典经书的机构,大学中也有这方面的专职教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如此悠久的文明传统,竟然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实在不相称……人家日本、韩国都有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莱文明的机构呵。
Thoraval博士的建议过去快20年了,咱们的大学里仍然找不出一个以研究荷马为业的教授,找不出一个以研究柏拉图为业的教授———咱们西学的根底在哪里?
研究西方古学的人力,以前分布在哲学系西哲专业、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和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外语系有一点点。80年代时,哲学系西哲专业中还有几个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老一辈去后,现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是增多反而减少了;世界史专业在我国大学的历史系中向来是弱项,基本上不搞西方古学,不研究古典史书,而是搞现代式的古代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通常不通文字;至于外国文学界,古希腊-罗马文学从来就没地盘———社科院外文所按地域来划分研究领域,古希腊-罗马文学归在“中北欧文学研究室”,简直莫名其妙……
80年代初恢复研究生建制时,罗念生先生还健在,1965年从莫斯科大学念古典语文学专业回来的王焕生先生正年富力强,如今王先生已经退休喽,无论罗先生还是王先生,在外文所竟然连硕士研究生都没带过一届……谁关心过?
老一辈革命家的文明担当意识就是不同,周恩来当年亲自过问朱光潜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大讲“阶级斗争”的60年代,毛泽东还指示要搞个资产阶级的“外国哲学研究所”,亲点洪谦任所长。
甚至Thoraval博士都替咱们心急,说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古学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对中国的文明传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倘若中国学界自己不做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研究,中国学界永远不可能获得对西方文明独立自主的解释权——这番话让我听得来心惊肉跳,好像我们不花力气搞西方古学研究却花好多钱搞西方汉学,用人家西方人的解释取代我们自家的解释,自掘自家文明的坟墓似的……
人家说的是实话,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在规模、专业等方面翻了多少倍?翻出了一个古典学专业吗?日本学者迄今还窃笑:中国那么大,连一个西方古典学专业都没有哦……嘿嘿嘿一阵子鬼笑……去年我在台湾讲学,听说那边的“教育部”已经决定选一所大学抢先扶植一个古典学系,据说选中了辅仁大学。

   
凡此提法无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争来考虑中国文教传统的危机问题。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尊孔读经”不再为社会的时尚所接受,在中国大学体系中,中国传统学术作为一个整体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传统学术的部分内容,在“批判地继承”的前提下,被总体否定,局部肯定,因此,被逐渐分割肢解,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就只能在大学分科中,寻到一片片不连贯的踪迹了。这样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后期。

大型系列丛书出版一般都有庞大资金支持,您的情况如何?

   
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当中国传统学术作为一个整体被驱逐出大学后,如章太炎这样具有深湛学术素养的辛亥元老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国学”的概念就应运而生。

没有……好些朋友说,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实,我连续申请过三次,都没中榜——评审专家一看是“古典”的东西,不现代也不后现代,不“前沿”更不实用,就撇嘴。中山大学给我一点儿经费,按校内文科科研人力分布的人头给,“经典与解释”项目并没有任何特别关照。我只有一个研究生帮做“经典与解释”编务,月付300元(约定工作时每周两个半天)。事情多啊,幸好有研究生们热情帮忙……
有人说我编书发了大财……出版社给我的主编费每千字3元,做满1000万字可以攒到3万元,1000万字什么概念?要做学术的话,无论编译者还是出版社,都别去想盈利这件事———对编译者来说,这是纯粹个人的性情,对出版社来说,则是在做公益事业……你说还有文明的承担?就不要提那么高啦……我们的“经典与解释”没给出版社一点儿资助,人家也要保本才行呵……找企业家赞助?恐怕很难……对文明有承担的还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老前辈汪道涵就是个书迷,家里的书重重叠叠把书架都压弯了,晚年还搞了个“东方编译所”,听朋友说,他喜欢看我编的书———可见是个有心人……
看来是要有一股子艰苦奋斗的精神……
前两年我在病中听“两弹一星”记录片的录音,发现当初制造“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没多少博士、教授,他们边干边学精神真的可嘉。翻译古希腊诗歌,并接替罗念生先生编完《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水建馥先生长期在出版社当编辑,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史书成就斐然的王以铸先生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既非博士,也非大学教授,全凭自己的热情,用业余时间……杨宪益老先生翻译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也是用业余时间……真正有热情、埋头苦干的人有哇,我号召我这个专业(古典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向这些前辈们学习,把个人的问学热情与中国学术的未来联系起来……当然,谁兴趣变了,要脱离革命队伍,随时可以转业……

