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钱穆影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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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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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和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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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和杨绛 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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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和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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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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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手稿集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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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手稿集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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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手稿集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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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手稿集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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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着作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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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着作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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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钱穆为学生叶龙所写的亲笔推荐信 图/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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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笔记 图/华西都市报
钱钟书博览群书,众所周知。但钱钟书到底读过多少本书?他是怎么读书的?很多人未必知道。他的读书笔记竟多达72卷册。在《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上,一众学者都坦率表达他们感到的震撼,“有了一种绝望感。”
史学大家钱穆,他的经典代表作《国史大纲》,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注入经典文化的血液。但人们新近才知道,身为一代通儒的钱穆,对中国文学史也有一套见解。钱穆的学生将60年前钱穆在课堂上口述的“中国文学史”完整讲稿,整理出版成《中国文学史》。以史家视野,将文史融会贯通,“谱写”极具个性化的中国文学史,令学界及文学爱好者,备感惊喜。
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师级学者,在当下越来越罕见。分科专业精耕细作,让博学、博养、博识、博文,正成为陌生的学养品质。大师的背景正走远,但大师留下的痕迹,值得追踪。通过打捞他们传奇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走近大师,再见大师。在当下浅阅读、快餐化,经典死活都读不下去,同时又倡导“全民阅读”的氛围中,翻阅钱钟书先生的巨量读书笔记,聆听钱穆先生60年前的课堂讲课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翻阅钱钟书
211个私人读书笔记本=72卷煌煌巨着历经15年的《钱钟书手稿集》完璧

