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民国学术热”意味着什么?

“民国学术热”意味着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流行“回到原典”的口号,主张研读原典。这对于不直接研读原典,而只是跟着他人的解读人云亦云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回到原典”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学术研究需要怀疑,但对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忽视或抛弃。

发布时间:2015-01-28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

  民国时期,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儒学的批判,替代了对于儒学的解读。在那种背景下,一些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认为,儒学原本是好东西,其中
不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学者,比如董仲舒、郑玄、朱熹等所附加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有可能是当今提出所谓“回到原典”的依据之一。事实上,
儒家经典,若不是经过后世儒学大家的诠释和发明,不仅不能流传至今,而且,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引得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丰
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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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宋儒吸取了玄学、佛学、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创造,形成了被称为“道学”的新儒学,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在宋儒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深广、最持久者,莫过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祖籍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松,曾做过南宋朝廷的秘书官。他对汉高祖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撒尿一事感到有点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对朱熹反而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去打仗、守边关。但朱家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学作为家教。朱熹10岁读《孟子》中的“圣人与我同类”一句时,非常高兴地决心学做圣人。最后,他父亲还是送他到书院读书。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10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无能,并未能采纳朱熹的良谏。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机会,先后复建白鹿书院,建立武夷精舍,重开岳麓书院,修设沧州精舍,对发展古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的著述甚丰,有《近思录》、《诗集传》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而影响最大者则是《四书集注》。
  所谓《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过朱熹著《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终于形成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概括。
  《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这四部不同时代的儒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编排,把它们解释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读《四书》,必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就是说,《四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书之间有其内在的、不可逾越的逻辑联系。《大学》是进入这个体系的大门,《论语》奠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对这个体系的展开和发挥,而《中庸》则蕴含着这个体系的精髓。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
后来的学者不断的诠释,而能够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读儒家经典,首先要研
读前辈儒学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和发明。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一鳞半爪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并自以为有所“创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复和“喧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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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学者大都是在对儒学的几近颠倒黑白的解读中成长起来。然而不可否认,即使在民国时期那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学者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诠
释儒学经典,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在解读儒学经典中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过那个时代。

近年来,民国学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似有形成“民国学术热”之趋势。正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人得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结论,在研究民国学术中也有人得出了当今的学术不如民国的结论。结果还把一些学者也绕了进去,想方设法论证今天的学术超过民国,以做出应对。甚至还有学者为之担心,提出要给“民国学术热”降温。问题是,研究民国学术根本不是为了比较当今学术与民国学术谁比谁强,就像研究孔子并不是为了比较今人与孔子谁比谁高明。学术的目的在于再现真实,评判价值,推出精华,而最根本的在于实事求是。在笔者看来,研究民国学术,除了有学术史的意义之外,对于当今树立现代学术典范、形成现代学术传统、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少学者抱怨出不了学术大师。问题是,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学术是一代一代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朱熹的学术大师。

树立现代学术典范

  在“回到原典”口号的引导下,不少年轻学子开始直接研读儒家经典。那种面对“四书”、“五经”时几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诵读,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为是的解释,构成了“国学热”。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喜是忧,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当今的学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多凭个人的热情从事学术研究,虽有不少新鲜著述,但在热情过后方才发现,几乎没有多少能够称得上学术的东西,甚至有些属于学术垃圾。因而有人哀叹缺乏“学术大师”,甚至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评选,反而愈加茫然。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什么是现代学术?民国时期,现代学术的先辈开始了新的学术传统的建构。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崇高品德,也不是因为他们以废寝忘食换来的等身的著作,而是他们能够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保持沉静的心灵和自由的思索。

民国学者李相显为撰《朱子哲学》,“日坐于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中研究”“将朱子所著之书及与朱子哲学有关之书,尽行读阅”“且更将其中有关材料一一抄录收藏”。后因遭到日本人的驱逐,被迫离开北平,携文稿及有关材料,回家乡农村继续写作。当时遇日寇烧杀,家院起火,家人劝他逃出家门,他说:“独不闻黑格尔之往事,当法军入耶拿,犹执笔写作如故乎?”于是发誓:“《朱子哲学》若不脱稿,绝对不出大门。”日军听说他闭户写作,遇乱不扰,颇为奇怪,多次要他出门相见,他却以写作未脱稿不能出门相见为由,予以拒绝。日军司令官说:“不来者死!”为此,李相显的家人相劝:“不出大门,为写作也。身若死,尚能写作乎?从权往见,何如?”无奈,只得前往。日寇询问写作之内容,他如实以告;当得知他所写的是纯哲学,与军政无关,而未予加害。地方的保安旅长曾对他说:“子不执戈报国,反而闭户写作,非爱国之士也,应罚款以赎罪。”他回应说:“予日食粗粮,皆贷自他人,何来款以助军饷?”旅长怒,遂逮捕其父,不久又释放,但他的写作并未因此中断。后来又遇母亲不幸去世,悲痛欲绝,处理好后事,仍终日写作如故。1941年6月,他的《朱子哲学》终于在民族危亡、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得以脱稿,并于同年获得教育部学术奖,最后又几经周折,于1947年问世。(参见李相显《朱子哲学·序》)

