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刘小枫: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刘小枫: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各种相关学术活动整装待发。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也越来越为思想界所关注。刘小枫教授和甘阳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15年来已出版350种经典与解释书籍。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引各方关注。

四十年·开篇的话

六位学者提出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名义出现在媒体上,引起了一些争议。该文章开篇即称“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观察者注:原文如此)”,并用类似虚拟语态表示:“就国内目前状况来说,西方古典学研究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它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观察者网就此联系刘小枫教授。他的表态言简意赅:“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这个热闹恰逢其时,本人五年前的一篇旧文可以作为回应。”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这40年,不但是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40年,也不但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40年,而且是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年。

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以推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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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报选择学术文化领域变动较巨、成绩较多的若干板块,约请相关专家从个人亲历和见闻切入,回顾这些板块40年来的发展轨迹,总结其成绩,反思其得失,展望其未来。

国学可以用中国古典学这样一个具有学理性更为清晰,并且能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通用的概念来重新界定

   
文章原题《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全文可见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版。刘小枫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王学典、陈思和、叶延滨、梁涛、陈尚君、李红岩、臧铁军、杭间、顾家宁等学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国学、诗歌、长篇小说、学术史、唐诗研究、史学、高考制度、设计思想等领域40年发展历程的独到观察和思考。

间:2010年9月3日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国学”无疑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最为火热的关键词之一。国学发展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事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相伴相生并非偶然,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冲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教条化认识,为人们重新思考、认识自身文明传统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开放引入的西学资源,在极大丰富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进而刺激了民族文化精神认同、现代学科建制反思等一系列议题的产生。四十年来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恰如一面镜子,照射出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多元繁荣,记录下传统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行、返本开新的探索,展现了华夏文明寻求现代复兴的努力。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昌阁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学评估,各大学纷纷抢在评估前搞装修——教育部的评估检查的是教学“质量”、设施(所谓硬件),没谁去检查我们的检查者的文教观念。

一、发展历程

办:光明日报国学版

   
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得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

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长期的酝酿、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兴起了一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潮。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主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变革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闭门自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并非都是成就,也有败绩——文教改革就是其一。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之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署名文章,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被视为90年代“国学热”兴起的标志。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也纷纷以类似的报道跟进,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一时蔚为大观。与社会文化的步调相一致,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升温,季羡林先生提出着名的“东方文化世纪说”,引发各方观点的热议与争论。

访谈嘉宾:林庆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

   
文教改革三十年应该区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十五年品质差异极大,所谓“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前十五年怪现象不多,后十五年不仅怪现象铺天盖地,而且败象丛生——严格来讲,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变革,而且明显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我们的理由可能是:当时国家太穷,无力支撑大学的发展。可是,民国时期同样很穷,但在这一我国现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虽然全盘西化已经铺开,大学的实用化和职业技术化程度却远不如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国学问的自信心为什么比如今的更为稳固?对比我们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还是进步?如果退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学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学术生命力,比留洋博士冯友兰更强?

从外缘上看,90年代“国学热”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与积累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恒久而持续的。进入21世纪,国学热潮再度涌向新高。在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的2004年,围绕儿童读经展开的争论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两件大事。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将“国学”一词聚焦于公众视野的中心,也将相关争论引向高潮。较之90年代,新世纪的国学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质,如果说前者更多地继承了80年代文化热的遗风而倾向于宏大主题的探讨,那么后者则将问题进一步引向具体的实践。在“要不要做”的争论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怎么做”的问题。“国学热”无疑代表了来自社会的价值期盼与需要,但这种期盼又必须落实到学术中,通过学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就只能成为一种浮泛之“热”而难以持续、良性发展。因此,从文化上升到学术,形成研究的范式、方法,进而成为一种成熟的学科,就是国学健康、长远发展的关键,而现代大学国学院体制的建设,无疑是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实践探索。

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国学院”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的建制化尝试其来有自。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曾陆续成立国学研究院等机构,开国学研究风气之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风靡一时,成就一代佳话。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努力如昙花一现而未能延续。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学术体制的核心与主体,一门学问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高校体制内取得生存土壤,得到制度化认可。在此意义上,国学院体制在当今高等教育体制中落地生根的新探索,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