2016年3月24日,由百岁杨绛先生亲自参与整理的6辑4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由商务印书馆完整出版。
全书约计35000页,共211个笔记本,是钱钟书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7种语言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囊括4000余种外文图书期刊,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
早在2000年,钱钟书的全部读书笔记被出版社计划汇编为《钱钟书手稿集》,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部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已分别于2003年和2011年出版。
最后出版的外文笔记,被学界认为是钱钟书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最丰富、最可观的部分。《外文笔记》出齐,标志着这套历经15年、涵盖72卷册的《钱钟书手稿集》最终完璧。
攻读7种外文做3.5万页笔记《管锥篇》只是钱钟书学问 冰山一角
在研究性代表作《管锥编》中,钱钟书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成为学界佳话。其实,《管锥编》《七缀集》《谈艺录》等着述,只显露了钱钟书学问的冰山一角。
在《钱钟书手稿集》中,我们看到,钱钟书在1.5万页的中文笔记中,摘记了3000多种书籍;3.5万页的外文笔记中,摘记了4000多种书籍,所涉及的题材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涉及外国作家260多位。其中包括多卷本文集,对钱钟书来说,只算“一种”。他读过、用过的很多书,还没在笔记中。
在《钱钟书手稿集》的前言中,杨绛回忆说,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图书不能外借,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此后60多年间,仅外文笔记,钱钟书就做了211册之多,建起了自己的“图书馆”。2012年,杨绛请来通晓多种语言的德国汉语学家莫芝宜佳博士和她的丈夫,共同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称赞,钱钟书的外文笔记,“虽然写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却仍然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笔记尽管数量巨大,但其保存惊人的条理清晰。”
读一本小说也要做39页笔记用意大利文摘抄莫扎特歌剧
钱钟书的知识之博、触觉之敏捷,令后学感到震惊。从这些读书笔记可以看到,钱钟书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书信和自传、优美的诗歌、通俗的故事、轻松的笑话等,无所不包。
但丁的《神曲》,在不同卷册里都有摘录,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同样出现过多次。关于《卡夫卡日记》《普鲁斯特全集》《福楼拜全集》,甚至《大英博物馆文献》《法语俚语表》等不太常见的书,钱钟书都做了读书笔记。
不仅读学术、读文学,钱钟书还对音乐兴趣盎然。在外文笔记里,关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钱钟书竟用意大利文摘抄了十几页。
人们读小说一般不做笔记,读完就读完了。但读英国小说家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钱先生竟做了39页笔记。而且,钱钟书阅读小说的视野之广,震慑后学。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说:“我是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钱先生并不以法国文学研究着称。但就法国文学知识而言,可以说,凡是我所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他所知道的,有我所不知的。在外文笔记第一辑里,居然出现了《大西岛》,这是1919年出版的法国通俗小说。我在1982年翻译出版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1936年,钱先生竟然就读过该书并且做了笔记。更令人惊叹的是,钱先生在笔记中所使用的外国文字达7种之多,且几乎包括社会科学所有领域。”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教授、学者陈众议说:“钱先生真是个天才,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加起来,真的是个世界奇迹。一如既往这么认真地做笔记,实属罕见。他的笔记里,充满了读书的审美的愉悦,包括他写字写得那么工整。那么精细地抄录,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这是一种智者的‘游戏’。”
大师,你的书是怎么读的?“我就是一本一本地看”
在学者黄宝生看来,把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出版,等于是给中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年轻学者可以看看真正的学问大师是什么样子的,看看学问大师是怎么造就的,对自己会有一个启示,要那样读书。现在电脑方便了,好多写文章都是检索。电脑检索跟真正读书不一样的,电脑代替不了你读书,你要读书,才有真切的体会,连语境都不清楚,理解也不准确。”
读这么多,这么细,钱钟书是怎么做到的?翻译家罗新璋透露:“我有一次问钱先生,怎么能看这么多书。钱先生说,我就是一本一本地看。”
杨绛在《钱钟书手稿集》总序中写道:“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读书、做笔记,如同吃饭穿衣一样,是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精神愉悦的源泉。
以前提到钱钟书,众人都钦佩他学识广博。且不谈其做学问之深,仅是长达60多年自得其乐、不求人知的阅读,已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世人皆知钱钟书的学问强大,但殊不知,强大的背后,有着如此深厚的自我修炼的根基。
聆听钱穆 一代通儒的课堂讲义60年前听讲笔录=钱穆《中国文学史》
钱穆的名气,在读者看来,固然比不上钱钟书。但在学界,钱穆是誉满中外、如雷贯耳。
钱穆幼读私塾,后自学成才,熟读中国传统经典,曾先后在燕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应当时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的规定,钱穆在大学讲授该课。所编写的讲义,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国史大纲》。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深受知识分子欢迎,也奠定钱穆史学权威的地位。除史学外,钱穆博学多才,在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内都有建树,被公认为“学问渊博”,“一位通儒”。
钱穆跟钱钟书是老乡,都是江苏无锡人。两人之间,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钱穆的文章《师友杂忆》中,他写了他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来往。钱基博曾介绍钱穆到师范去教书,与钱基博成为同事。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只是按年龄称呼。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
1933年初秋,钱穆参加了钱钟书与杨绛的订婚礼。订婚礼结束后,“我未来的公公在散席后,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路照顾。”于是,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的杨绛,与在燕京大学任职的钱穆,同道赴北京。
一路上,两位的见闻、交谈,被杨绛在几十年后写成追忆文章《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钱穆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专门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他从尧舜禹,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钱穆一生着述80多部,1700万言。但其生前,除着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外,并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幸运的是,钱穆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
叶龙是江浙人,钱穆的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穆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所以笔记做得最好,“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助教查看,一次是钱穆查阅,均给了叶龙高分。就是说,叶龙的笔记详细而准确,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这些笔记,在叶龙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
近60年后,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听钱穆讲述文学史的听课笔记,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80多岁的叶龙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最终出版成书“钱穆《中国文学史》”。
整部《中国文学史》分为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考证和解释。
钱穆讲文学,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知人论世”,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
叶龙说,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更看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独特创见:推崇建安文学否认曹丕不如曹植
作为一代通儒,钱穆用一生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因而,他讲文学史,能做到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在钱穆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讲述中国文学史,钱穆有不少独特创见。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就与前人通常所认为的普遍观点,有很大不同。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此外,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叶龙分析道:“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口语鲜活,成就个性文学史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着,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钱穆口才极好,而且因为即兴,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见性情而有趣味。
比如,钱穆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他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钱穆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按语:钱穆的同乡,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从前有段轶事——曾经有一次,她被指派上台去给章太炎先生的讲座做记录,但等章太炎一开口,杨绛就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章太炎的浙江口音。于是乎,她在台上傻坐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字都没写。第二天,这个事情变成了苏州当地报纸上的新闻。
方言的隔阂,使杨绛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记录员。而曾为“绍兴小书记员”的叶龙,却堪当此任。从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与钱穆在香港师徒相遇,此后,从桂林街到沙田,从新亚书院到能仁学院,从课程笔记到每次的演讲稿……叶龙一路追随钱穆的步伐,在其身后默默充当着“影子”记录员。
2014年伊始,钱穆的《讲学札记》、《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陆续推出,这些书稿的面世,让叶龙被迅速冠之以“钱门传薪人”的身份,而这个称号,堪称其无名一生中的最高赞誉。
他却只肯说,选择钱穆做老师,是幸福一生的事情。他崇拜钱穆,只愿一生追随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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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在钱穆众多的弟子中,叶龙默默无闻。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他今年虚岁89,除因早年颠沛香港,烙下腿疾,需时常贴膏药之外,身体尚算硬朗。比起同龄人中那些需要坐轮椅的,叶龙觉得自己“幸运多了”。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他是一位讷讷的老人,退休前是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研究清代桐城派,独自用力走完学术一生;退休后,在香港青衣岛这片“老人的天堂”上鳏居多年。走在人生最后一程,叶龙笃定地做着一件自信会被后人永远感激的事情:整理、注释先师钱穆当年未曾出版过的讲稿笔记。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叶龙经常自嘲自己一生中的成功之处,“大多和写字有关”。他写簪花小楷,端庄雅正,有金石之气。从当年一个勤奋的绍兴小书记员,到成为钱穆身边的记录者,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人,最终会成为记录钱穆思想的“复述者”?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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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32篇:

