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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时代以来,西方学说传入了“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original
sin,译“原罪”,也可译“性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问:为什么荀子说人性本恶?

问: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怎么继承并发展孔子学说的?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时代背景是即将进入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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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

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由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变得更丰富,更系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苑囿里,终于长成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孟子及其弟子整理形成《孟子》。《孟子》作为中国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家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会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徒、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往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学术叛徒内奸之称,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

他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认为可废可弑。这旷古未有的议论,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孟子不但讲“仁”,也强调“义”。“义”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利义相比,应轻利取义;生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义”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但义利选择问题,永远存在。因此孟子的义利观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恶”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孟子是“性善”论者。他说:“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性善”具体阐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认为对应这“四心”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这就是“反求诸己”,是宋明心性之学的先导。其实,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在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但他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从来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荀子的思想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当楚、燕、韩、赵、魏、齐、秦七国争雄最激烈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趋向深化进而进入高级阶段急遽变革的动荡时代。

荀子对儒学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宇宙自然、人性、礼制、名实关系的学说,这一学说构成了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它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反映出这一时期儒家学说的特点。

表现在他对宇宙自然所持的观点方面。先秦时期的哲学领域,儒家将“天”视作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而人的命运由上天决定。孔子和孟子所持的观点相同,都赞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荀子在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但同时摒弃了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大胆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荀子看来,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与天没有关系,是由政治造成的。所以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他指出,人们只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就可以改造并很好地利用自然界。荀子的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在我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

孔子学说的主要成就体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

道德方面,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仁体现了人道精神,礼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

  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子贡、荀子和孟子的功劳。但是孟子和荀子他们的着眼点不同,孟子讲性善,着眼于德化,荀子讲性恶,是致力于礼法。

孟子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孟子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孔子、孟子、荀子并不是完全站到一个角度认识并分析问题的,但他们的中心思想基础是君权至上。服务于政权,这是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

1、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必须重民。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件宝物。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是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对孔子“仁”的思想的补充。

2、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们应该尊重规律,顺应规律。人也可以利用规律改造自然,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3、孟子和荀子都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但又有不同。孟子继续发扬孔子的“仁”,进而发展成为“仁政”,提出“民本”思想继而有了“民为贵,社稷次之,鼎鼎尺刮侔钙踌水穿惊君为轻”。而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但又提出新的观点而自成一派,荀子提出“性本恶”与孟子的“性本善”大相径庭,他还运用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提出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不应违背自然规律,反对天命鬼神说,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

怎么说呢孔子学说是基于人性人道的,在家取悦顺从长辈体恤晚辈在外顺从尊重师长领导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行。以仁义道德教化百姓,使道德沦为个人私欲之工具为伪道德超出了孔子之初衷。荀子学说本着儒出于道的本质在实事求是的路上有所发展,但大趋势所指向未成气候。而孟子沿袭了孔子的务虚精神,成为个人私欲的工具和教条就顺理成章。人,皆命运之载体由不得自已。有文字史以来,人类并万类就在伪道德后天命运的掌控之下,真正未失初衷和初心的大家多为边缘人或出世者,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孔子一生奔波如丧家之犬欲使人仁义良知而复归于善,殊不知善恶乃一体之两面如影随形,以善而化恶无异于以薪救火沦为虚妄而腐败。一如尼采所言,人同大树一样,愈向望高处充足的阳光愈需把根须伸向更加黑暗的地底。问天的屈原,鞠躬尽萃的诸葛,精忠报国的岳飞,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自律严苛励精图治的王安石,才华横溢慈悲为怀的苏东坡,那个不是家国情怀仁义慈爱?但那个不是被现实折腾的体无完肤无奈狼狈?自然规律不可掌控,不管你多么的无私而正义感爆膨,除非以愚公移山精神慢功夫陶冶,始能有所建设改造。孔孟之道以向善之至诚,却使国人沉沦于腐败专制愚昧而难以自拔,非人之过实力有所不逮。欲灭恶先止善以建全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把权力和欲望关进笼子,才能复归真正的道德即人类并万类之初衷初心,完成使命,超越善恶创生和平和谐的大同世界。

孟子和荀子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偏重于为统治者出主意。荀子偏重于教育。

都发展了儒家思想。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还是存在差别的。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那位深陷一元论而难于自拔的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

注: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从提倡“仁”到提倡“人性善”的变化,“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容许哲学家以悠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荀子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郭沫若称之为“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集了百家的大成”。人性论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探讨和争论的问题。在诸多人性论中,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最为出名,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学术界对荀子人性论的认识和研究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以往对荀子人性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性恶论,当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荀子性恶论并非荀子人性论学说的全部内容,性恶观是荀子学说的中心或基本理论这一传统观点亦受到挑战。综合海内外对荀子人性论的研究状况,迄今大致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是荀子人性本恶说。这是历史上一种影响最大的成说。当今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荀子“人之性恶”即是“人性本恶”。这种说法也是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备受诟议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宋明儒者对荀子极力贬低,致使荀子学说湮没不彰。路德斌认为,荀子所谓“性”并不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其所谓“人之性恶”并非谓人的本性是恶的,围绕荀子的“性恶”论有不少误读和误解。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既不是言“人的本性是恶”,也不是谓“情欲本身是恶”(路德斌《荀子与儒家哲学》,齐鲁书社,2010年)。