李清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国学”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提法出现于清末,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与这一名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中学”等,意在与“西学”对举,保守我国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开风气之先,正式宣布成立国学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北大国学研究院,人大国学院是一所正式的教学、科研单位,面向社会招收本科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之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纷纷成立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等相关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大陆地区已有近三十所高校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在地域上形成了北有人大国学院、北大国学研究院,中有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学班,南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多点开花呼应之势,为国学事业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仰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凡此提法无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争来考虑中国文教传统的危机问题。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目前全国各大学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实体与虚体两种形式。其中实体性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及武汉大学国学院等,作为正式的教学研究单位,有专任教师编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至于虚体单位,一般没有正式编制和专任研究人员,主要采用课题、讲座等形式整合本校国学研究力量,招收学生往往也委托于文史哲的某一院系。实体国学院无疑是国学建制创新实践中的主体力量,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前者以人大、武大国学院为代表,招收六年制本硕连读研究生,实行导师制,兼重教学、科研;后者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代表,不招收本科及研究生,只接受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同时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编辑《清华国学文存》等,重在科研。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实体国学院的出现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中最具建设性的成果。无论在理念指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播诸方面,依托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实体国学院所起到的中坚与辐射作用都是其他形式的机构难以替代的。如武汉大学国学院遵循“知识和价值并重”的教育理念,聚焦经典,以古代小学和校雠目录之学为根基,开展整合的中国古典学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统合义理、考据、辞章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上,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借鉴中国古代书院讲学模式和欧洲古典大学的导师制度,实行本科导师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则在建院之初就举起了“大国学”的旗帜,筚路蓝缕、锐意创新。“大国学”由季羡林、冯其庸先生共同提出,意在把“国学”概念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认同结合起来,国学不只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重视传统经、史、子、集研究的同时,凸显西域研究的特色,以经、史、子、集研究为重点,以西域研究为亮点,齐头并进,双翼展翅,是人大国学院的基本方针。

人: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另一个例子是:如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晚清洋务派的理念才最终实现——科学院士或工程院士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那么,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古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有义务习读古代经典作品。

国学院体制在高等院校中的扎根,为国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阵地。当然,这一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同样是充满艰辛而伴随争议的,其中亦呈现出一系列亟待思考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主持人: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外都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西方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文学性语文,而是实用性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

二、问题思考

最近我注意到,有些学者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援引了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世界一些着名的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那么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西方,古典学可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为什么“国学”就不能被容于中国现在的学科体系呢?

   
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需要,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现代国族竞争眼前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新世纪的“国学热”正方兴未艾,而由此展开的各种争论也同样未曾消歇。在质疑中成长,在争论中进步,正是四十年来国学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上述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正是当今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在古今中西碰撞之中所面临的困境、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处境的折射。

我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国学”,可以解决“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两个难题。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文化共享、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因此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

在现代语境中,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并没有所谓“国学”之说,20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新式学术文化的冲击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随着西学的传入及其巨大优势的显现,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保存自己的学术文化传统,便成为当时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学概念,试图以国学统合传统学术。二三十年代,随着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学机构的成立,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学运动。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各位老师,共同来从学理层面上思考、讨论一下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以推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先请林先生谈谈。

   
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这种划分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当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

由此可见,国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传统学术、文化的努力与尝试。早期的国学倡导者一方面参鉴西方的学科分类与学术理念,将传统学术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之中,另一方面又着力于存续本民族的学术传统。这样,现代性与民族性便成为国学必须要面对的两极,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于现代性之普遍性的接受,那么后者则是在此前提下对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持守。这种张力处境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矛盾线索,也造就了当今国学发展的一系列中心问题。

林庆彰:现在国学非常热,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国学机构在剪彩。那么剪彩之后能否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呢?能否针对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缺点加以改造呢?我认为这些应该是更重要的。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经由上述历史发生学的考察,不难看出虽然国学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保存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思想与方法上其实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现代性的支配。首先,在学科体制上,当时主要的国学机构均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如清华研究院国学科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其次,在精神价值上,虽然有章太炎等人对国学的积极提倡和弘扬,但就时风众势而言,国学只是需要研究、整理的对象,是博物馆中的陈列物,“整理国故”盛行一时。虽然有梁漱溟等人试图将五四的科学、民主与孔孟的真精神相结合,却遭到人们的质疑,被视为是落后、保守,在这样的氛围中,国学逐渐被人们否定、抛弃,第一次国学运动也无疾而终。