叶龙与钱穆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流离:钱师叶弟,各自上下求索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2014年伊始,钱穆的《讲学札记》、《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陆续推出,这些书稿的面世,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这位“一代通儒”广博而幽深的学养。而在2016年3月上市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更是掀起了中国文学史界“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高潮。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姑且不论学界如何饶有兴致地评议这本“阅读中国文学史的’入门书’”,大众对于叶龙整理的这个版本的钱穆“文学史讲稿”,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网上到处都在传阅钱穆的“金句”——“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伴随这些“金句”而涨潮的,是叶龙的名气——他被迅速冠之以“钱门传薪人”的身份,而这个称号,堪称其无名一生中的最高赞誉。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虽然,钱穆次子钱行后来说起叶龙,所持的是保留态度。他认为今日所见钱穆版的经济史和文学史,当年并未收入钱穆全集的编纂中,而今由叶龙系统整理时,“见钱家人没有提出异议,他也没有和钱家或者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联系的意思,都是有问题的”,但也肯定,“这些书的出版对读者来说亦是一件好事”。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对于“钱门传薪人”的美誉,叶龙本人不予置评,他只说自已一生崇拜钱穆,因为崇拜他,而甘愿一生追随他的影子。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时间倒回60多年前的1947年,无锡人钱穆彼时名满天下。时局飘摇,他甘于归隐江南大学,希冀“做一点对学术有益的事情”,正打算应上海正中书局之邀,而开始主持一个“野心勃勃”的出版计划——从《四部备要》里挑选100种中国古籍必读书。此时,19岁的绍兴少年叶龙,因练就写书法的一身“童子功”,而进入南京政府谋到一份少尉书记工作。

**  新见解:

大时代飘摇,小人物叶龙亦只能随波逐流。1949年,中国鼎革,叶龙不愿随迁国民党政府至重庆,而选择与其脱离,后隐身湖南做乡村老师。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开始逮捕“托派”,叶龙因朋友之累而无法回乡,一轮阴差阳错的流离之后,再度回到湖南,在一个酱园白天当学徒,晚上看大门,就这样过了半年。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1950年,钱穆蜗居香港九龙深水埗桂林街,人生正值潦倒。从这一年直至1967年赴台,这16年的旅居香港生涯中,钱穆没有重要著作问世。然而,在其口述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钱穆说这段时间是“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这16年间,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节衣缩食创办了一所全新的大学——新亚书院,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局,钱穆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话”。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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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钱穆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交集:在新亚书院,记下钱穆吉光片羽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新亚书院创办之际,叶龙不甘在大陆继续“做个小学徒”,他虽懵懂,却执意离乡赴港,考入无需交费的教会学校,也因此而走进了著名的调景岭难民营,干些采矿修路、帮忙种菜的苦活,维持清贫生计。