   
另一个例子是:如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晚清洋务派的理念才最终实现——科学院士或工程院士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那么,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古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有义务习读古代经典作品。

“国学”虽然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但“国学”概念的提出,却是一个体现了世界胸怀的视角:即中国固有学术,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与“西学”共同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在未来,在中国走向未来和走向世界的舞台上,“国学”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概念,并开设“国学讲习班”,让中国传统学术中被西学学科体系所不能容纳的学科分野、价值体系找到发展空间,既体现了他们的文化使命感,更表达了民族文化自觉的精神追求。

有人说您从海德格尔、施特劳斯走回柏拉图,越来越保守……

   
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西方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文学性语文,而是实用性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

郑观应考察外国大学,认为所学门类虽多,如有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等门类,但是,“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③这就说明,无论如何,学校教育,一定要把传统文化教育放在一个核心位置。

初中毕业那年(1971年),有一天,我带着《宋词一百首》上到长江对面的南山,躺在林子里读;5月的太阳懒洋洋的,读着竟然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见有个身着白色长衫的白胡子老头儿从半空踩着软梯下到南山,摸着我的头说:崽儿,你命苦呵,一辈子得做无用的事……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老想躲无用的事,专找没人做的事做,以为那就是有用的。当年推介西方神学,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学问在西方那么重要,却没人做……推介西方神学并非一定与个人信念有关———信耶稣基督的上帝不一定非搞神学不可啊。推介西方古典学问,也是看到学界没什么人做才做,与“激进”、“保守”有什么相干?不止一个西方的大学者说过,柏拉图是马克思的先驱哩,保什么守哦……
后来我才发现,那白胡子老头儿的谶语没错:我做的都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无用的”学问?没经济效用、没社会功用、没创造发明的实用……但无用的学问才是基础性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教育和学术的基础都是古典学问……古汉语能用来写广告、签合同、给领导起草报告?但你把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中国古诗文课文全拿掉试试,把我们学界文史哲中的古代“专业”统统取消试试,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会多么平面、单薄、轻飘?西方学界把他们文史哲中的古典“专业”统统取消,他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看,咱们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中的西学领域没西方古学,咱们的西学看起来像不像根山中竹笋?西方大学中的汉学系,即便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也得修古汉语——咱们大学里念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语文学的研究生(还别说本科生),修过古典拉丁语?……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养、教化,现在完全成了学技术——如今提倡办高等职业教育,非常英明,早15年搞,大学就不会沦为职业技高了……做“经典与解释”与任何政治取向不相干,仅仅为了中国的学术和大学教育有更为厚重的底蕴……

   
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需要,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现代国族竞争眼前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近代学者提出“国学”概念,实际就是遵从体现国际惯例的“国教”之学。而能纳入国教的,必然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的学术。

有人批评您越来越成为西学的“二道贩子”,您做“经典与解释”,不是更印证这一指责?

    因此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

因此,“国学”虽然指产生于中国的学术,但是,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学术都是“国学”。“国学”概念产生在中国建立现代学科体系之后,其学科的成立,不在于要取代西学,而在于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学科领地。因此,“国学”概念自提出那天起,并不包括一切产生于中国的学术,而是特指中国固有学术中与西洋学术表现出差异的那一部分。

批评?我怎么听起来是过高的夸奖?要成为真正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谈何容易!孔子是二道贩子,“倒卖”古经;柏拉图是二道贩子,“倒卖”苏格拉底;西塞罗是二道贩子,“倒卖”柏拉图;朱熹是二道贩子,倒卖四书……“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一次在北京讲学,有人问:如今社会问题那么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埋头搞古典,内心安不安?当时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也不容易吧,比我们当今的处境可能还惨,礼崩乐坏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
翻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于学术建设意义重大,却不算个人学术成果,您是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为何花大力组织这费力不讨好的事?
“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对吧,为自己做还差不多。我大学四年级开始正儿八经做翻译,做了五六年,挑各种有独特文风的短文来译,磨练自己的语文能力……做学术翻译得益的首先是译者自己———毕竟,你翻译的文本的作者无论如何比你高得多,因此是在跟着高人往上走,写文章则可能是凭着自己的性子往下走……你要念透一个文本,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当然,做学术翻译也就很危险,因为比写文章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其实翻译有错自然而然,但得有个较高的限度,还得看什么性质的错;经典翻译重要的是敬业态度,对自己和学术界负责……
我也不是你说的“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不瞒你说,在我们这个行当,“富于独创性的学者”其实是骂人话,等于说他在胡说八道……至于说“花大力组织”,这倒确实,只要想做事情,哪有不费力的———我在学着做古典的“二道贩子”,重要的是进什么货……要说“费力不讨好”,不讨谁的好?需要讨谁的好?