其实国学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慢慢分化了:史部分化到历史系了,子部由哲学系来承担,集部有中文系来承担。单单这个经部,就无家可归了。所以今天的国学院最重要的是把经学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由此返观四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学发展,不难发现其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依照现代学科分类而对传统学术的知识整理,那么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则是历尽劫波之后向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回归。当下国人之所以把目光重新转向传统,转向国学,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外力助推,更源自内在的精神诉求。一方面,近代以来过度否定本国文化,一味地提倡全盘西化,导致历史记忆与生存方式的断裂,进而引发自我认同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能代替和解决精神生活的安顿。人是完整性的,是一种根源性的存在,需要将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一种既能包容过去,又能展望未来的学问,这就是国学。从整体上看,国学热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主要是以现代性评判、重构民族性,那么近四十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力图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反思、重建现代性。由此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取向。

国学院不能以院长的专长来进行专业设置,不能院长研究什么,国学院就以什么研究为主。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博雅性质的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返,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迫在眉睫。然而,葆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意识的漩涡。

首先,在学科建制上,表现为对现代学科体制的重新检讨和反省。借鉴西方的学科体系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进行分科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但毋庸讳言,这种分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中国传统学术原本有自身的体系,如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经代表核心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思考,史代表理历史记载与集体记忆,集代表整体的人类情感的回馈和表达。在分科模式中,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体系被打乱,国学的内容被强行与西方学科一一对应,最终导致了国学的解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舶来的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不能完全纳入其中。以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学为例,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竟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容身之地,面临被肢解的命运,五经被划分到不同的学科领域,经之为经的内在根据也遭到怀疑和否定。至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也始终难脱削足适履的困境,无法有效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曾经影响颇广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用西学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但由此导致的中学为西学所分解乃至阉割的问题也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因此,国学的建立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学科体制,而应具有世界意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民族性的新型国学。

我八年前曾去日本参加一个“古典学再构筑”的会议。我讲完后,大概有三四位学者向我提问。他们主要问我说,他们西方都有自己的古典学,你们为什么对古典那么痛恨,那么不友善?他们说古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她、研究她,是他们的一个天职和责任。他们还追问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我当时确实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就说不知道。他们有点失望。我回来后一直想这个问题。国学如果用其他用语来表示,可能会比较中性,不像“国学”有那么多的争议。这次朱院长有把“古典学”等同于“国学”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昨天晚上请了几个助理印了些关于西洋的古典学的资料看了一下。哪些大学有开古典学的专业呢?耶鲁、剑桥、牛津、哈佛、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东京大学等等大学都有。如果我们岳麓书院有意朝这个方向走,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迈进,应该大有可为,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觉醒过来,只是在国学的热潮中炒冷饭。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就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有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品质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其次,在价值选择上,从对传统消极质素的反思批判逐渐转变为到对传统积极质素的继承弘扬。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以西方现代性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视科学、民主为最高原则,以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次国学热则表现出不同气象,《光明日报·国学版》发刊词提出,“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良性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同样是照耀世界的。因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性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本位,同时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由此,在继承五四的同时亦超越五四。

主持人:我为什么想到要把国学当成中国的古典学呢?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式和内容基本上就是研究古希腊、罗马依存的文献,跟我们现在研究以古汉语为载体的历史文献诸如经、史、子、集等非常接近。但另一方面又有差别。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曾中断了,它们都只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而被研究。而中国的古典从来没有中断,是延续的。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线没有断。只是作为一种学术,中国的古典学科分化到了文、史、哲等各个学科中去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中国古典学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庞大、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极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或奥数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学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抱负。