**  新考证:

1953年,叶龙从教会学校毕业,从同学处听闻大学者钱穆在香港办了一所旨在重振“亚洲新生”的私立大学,叶龙本着“能见钱穆一面”的初衷,进入这个学校的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之后又继续在新亚研究院读书,从此与钱穆结下师生缘分。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入学时,钱穆亲自接待了叶龙,他第一眼看钱师,“小小的个儿,眉毛长得特别长,好像穿的是一件蓝色长袍,很简单很朴素”。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钱穆没有记住叶龙,但叶龙记住了钱穆。新亚初创时条件艰苦,校长钱穆不仅要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在叶龙的记忆中,他选读过钱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毕业,还修读了钱穆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

钱穆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中国文学史》,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叶龙笑言。

彼时,就读新亚书院的广东人占大多数,外省人不多,像叶龙这样逃到香港的江浙人更是寥寥。钱穆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让课堂上的学生殊为头疼。广东同学抱怨说,“我们听钱先生的话,一句都不懂啊”,后来听了三五回,渐渐地“懂了一两成”。

**  新创识:

但是,当时钱穆任教的八门课程,大部分学生囫囵吞枣听完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叶龙不同,他有书法基础,又自学草书,且同为江浙人士,完全能够领会钱穆口音。他发挥“书记员”的看家本事,一字不落地记下课堂笔记。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课堂上,钱穆讲课时喜欢来回踱步,走过来,讲一句,再踱过去,又讲一句,语速缓慢,若有所思,而台下的叶龙,记得飞快。钱穆课堂的吉光片羽,就这样得以留存。

  翻看《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能发现,钱穆虽然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讲下来,但某些章节的“厚此薄彼”,明显透露出他的倾向性。

这些讲稿跟随叶龙多年,“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它们就像是老古董,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是算数本子,叶龙把它们旋转90度,用繁体竖排的方式写下钢笔字,每一页红色和蓝色字迹交错,都有注释和眉批。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钱穆曾经还严肃地查阅过叶龙的笔记,一次是亲自查阅,还有两次是助教余英时查阅。叶龙当时得了班里的最高分75分,“之所以扣分,是因为余英时说我只知道记录钱先生笔记,其他参考书看得不够。”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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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余英时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追随:用“同情之理解”来留存讲稿

**  精点评:

从桂林街到沙田,从新亚书院到能仁学院,从课程笔记到每次的演讲稿……此后的叶龙一路追随钱穆的步伐,在其身后默默充当“影子”记录员。1967年钱穆赴台湾,叶龙时常去拜访,并常有通信往来。如今在叶龙的香港家中,还保留有21封钱穆寄给他的书信。

  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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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香港桂林街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在钱穆视力尚可时,叶龙曾先后十多次从课程笔记中摘出百余条寄给他修改,钱穆改正后寄还。1990年钱穆逝世,叶龙把“讲学粹语”寄往台北《中央日报》刊出(后在大陆出版,更名为《讲学札记》)。1991年,叶龙整理出“中国经济史”的笔记,在香港《信报》开辟专栏连载两年。2013年,叶龙重新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出版。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2014年5月,叶龙开始整理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这些笔记写下的内容,是钱穆当年在新亚书院开过的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另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诗经》讲起,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完整体系。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此次出版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宋代以前的文学讲了256页,从宋代到明清小说,才讲了不到80页,对于一本文学史来说,分布太不均匀。也正因此,此书被陈平原、刘再复、骆玉明等文学史专家评价为一本“真性情”之作,但也有莫砺锋等学者责其详略不当,缺乏学术规范,太随意太初级……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这本文学史充满了瑕疵,但叶龙却为钱师“鸣不平”。他说,如果把这个讲稿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那间破败的教室里,还原到讲台下一张张找不到出路的流亡学生的迷茫表情里,大家是不是会重新掂量这本讲稿的价值呢?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其实,对于叶龙来说,当年课堂上虽然记录飞速,能够消化的也实在有限。面对白天要在调景岭搬砖,晚上搭巴士来新亚听课的精疲力尽的青年人,钱穆也实在只能够讲授这样的文学史。