   
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这种划分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当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

三、站在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认识设立“国学”学科的重要性

“经典与解释”中有的译本是重新翻译,是否出于对译本或译文的考虑?是否所有的书都从最根本的语言译出?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从“国学”概念提出那天起,“国学”就是一个有确定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并且,“国学”概念的提出,就是因为有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根据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关于一级学科的设置和调整的规定,是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甚至独立的学科门的。有人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知识门类的综合体”,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实际是忽视了“国学”和“中国固有学术”之间的差异,没有真正理解“国学”作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发展阶段下的特殊内涵。

什么叫“最根本的语言”?你指所谓“原文”吧?翻译当然要讲究通晓原文,但就古典文本而言,更重要的是讲究版本。柏拉图的原文在哪里?西塞罗的原文在哪里?抄件是原文?根据抄件翻译?——翻译和解读经典要讲究依据校勘、注释本,这是做古学最起码的规矩。……我带的研究生都是做古典文本的,一人抱一经,一上来就要学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随之要搞清楚文本的校勘和注疏方面的情况……查明文献其实不难,难的是找到好的校勘和注疏本,咱们的国家图书馆不重视收这方面的书呵——有个学生做阿里斯托芬,查了一下国内文献,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两个国家级的收藏西学文献最大的图书馆里,阿里斯托芬的相关文献加起来共180个条目(国图80,北大100),而香港大学就有291个条目……唉,中国的学术呵……
“经典与解释”包含国学方面的内容吗,或者有当代学人的著述?
我们不久就要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国学经典的集释和注疏,清代学人做了不少,近百年来也有些进展,但还需要继续推进……还有好些重要的古典文本没有集释和注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好些重要的集释、注疏还没点校、整理出来,前辈们的好些成果亟待挽救——可惜,就像翻译西方经典不算学术成果一样,在国学方面,校勘、注释前人的经典注疏,也不算科研成果,愿意来做这方面工作的不多,除非有真正的学术热情,比如我最近看到的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清人黄汝成集释的《日知录》……
如今我国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门规定的“科研成果”核算莫名其妙到了极点———你要是看到如今的博士论文评议书,不笑死就气死:没有专门供文科用的评议表格,上面的评议项目是理工科格式:什么创新性、实验数据、预期的实用效果……我们填的申报科研项目表也这样———实在扯淡……研究柏拉图要什么创新?有什么实验数据?需要什么实用效果……莫名其妙呵!当今人文学界严重遭受两大虫灾:什么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呵,再就是“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百年来,我们的国学经典解释基本上是在追西方这样那样的时髦“主义”,80年代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论争话题居然也不时成为我们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何使得传统经典在当今重新说话,是我们的经典解释的老大难问题……不过,这事急不得,“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急了点儿——先拨乱反正:搞注疏、翻译,才算真正的“研究”……当代学人的研究,只要切合我们“经典与解释”的宗旨,踏踏实实解读、注疏经典,就在我们的出版范围;我的博士生做论文都是注一经,甚至一经中的一个部分……这样才能学到扎实的学问功夫,因为真正教学生的不是我,而是某部经典本身以及前人们的注疏,我教的不过是一点点语文知识而已……古之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如果我这里每年有5个博士生,10年就会有50部经典教出来50个博士、搞出50部西方经典的注疏本——不过,主管教育的部门今年又出台新规矩:有国家科研项目的才可以招博士,我没国家项目,今后也就没法招啦,只好回到单干的老路……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在京师大学堂时代,承载国学或者国教功能的,有文学科和后来增加的经学科。京师大学堂的承继者北京大学,也曾设立“国学门”,清华大学建校之初,还设立了影响深远的“国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国学宗师。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毕竟是从半殖民地文化为起点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响亮声音,过去承载着国学教育重要使命的经学科当然不能存在了,而文学科也不在是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的学科门类,而变成了单纯的“词章学”。现在的文学学科研究的是用中文或者其他语言撰写的词章,“文学”一词的含义变成了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的“文学学”概念,而不是自孔子以来包含有经学、诸子、历史等文献的中国传统“文学”概念,最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被肢解为文、史、哲等不同的学科门的研究对象,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这些内容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整体,所以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学术断语。西学中心化的话语方式,对国学的肢解,必然带来中国固有学术边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您的学术其实一以贯之,对那些不能理解您的人来说,“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他们理解您和您的思想吗?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博雅性质的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返,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迫在眉睫。然而,葆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意识的漩涡。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是仅仅在各级学校中加一两节中国固有文化的诵读课程就能解决的,更需要一批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的专业人才。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是现在国内大学已有的学科体系所不能承载的,因此,一些大学成立了“国学院”或者“国学研究院”,部分大学在本科阶段设立国学班,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自2005年后,招收本科学生,为国学的传承和国学专业的建设进行积极探索,更是影响深远,受到海内外关心中华文化建设的学人的钦佩。但是,由于在国家的学科设置中,国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内的国内相关学校的国学院或国学班的学生,大学本科四年,同在一间教室上课,学着共同的课程,毕业的时候,却只能分别授予文学、历史、哲学等学位。这种因“洋泾浜”学科体系滋生的现象,无论怎么看都是滑稽的。