较之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价值观念。对于前者而言,可以对研究对象采取纯然批判的态度,抑或“价值中立”地整理国故。而国学研究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与弘道意识。国学研究者当然可以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做深刻批判,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去粗取精、返本开新。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时固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但研究背后的根本关怀绝不仅限于知识本身,而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弘扬与重建。正如人大国学院黄克剑教授所说,“国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授,重要的精神、人格的培养。传统文化中的独立人格、弘道意识、担当精神,首先应该在老师的身上体现出来,并影响到学生。”

经学是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姜广辉先生对经学的研究很有成就,那么接下来请他谈谈。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价值关怀与文化担当意识,使国学研究区别于作为分科之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以及纯知识取向的汉学研究。就此而言,国学既发源于现代学术,同时也蕴含了反思、补充乃至超越现代学术的契机与可能。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到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其间的正、反、合题正构成了国族文化、学术自觉意识的觉醒。

姜广辉:朱院长提出,可以把“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从这个视角重新讨论国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的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三、前景展望

西方很多现代着名的大学都有古典学系,古典学甚至成为他们的招牌学科与专业。马克思本人当年也是修的古典学。而我们的大学却没有这样的古典学系。我们把古典学的内容分割成了哲学、历史、文学等专业。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古典学,但学界对古典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有的把中国古典学理解为中国的上古史,或者上古学术史,下限到秦汉时期。其实,在西方称之为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中国的古典学也一直在延续,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个延续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但另一方面也带来较大的副作用,特别在清中期以后,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人们把这个副作用看得非常重,以致现在很多人反对国学。我个人觉得,要定义中国古典学,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古罗马时代相对应,截止在汉代。中国的古典学一直到清代都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建立中国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简称“古典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保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所谓“国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

国学四十年,深刻记录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下民族文化精神的复苏觉醒。关于如何理解国学,学术界历经沉淀,大致提炼出三种理解进路: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内容和研究对象而言;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而是指近代以来西学刺激下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主要强调世界眼光、现代意识;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所寄”,是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其价值意义。上述三种理解实际上是相互统一的,各自呈现了国学的不同面向。今天的国学不是传统学术的简单再现,而是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重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最近学者在报纸、网络发表了很多文章,讨论关于中国古典学建构的问题。人民大学又走在前面,设立了比较古典学专业的实验班。这里就有个问题,中西比较古典学已经包含了国学,但又设立了国学院,这就有重叠和冲突。那么国学院还要不要呢?

   
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外汇储备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文明学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国学的上述丰富内涵,决定了她的影响必然是全方位的,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前一意义上,国学是“国魂之学”,在后一意义上,国学又是“学科之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与学术之间的多元身份张力,决定了国学事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三组关系,即开放性与主体性、价值性与知识性、学术性与社会性。

很多人认为“国学”应该包括“今学”,指责搞国学的人基本上把国学定义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经史子集之学,没有包括“今学”。国学如果真的包括今学,那概念可能更混乱了。还有,他们觉得“国学”这个词含有感情因素。有篇文章提到,“国学是有感情因素的概念,因此也就由感情高扬而导致非科学理性。”我对这个意见甚不以为然。有感情因素并不是什么坏事。

   
【后注:本文为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办的“古典西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一期。这里的文本综合了笔者在中国文化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首先是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辩证。从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国学虽脱胎于传统学术,但在方法、建制上深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水乳交融、难以割裂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了国学始而取法、继而反思的借镜,而现代性价值也是国学既须面对、融入,亦当予以丰富、涵养的对象。一方面,我们无法离开现代价值的普遍性来谈论国学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亦不应淹没于抽象的普遍现代性。人类文明经历数千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下众多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原则,无论是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还是中国传统的仁爱、和谐,这些价值无一例外地具有普遍性。今天我们重视国学,绝不是要以特殊性抗拒普遍性。深入地回到传统,发掘传统,其意义正在于从中国传统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种子,寻求人类普遍价值的中国形态和本土表达。我们必须用人类文明的眼光衡量传统的特殊性,通过思考与对话,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丰富的民族文化质素。