**  大视野:

“我们进课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许多年后,叶龙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亚岁月。

  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在叶龙心中,此生最正确的抉择,是当年“选了钱穆当老师,幸福一生。别人选的老师,当时也是名教授,但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但钱穆现在名气还这么大,大家都来关注他,有哪一个60年前的教授现在还能有这种魅力?钱穆先生的名气不是我宣传出来的,是大家公认的。”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然而,之于钱穆,叶龙这位弟子,其精神高度究竟是否称得上是知音?还是说不过一名未能“通识传统文化”的晚辈而已?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传之切的国学大师,另一个则是在动荡流徙中被精神拯救的流亡青年,他们半辈子的交集,最终,全都化入了浩瀚的书稿里。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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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叶龙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对话叶龙:钱穆最喜欢的是文学,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刘悠扬)

他不喜欢被称为“国学大师”

“人家都说他是史学大师,

忽略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时隔六十年以后,你再来整理当年“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有没有遇见什么困难?

对我来说,60年前记好的课堂笔记,两年后还是六十年后拿出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是完全白纸黑字记录在册的。至于整理,更没有困难。我只要当天休息足,不倦,便很容易应对。

钱穆当时为什么会在新亚书院开讲“中国文学史”课程?

其实钱穆先生很喜欢讲课,不喜欢做行政职务。在新亚书院时,没有人做校长,他只好做了。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国学大师了,我最喜欢的是文学,我喜欢看书,简简单单做一个读者。人家都说他是史学大师,只注意他在历史上的成就,忽略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钱师是一个“通人”,曾经自谦说“除了法律不懂,别的都懂一点。”从前他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曾经朝迎启明夜伴繁星地苦读过。还和兄弟(钱伟长的父亲)把积蓄凑在一起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经、史、子、集无不精读。与其伴读的侄儿钱伟长曾回忆过钱穆给他讲文学的场景,从《诗经》、《楚辞》、六朝文赋讲到唐宋诗词,从元曲讲到桐城学派、明清小说……可见钱穆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对史学一项的理解,他对中国文学方面,也有硕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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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书录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

孙毓修、陆费逵等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7月

你能回忆起1955年到1956年,当时钱穆讲授文学史的课堂情境吗?

一直都记得。他讲书时声音很响,抑扬顿挫,优哉游哉的。每次都会准备二三十张卡片,一张张讲,再一张张翻过去,特别重要的书名或者人名就写在黑板上。比如说他爱建安文学,说曹操虽当时已贵为丞相,文章却仍然像一位普通下民那样去倾吐心声;他评价曹丕和曹植“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因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已,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等等这些,讲课前他都要做功课的。

可既然钱穆这么喜欢文学,为什么关于文学的著述却这么少呢?

当时形势逼迫吧,别人让他写《国史大纲》,但他本来也不想写这个书。抗战时他呆在西南联大期间,硬着头皮把它写出来的。

关于文学,其实还是有一些书的,比如《中国文学讲演集》,里面有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讲演记录。这本书1983年修订增加到三十篇,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除此之外,钱师其实还有不少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都散录在《湖上闲思录》、《双溪独语》这些抒发个人思想和感情的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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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大綱》

钱穆 著

版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8月

“你们都去讲旧文学的坏,

好的东西我来讲”

陈平原评价这本《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假想敌”,就是新文化运动,那么当时钱穆对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态度是什么?