对理解我想做的事情肯定有帮助——当年在香港时,想以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为起点向整个西方传统扩展,如今已经大致摊开整个西方传统,基督教经典含括其中……我刚离开香港时,有人就四处散布说我不搞基督教了……现在可以看到,“经典与解释”在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方面还会有更深入的推进:《旧约》和《新约》的历代注疏是基督教历代经典的底蕴……经学是根底,中西方皆然;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要重整中国学术,如今就得从治经做起。
二十多年来我做的事情主要是编书,选编的文集远远多于我写的东西,而我写的书也基本上是述评———说到底,我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倒是一直在努力跟着前人想,根本就没有是否理解“我的思想”这回事情;需要我不断认真想的是:究竟跟着哪个前人想才正确……“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就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有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品质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重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按照中国固有学术体系建立现在的学科分野,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现有的学科框架内,给被西化学科体系边缘化了的那部分中国固有学术一片独立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刚性需求,也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象征,是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考虑新增“国学”一级学科,为了慎重起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广泛征询学术界的意见。我虽然无由接到调查问卷,但是,对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问题,仍然是很关注的。认为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您最近出版的一个文集名为《拣尽寒枝》,书名让人觉得你感到很孤寂,不是吗?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庞大、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极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或奥数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学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抱负。

实际上,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已经为设立国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熟思路。同时,二十世纪初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国学门”或“国学院”的实践,也是今天设立国学门的重要参照。

“寒枝”是什么意思?“前记”里说得很清楚:这本文集是自己读书20年的点滴经验教训,“寒枝”指书本,转了那么多所谓的“领域”,关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变。现在的出版社都要求书名有英译,我托朋友请教叶嘉莹先生怎么翻译“拣尽寒枝”,她说没法英译,现有的英译都是不知所谓。怎么办?我忽然想起贺拉斯的一句诗,觉得很合适,就用上了,也是截的前半句,意思是:无论气候、环境如何变,性情和心没变。什么性情、什么心没变?书呆子性情没变,与中国学术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没变———在经典与解释的世界,整天与历史上的伟大心灵交往,孤寂从何说起?
您个人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
这话是问作家、文人的:你有什么“得意之作”啊?作家、文人写的东西才叫“作”,做学问的人做的东西叫“述”、“编”、“译”、“疏”……没什么好得意的。搞学问把经典说的东西转述清楚,已经不容易了。要是今后我搞文学了,再问这个问题不迟。
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您对“经典与解释”计划的期待是什么?
与我12岁搓洗被子时的期待一样…… ■声音
◎咱们的大学里至今仍然找不出一个以研究荷马为业的教授,找不出一个以研究柏拉图为业的教授——咱们西学的根底在哪里?
◎有人说我编书发了大财……出版社给我的主编费每千字3元,做满1000万字可以攒到3万元,1000万字什么概念?
◎好些朋友说,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实,我连续申请过三次,都没中榜。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有学者反对设立国学学科,建议在“思想史”学科下增设“经典学”或“古典学”,我们知道,“思想史”本身是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思想史”学科下增设“经典学”或“古典学”三级学科,与“国学”的学科内容体现的足够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不符,与国学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不符。而且,“经典学”与“古典学”也可以是希腊、罗马、印度的经典和古典,又怎能体现出“中国”固有学术的特性?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的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四、设置“国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的构想