主持人:西方讲古典学也有感情因素。

其次是价值性与知识性的融通。国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信仰。今天研究国学,首先要将其整合为一套知识体系,发展为一门学科,同时要弘扬其价值体系,使其成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一套具有世界文化、人类文化意义的学问。如果说“国魂之学”,载着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那么“学科之学”则肩负着完善现代学科体系,维系、光大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承的功能。把握处理好上述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使之相得益彰,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姜广辉:是啊。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带“国”字的词汇也都有感情因素,比如祖国、国旗、国歌等,难道因为“有感情因素”就一定会“导致非科学理性”,就要把这些词汇废掉?我们承认“今学”对于国家独立和富强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能因为“今学”有这么大的作用就认为可以完全取代古典学。古典学仍旧有它的意义在。这个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国魂之学”意味着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坚守。现代大学普遍存在着知识、技能教育强势、价值教育式微的问题,根本上说,这源自于工具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性社会特质。价值教育的欠缺不免导致道德水准的滑坡,甚至社会伦理的解体。因此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弥补现代教育的价值短板,以经典文明滋养趋向虚无的现代心灵。其次,国学作为“学科之学”,需要立足于现代学科体系而为国学传承与知识生产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在传统学术中,“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时至今日,在技术与工具理性至上、知识与价值日渐分离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在国学研究与教育中重建知识与价值的有机联系,以继往开来的价值担当激励精深细致的学术研究,以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透显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呈现,是衡量国学事业发展品质的重要因素。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目前国学发展还面临着学科体系的融合、教学体系的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国学学科设置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已经成为国学发展进程中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需要群策群力加以解决。

第一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一种辉煌灿烂的文化,一种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寄托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感情的文化内涵呢?答案是肯定的。我最近看程颐的文集,他有一段话大意是说:你要自己有家,别人的家再好,你也不会舍弃自己的家而跑到别人的家里去。有些儒者之所以跑到异教中去,是因为自己没有体认到儒学之道。我觉得程颐的话说得很好。有的学者写书,说孔子是“丧家狗”。其实我们想一想,到底是孔子是“丧家狗”,还是我们自己是“丧家狗”?没有精神家园,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

最后是学术性与社会性的协调。国学四十年,绝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界内象牙塔中的内部运动,而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精神吁求的内在反映。作为“国魂之学”,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与华夏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言,国学的复兴本质上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顺乎天,应乎时,合乎人。社会与民众的需求是国学在新时代茁壮成长赖以植根的土壤,也是其最广阔的生命力源泉。国学研究固然离不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韧精神,但她的核心本质不是单纯地钻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以学术的方式传递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第二个方面,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反思提供一些思路。刚刚过世不久的钱学森教授在病床上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多次去看望他。钱老向温总理多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当然,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社会层面的国学热难免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近年来,诸如少儿读经、天价国学班、女德班等问题一再引发争议,更说明社会层面的国学传播需求亟待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反哺与提撕。社会滋养学术,学术反哺社会,方能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我们相信,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

我们回顾历史,唐、宋、明、清几个大朝代,差不多都有三百左右年的历史,所出的一流名人的数量大致与各个朝代的存在年数相当,检点各朝的历史人物,总能检点出二三百位的着名学者和文人,他们都有传世的着作。而且每个朝代都有非常着名的“超级”大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就培育不出可以与之媲美的杰出人物出来?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肢解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肢解成哲学、文学、历史等等。这就像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只接触到它的一部分,而不知其全貌,没有得到传统文化的全部的营养,所以要成就大师级的人物就很难。而且现在的趋势,从全国的许多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看,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教育体系应不应该反省,应不应该改革?

现在高校重新考虑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关于学科的名称,究竟叫什么好,我认为“国学”还叫“国学”,后面可以加个括号,即“中国古典学”。或者,将“中国古典学”简称为“国学”。用“中国古典学”来界定“国学”。没有必要因为提倡中国古典学而废掉“国学”的称谓。至于“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应不应该设一级学科?我认为非常应该。但为了慎重起见,可以在某些院校先试行。