第二种是荀子人性向恶说。美国汉学家德效骞认为,荀子性恶学说并非意味着人性完全邪恶、无望成善的;恰恰相反,荀子意指人性倾向于恶,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格外努力去发展本性以趋向于善;人性仅是趋向于恶,并且具有无限的能力朝着善的方向发展(Homer
H. Dubs, Hsu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7)。陈大齐也认为,荀子仅主张性本趋向于恶,并不否认其有改趋于善之可能,将他的观点称为性恶说不免言过其实(陈大齐《荀子学说》,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1年)。

第三种是荀子人性中性说。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徐复观、鲍国顺、韦政通、李哲贤等。徐复观认为,荀子所谓性包括官能之能力和由官能所发生之欲望,荀子所界定的人性与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为近。荀子发挥告子“食色,性也”这方面的意义,补充了“目聪耳明”这方面的意义,较告子更为周密。荀子主张性恶,盖是从官能欲望之流弊来说明性恶。荀子性恶之主张,仅从官能欲望方面立论,官能欲望本身不可谓恶,然恶却由欲望所引发而来。问题全出在“顺是”二字(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韦政通也认为,荀子所说的自然之性本身并不含价值判断的意味,即无所谓善恶,只是自然而已;荀子主张性恶,由自然之性导生恶之关键,全由“顺是”见之。鲍国顺也表示,荀子所说之性原是纯然而无善恶的一种心理活动,是“自然之性”,并无善恶之价值成分,与告子所言之性意义相同。人性原本含有欲之作用(好利、疾恶、耳目声色之欲等),由“自然之性”变为“恶性”之原因,即因顺此自然之欲(顺是)而不加以节导所产生(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华正书局,1982年)。

第四种是荀子性朴论。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日本学者儿玉六郎,他认为荀子的人性观是先天“性朴”与后天“性善”、“性恶”,核心是“性朴”而非“性恶”(儿玉六郎:《荀子性朴说的提起》,《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7集,1974年)。性朴论的出现与学者们对《性恶》《礼论》《正名》诸篇的比较研究分不开。林桂榛等人也力持此说。

第五种是荀子性善说。我国台湾学者姜忠奎认为,荀子的人性观实际上是“主性善”。并举出荀子论人性的22则材料加以证明(姜忠奎:《荀子性善证》,严灵峰主编《无求备斋荀子集成》第38卷,成文出版社,1977年)。此说多属于主观推论,难以令人信服。颜世安认为,荀子说“开内”、“塞者俄而通”,不能因此认为荀子就是主性善,但他的人性观中有近于性善的认识。

第六种是荀子以情欲界定人性,肯定情欲说。此说是颜世安提出的一种新的荀子人性观。颜世安认为,《荀子》32篇中,只有《性恶》篇言“人之性恶”,宣称情欲为恶,将情欲与礼义相对立,其他各篇更多在于肯定情欲。《性恶》篇表述人性恶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生而有情欲,情欲是负面和危险的;二是要以礼义矫正人性,人才能向善。《性恶》以外各篇皆未说到“性恶”,但有接近上述观点的说法(颜世安:《荀子人性观非“性恶”说辨》,《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他认为,荀子人性观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在品格形成问题上,天性不重要,后天行为起决定作用;二是在礼义政教问题上,以人“生而有欲”为人性观的基础。以情欲界定人性,正面肯定情欲,这显示了荀子非同寻常的见识。《性恶》在荀学中是晚出的偏门,不代表荀学本来观点。该篇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而是其后学为争荀学影响而作(颜世安:《肯定情欲:荀子人性观在儒家思想史上的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第七种是荀子性恶心善说。唐端正认为,《性恶》篇的论题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与“善伪”是《性恶》所要同时证明的,但通观《荀子》全书,它所能证明及所要证明的,不在性恶而在善伪。因此,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者,不如说他是善伪论者或性无善无恶论者(唐端正:《荀子的善伪论所展示的知识问题》,《中国学人》1977年第6期)。我国台湾学者陈礼彰认为,在“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命题中,“人之性恶”并非居于主导地位,而只是用来衬托“其善者伪也”,荀子只是利用自然人性易趋向“恶”这一点来凸显“善”(陈礼彰:《荀子人性论及其实践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8年博士论文)。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梁涛提出了荀子性恶心善说,认为荀子的“人之性恶”主要落实在“好利”、“疾恶”、“好声色”上,这些是恶因或恶端,残贼、淫乱、强暴是恶果,“人之性恶”可理解为性有恶端可以为恶说,荀子之所谓性并非没有恶;“善者伪也”,善来自心之作为。所谓心善实际是说心趋向于善、可以知善。《性恶》揭示了人生中的两种力量: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的力量,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力量,并通过善恶对立对人性作出考察,实际上提出了性恶心善说,这就是《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句反复表达的思想(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荀子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争议颇多,多数学者认为人性恶并非其全部内容。这一难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辛探索。

我不是什么大V,简单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明知是恶而为方为恶,人之初始,不明善恶,何谈善恶,善恶只是慢慢形成的人群公认的一种评价标准而已,换个思路,也许,有另一个平行时空,在那里,我们的善是恶,我们的恶是善,那那里的人性就是本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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