    因此,建立中国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简称“古典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保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所谓“国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

“国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是有充分的可归属的二级学科。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增设“国学”一级学科说明材料中拟设立的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小学、中国少数民族和边疆文化、国艺七个二级学科。也认为这些二级学科,并没有把“国学”学科的独特性完全体现出来,而且,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在历史学科门下,也未见得恰当,但是,有人因为“国学”二级学科设计的欠周全,而否定“国学”一级学科存在的意义,无异于因噎废食。如果这个结果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继续边缘化,直至最终湮灭,就会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罪人。

   
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外汇储备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文明学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古代的学科分野,实际是自成体系的,如《史记》八书,以及《汉书》十志,都体现了学科分野,其中偏向于“用”的知识体系,已经可以在现在的“西化”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应该看到,这些接纳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学科,既体现了西学的智慧,也包含了中国固有学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包含有这部分中国固有学术内容的广义新“国学”概念,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把这部分已经可以归入现在的学科体系的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也称为“国学”,显然不是当初相对于“西学”而提出“国学”概念的先哲的本意。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应该专指在所有中国固有学术中最具独特性成分的部分,是目前的“西化”学科体系所不能包容的那些内容。这也正是许多大学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设立国学学科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原因。

   
【后注:本文为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办的“古典西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一期。这里的文本综合了笔者在中国文化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自先秦以来,以经学、历史、诸子之学为核心的体现中国之“体”的、包含有固有价值观和文化精神的学术内容,常常游离在现有“西化”学科体系之外,迫切需要给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一个学科的栖息地,而这些内容,正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自春秋到近代,中国的广大知识阶层最为关注,用心最多的部分。这也是中国固有学术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分。今天我们建立“国学”学科,应该指这个狭义的内容。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论语疏》云:“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此四者有形质,故可举以教也。”④孔子文行忠信四教,如果用学科概念来衡量,惟有“文”所代表的先王遗文,涉及学术。《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邢昺《论语疏》云:“言若任用德行,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语辨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⑤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就弟子所长而言,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的德行,宰我、子贡的言语,冉有、季路的政事,虽也关乎学养,但皆是心性特长,不关乎学术。只有子游、子夏的文学所长,是建立在独立学术内容基础上的学科分野。因此,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合称为“四科”,甚至比附现代学科划分,就像把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当作学科一样,显然都是不妥当的。

但是,“文学”一科,却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分野,而且,也是今天我们所谓“国学”最直接的学科源头。孔子弟子子游、子夏德文章博学,实际就是明习《诗》、《易》、《礼》、《乐》、《春秋》等,故被称为文学,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范宁之言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⑥孔子整理六经之后,孔门弟子所习经典,主要就是六经,因此,吴林伯先生《论语发微》说:“按文,六艺;文学,六艺之学,后世所谓经学。”⑦而到战国以后,“文学”这个称呼一直存在,诸子、词章等,都被归入文学一类。至近代西学传入,“文学”这个中国固有学科概念,遂依照十九世纪西方的文学概念,仅仅局限在小说、戏剧、诗歌等狭窄领域。

有鉴于此,对于“国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的归属问题,我认为,最便利的方法是增设“国学门”,以体现“国学”学科超越西学学科体系的文学门、史学门、哲学门的特征。如果不愿意单独设立“国学门”,则应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在“文学门”下。同时,对相应的涉及国学学科的一些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如取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取消历史学一级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等,国学一级学科下,可以先设立经学、诸子学、词章学、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向的二级学科。并在未来,可以考虑逐渐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三个学科的相关二级学科,如把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等二级学科整合入“国学”一级学科,同时,把外国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史等归入外国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化系中。使我们的学科体系,既与世界接轨,又体现出中国的特色。

注释: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8-90页。

② 康有为:《戊戌奏稿·请开学校折》,宣统三年铅印线装本。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89页。

④ 邢昺《论语注释》卷七,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 邢昺《论语注释》卷十一。

⑥ 邢昺《论语注释》卷十一。

⑦ 吴林伯先生《论语发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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