他很看不起“五四”时期宣传的那些东西,太重视白话文和新文学,主张“打倒孔家店”啊,说从前的旧文学都是垃圾,要丢到茅厕里……他对此非常反感。他总说,中国古典文学里有那么多好东西,怎么能够一棍子把它们全都打死呢?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受到英国殖民的控制,西方文明滚滚而来,而此时大陆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说当时“旧文学”的情势在香港是很危了。

“旧文学”大家当时都看不起,钱穆偏偏要去帮它。他觉得不应该对旧文学所有的东西都丢弃,“旧文学”的优点我们要发扬。“五四”时期鲁迅总是说旧文学里有很多坏东西,钱穆就觉得,旧文化里的好东西必须要讲,不然不公平。他说,你们都去讲旧文学的坏,好的东西我来讲。而且他更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并非是有什么理论,而是有新文学帮助,但新文学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你说过钱穆是朱子以后最伟大的人,是吗?

是的,钱先生花了很多时间通读《四部备要》,哪一个人能花那么多时间去读这些书?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这样的人能找出来几个?钱伟长也很感激这个四叔,跟着他学了那么多东西。1958年以来,中国人里,哪一个把经、史、子、集都读通的?

而且他也深刻影响了我做学问的方法——他总是教我,要一家一家地看古人之书,比如要细致梳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人的300年历史等等。他敦促学生,务必把一本书全都看完以后,再看另一册,不然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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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

版本: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

纵观钱穆生平,从小学到大学,他一直在教书,他是不是重视教学多于著书立说?

应该说,他还是更重视著书立说,但这是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传给下一代。当时在香港,他就希望我们多念古书,多写文章,多把中国的古典著作带回大陆去,因为钱先生非常希望能够给大陆读者另一个面向的古中国的真相。

怀着“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学者骆玉明在给这本书做序时,注意到钱穆讲授文学史,除了一以贯之的尊儒思想、要求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偏重性灵、追求天人合一的趣味,所谓“落花水面皆文章”,那么你是如何理解钱穆的文学史课上选取作品的标准呢?

总言之,就是“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人家讲的多的部分,他就简单些,别人省略的他就拿来多讲一些。比如钱师认为汉末建安时,是古今文体的大转变时期,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而且散文也与之前大异,特别是曹氏父子三人,对此贡献很大。别人对于建安文学看的太随便,不太重视,他就特别加重这部分的比重。

学者刘再复对这本讲稿的评价是,“一本活泼的文学史,但是能否作为教材,还要再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能不能作为教材,这个要看那些教育主管喜不喜欢了吧。1950年代,要考香港大学的学生,有两门课程的选拔,(参考书目)一定要读钱穆的书。当时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对钱穆很崇拜,这个人抗战时期呆在山东,被日本人关起来在监狱里坐了几年牢。当时在监狱里,他通过各种途径读到钱穆关于史学的书,非常佩服他。所以当他做了系主任以后,就决定把钱穆的书列为考试教材。现在香港大学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以你的理解,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和别家的文学史有何不同?

钱先生当年在开课前,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他说这个话,并不是说别人写的不好,而是说他看了别人出的文学史,不满意。针对别家文学史里没有的东西,他就要讲一讲,人家写错的,他来改正。人家缺少的、他来补充。他的目的,是要把前任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辩证修正,力求完美。

有读者评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是大家读文学史的“入门书”,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这说明大家觉得钱穆的这本书还是需要看的。至于说“入门书”的讲法,是否有看轻钱穆的嫌疑,我觉得这倒不必多想。钱先生也没有说过自己的书是完美的,他一向主张大家都来批评他的观点,更希望能改正他讲错的东西。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权威。

据书中所言,当时的钱穆在新亚书院开设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是本着“死者的心情”来说“死去的文学”,你希望读者用怎样的心情来读这“死去的文学”呢?

当年钱师这种心情,是一种“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他是希望“使死者如生”,对新文学看能不能有一份贡献。这种绝望感今天的读者可能不能完全理解吧。我的期待,就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喜欢翻翻这本书,用阅读来发现钱穆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史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看之后是否真的会佩服钱穆,这是个人的自由。如果觉得钱穆的文学史马马虎虎,自己还是更喜欢别家的,那也未尝不可。

本文刊载于2016年6月1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B05版;编辑:一一,柏琳。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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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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