主持人:林先生和姜先生都赞成“中国古典学”这个概念。其实中国古典学也是借鉴了西方古典学的用语。接下来请李老师来谈谈。

李清良:西方古典学的兴起比较早,从希腊化时期就已开始,经过文艺复兴之后更加兴盛。发展到后来,它跟中国的经学有非常类似的问题,也有考据和义理之争。有注重文献、校勘、注释的的,也有注重发挥义理的,认为如果不管义理,那就跟现实生活脱节了。尼采24岁就成了古典学专业的教授,他就是主张义理的。与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注重考据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发生了争论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古典学的传统,就是既重视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注释、校勘,也非常强调其中的义理并且据此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所以德国思想非常发达,这与他们非常重视古典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古典学的研究在西方从未间断过,因此他们的思考总是有基础,有根本。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举几个例子。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伽达默尔则专门花费了时间从事古典学的研究,后来通过了国家考试,成为了一位古典学专家,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专家,非常厉害,得到了古典学圈内的承认。他在古典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他的哲学诠释学,与古希腊智慧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经过他重新诠释的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联系起来,他的基本观点就基本上能够为学术界所接受。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西方古典学专家。

此外,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注意到法国着名哲学家列文纳斯。他是法国人,曾经在德国跟随胡塞尔、海德格尔学习过。他是把德国的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但他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讲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即“为他者”“爱他者”的哲学,并且提出不是存在论而是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是犹太民族的经典《塔木德》的研究专家。几十年来他担任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不仅在学校中推行犹太经典的教育,而且在研究《塔木德》的学术圈子中差不多每年开年会都要提交论文。举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说明,哲学思想的创造性,与古典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具体来讲,古典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的经验与教训。如果我们围绕着古典学来继承和发展,就使得每个人都不是凭着个人的私智小慧,而是依赖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来思考、决策和行动。

第二个方面,古典经典是对整个民族智慧的积累、参与和反思的一个公共平台和公共空间,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把大家的思考尤其是把历代的思考和智慧都汇聚到这个中心点上来,从而可以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发展有始有终,有线索可寻。最重要的是学有传承,思有传承。我一直在反思,西方哲学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创造力?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有传承。一有传承,整个民族的文化就不是凭借个人智慧,而是凭借一个庞大的公共空间和全民的集体智慧来发展。现当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味道不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以经典为主轴来形成和发展我们的思想。用孟子的话来说,一个民族的学术发展,如果有传承、有这个公共空间的,就是“有本者”,就能够“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而如果没有以经典为根本的,就像七八月的雨水是突然来也突然去的,虽然在下雨时“沟浍皆盈”,但“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没有传承,就什么都是零散的,片断的,不能深入,也没有什么力量,不能发挥什么用。

第三个方面,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在于它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占有的思想源泉与典范。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时代,敢说自己完全理解了经典,发挥了经典的全部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典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他者”。经典不仅是我们思想的基础,它还可以映衬出我们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从而使我们总是能够不断发展。

这三个方面中,前二个方面是使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得以强大亦即“可大”,后一个方面则是使这种创造力得以持续不断亦即“可久”,三者合一,就是使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可大”“可久”。其实不仅是对于整个民族、国家而言是这样的,对于个人而言,同样如此。把中国古典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主持人:确实如李老师所言,“国学”或者古典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促进我们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下面请吴教授谈谈。

吴仰湘:“国学”一词,原指我国古代由朝廷设立并直接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到了晚清,由于西学潮涌而入,加上欧化论日盛一日,不断有人从新的意义上来使用“国学”,用来泛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乃至价值体系。民国以来,这种被赋予新义的“国学”名词,迅速在全社会流行起来,但是其间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界定。习俗相传的“国学”,有时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有时又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开展研究的学问。这样的概念相当含混、游移。有鉴于此,当要表示后一种义蕴的“国学”时,只好改用“国学研究”或“国故整理”。今天继续使用“国学”这一概念,与当今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体制更是不相适应。事实上,“国学”这个名词,民国时期就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当代也不断受到质疑。前段时间因为申报“国学”一级学科,更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国学”一词过于模糊、陈旧,有人提出了“大国学”、“新国学”的说法。然而,这些新的概念比“国学”更为宽泛、含混,不易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似乎更难以纳入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中。