从学脉上讲,民国学者是我们的老师,或是老师的老师,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学术前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被遗忘了,他们的学术一直未受重视。今天,通过对民国学术的研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学术从尘封的历史中找寻出来,对那些创造现代学术的先辈予以推崇,作为学术的典范,这不仅是对于学术的尊重,而且是对学术传统的延续,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前赴后继的分内事。而且,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今天人们期待已久的“学术大师”。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置前人研究成果而不顾、尽想着把他人比下去的学术氛围中,不可能出现“学术大师”。

形成现代学术传统

当今的学术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学术道德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评价问题,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学术的不成熟、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什么是现代学术传统?现代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起始于清末民初,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而融合了中西学术之精华的学术研究。把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民国学术联系起来,并视之为对民国学术的延续和发展,这就形成了现代学术传统。

今天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阐述。继后,在“打倒孔家店”背景下,一直有学者在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先后有谢无量《朱子学派》、周予同《朱熹》、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李相显《朱子哲学》等重要学术专著的问世,此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钱穆、贺麟、白寿彝等一大批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文,阐述不同学术观点,乃至针锋相对,甚至还有学者将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解决民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世道人心结合起来,曾一度呈现出学术繁荣景象。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对于朱熹的研究,也是对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延续。今天,研究民国学术,整理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学术成果,正是要延续这样的学术传统。

当今学术的道德问题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实际上与追逐利益有关。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也存在学术上的抄袭,也有低水平的重复,但平心而论,那些并不是为了追逐某种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传播新思想、新观点,所以尚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对民国学术作学术史的研究时,这些抄袭和重复自然被淘汰出局。由此可以看出,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而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违背学术道德所遭受的惩罚。

学术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评价,其最重要的依据在于考察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的独创性和重要性。当今学术,自以为是的“创新”不少,实际上有不少是对前人的低水平的重复,根本问题在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民国学术,可以为今天的学术创新、学术评价提供重要的评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一研究以及形成学术传统的过程中,让学术创新成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依据。

学术研究需要相应的学术制度来保障,但更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形成学术传统,并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消解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研究民国学术,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树立典范,而且可以在这一形成现代学术传统的过程中,有效地避免各种有碍于学术的问题的发生。

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然而,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当今学术,虽不乏有某些新鲜想法和观点,但往往有缺乏根基之感,缺乏那种历史的厚重和“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远大,缺乏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什么是中国气派?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过汉唐的国力强盛和唐宋的学术繁荣,既有曾领先于世界的宋元科技,又有曾执世界学术之牛耳的宋明理学,这就是中国气派。宋明理学家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国时期,冯友兰接着宋明理学讲,建构了“新理学”体系,就是要体现这种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学术的厚重是靠时间积累起来的。当今学术几经周折,近30年来得以复兴。但如果仅限于这30多年来的学术,何以言厚重?又何来底气?于是,学术界追溯百年学术,回到民国时期,通过把当今的学术与民国学术联系起来,构建现代学术传统,从而增加当今学术的厚重和底气,这对于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无疑又进了一步。

学术不只是个人内心的有感而发,也不只是面对问题提出自以为是的意见,而是要“站在前人肩膀上”,通过一代一代学者的不断积累。研究民国学术,就是要“站在前人肩膀上”,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得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具深远和宏大。

更为重要的是,追随现代学术研究的先驱,接续肇始于民国时期的现代学术传统,使当今的学术成为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具有学术的深厚根基,增强学术研究的历史使命和真正价值,展现学术的中国气派。

从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从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中,中国人重新认识了孔子和儒学,找到了中华文化的根。从民国学术热中,我们又找到了什么?在我看来,民国学术热是当今学术逐渐步入正轨、真正回归到学术本身的一个积极动向。虽然在民国学术热中出现了那种“比来比去”的非学术的东西,但是研究和了解民国学术,对于当今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们目前还很难准确地说出从民国学术中能够找到什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但是,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少民国学者努力践行,从而在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开创了现代学术传统,展现了学术的独立性与生命力,这不仅不应当“降温”,而且还应当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尤其是,民国学术的研究,有助于树立现代学术典范、形成现代学术传统、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对于当今的学术研究有着诸多方面的价值,这不应当有疑义。(作者乐爱国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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