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出可以开展“古典考释学”的工作,即“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借鉴西方的“古典学”概念,提出“中国古典学”一词,将它界定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并主张将“中国古典学”作为“国学”的一个分支。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借助梁启超等前代学者的提示,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界定方法,把研究以古汉语为工具记录的文献的学问称为“中国古典学”。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浅的想法,如何完成“中国古典学”的正名与定位,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还需要作大量严谨、详细的论证工作。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岳麓书院探讨这个话题,其实也有特别的意义。书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在研究、传授中国传统学术。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和学术,可以说是对岳麓书院一千多年学术传统的承传。

邓洪波:国学在现阶段是不是一级学科,这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问题。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受到冲击之后,是怎样一步步退出正规教育的学科体系的。1903年和1912年是两个节点。我们传统是讲究博通之学,四部之下没有具体的学科分类。晚清从书院到学堂,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西方的标准来建立的。当初张百熙的设计中,就没有经学的位置。但张之洞对此特别反对,第二年的癸卯学制中第一个学科就是经学,这是张之洞坚持的结果。最后实行的新学堂都有经学的地位。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把四部之学拆分为若干部分,一一对应西方的学科如文史哲等,唯独经学成了孤家寡人,无处可去。张之洞就干脆单独为经学设立了一门学科。这种设计在1903-1911年间尚还一直得到实行,可是在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时候就全部撤销了,经学科目完全废弃,经学从此就无家可归四处游荡了。此后的历史不断对传统学术进行打压,一直在批判中国文化,连孔孟都被打倒,到“文革”时登峰造极。传统学术中最精华的东西失去了。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分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设置,全是按西方的一套来设计的。在这样的学科体制之下,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始终没有挂靠的地方。还有史部也不能说全部进入了历史学。比如史部中的目录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不只是是翻翻书本的工具,而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门学问,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学问的把握。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录学,已经分到图书馆了,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了,本身所固有的最核心、最高的学术价值却丢失了。现在的新书出来两个月就上网了,可以查目录了,而大量的古籍却都没有上网,还要去靠卡片去找书。这也可见我们传统的东西难以进入现代的学科体系。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国学是不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能不能做为一级学科等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有思考的原点完全是西方的学术体系。所以百多年我们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有些即使找到了归宿,但也变了样。

我们提出来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并且列入教育的学科体系中。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国学是承载着感情的,挨打的时候,当时的学部并没有反对,民国时候无论是北洋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反对;反而是今天我们的民族开始伟大复兴,找回自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找到一个归宿,成为一门学科呢?我觉得国学理所当然地可以列为一级学科。可以跟其他学科“中西并行”,没有矛盾。

最后,从书院的角度来讲,书院改制之前,长期以来都是讲授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当然的事情。晚明的时候就有西学的传入,但此时的西学都可以纳入到中国固有的学科体系中,比如传教士带过来的几何学就归入到算学中。同光以后,西学大量输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就统摄不了了。这也是百年来的一个现状,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就岳麓书院来讲,同光之后,特别是“中兴”以后,岳麓书院的学生曾国藩等人打下太平天国之后,大清中兴了,书院等文化机构也开始“复兴”,都把经史作为根柢之学在书院教授。在书院课程的设计中,虽然对西学大多都有过试验,都有翻译、数学等内容,但是经和史从来都是根柢,是不动摇的。如果我们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古典学,使之以一级学科进入到我们的学科体系中,然后参照传统中国一千多年中书院的课程设置,借鉴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再来设计一些二级学科,我认为完全是可以的。

主持人:今天这场讨论特别有意义。国学本身确实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用一个符合现代学术规范而且有利于中外交流、沟通的概念来重新界定它呢?我们今天至少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意见:国学可以用中国古典学这样一个具有学理性更为清晰、并且能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通用的概念来重新界定。这样一来,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思路、它的内涵外延都清晰的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借鉴西方古典学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这个学科在西方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以它为依据中国古典学才具有合法性。我们更需要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自身,从中寻找中国古典学的学理脉络。

刚才很多老师提出,中国古典学的建立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探索解决。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在一些着名的大学,对如何建立中国古典学开展讨论,做一些学术上的专题思考和研究,同时办一些试验班。我们岳麓书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仁们应该一起努力,来建立作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中国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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