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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激进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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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2017年 05月 23日 08:05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 5月
23日第1212期作者:左玉河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有人将激进主义的源头归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认为五四激进的反传统、启蒙思想及随后的暴力革命。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从儒学的现代复兴角度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发展的作用:一是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解除旧道德对人们的束缚,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了预备工夫。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价值不容抹杀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后来的激进主义混为一谈,提出:“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启蒙谋划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且激发了毛泽东将文化革命的思路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合逻辑地‘发展出’他的文化革命理论。

   
《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了。在“复兴国学”的现实面前,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值得玩味。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学的衰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青年们“非儒”、“非孝”、“非礼”,“打孔家店”,在反国学。今天有不少人觉得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孝道”、“礼教”,违背常理,匪夷所思。甚至有人站出来为纲常名教辩护,说“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儒表”,而在“法里”。那么,“打孔家店”,打错了吗?

儒学;民主;文化;主义;中国;儒家思想;断裂;伦理;孔子;陈独秀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尊重历史。从中国封建王朝到“五四”前夜,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重负。其中,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兼具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难脱干系。关于“打孔家店”的起因,学界从民国初年的复辟、专制、国教运动等角度,已多有探讨。倘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不妨拉长镜头看看儒学在清代的表现。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有人将激进主义的源头归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认为五四激进的反传统、启蒙思想及随后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前不久有的学术刊物还发表长文,立论明显偏颇。笔者以为,为了否定“革命”的合理性,将激进主义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而否定其启蒙价值是值得商榷的,必须依据客观历史事实加以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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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礼教”为例。以礼为教,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最具影响。中国被奉为礼仪之邦,儒学贡献大焉。从原初义上说,所谓“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是对称关系。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成了君对臣、父对子、男对女的单向要求。曾国藩在写给长子纪泽的家书曾明确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被推为“一代儒宗”,他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真实地道出了礼教的本质。

批判儒学不等于“全盘性的反传统”

   
到清代,礼教已是严重病态,它扭曲人性,制造愚民。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国民。对于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说,礼教寄托了他们的人生信仰,代表了其人生意义。他们甘愿为礼教而献身,他们去世后,又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有清一代,为礼教殉身者数目惊人。礼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在浙江地区,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曰“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清实录》、地方志中不胜枚举。礼教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而多数民众身陷其中,混然不觉。

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源头,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完全否定传统学术的价值”,采取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指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解。

   
礼教由先秦的文明象征,至此已沦为社会不平等的渊薮,适同杀人的凶器。正是有鉴于此,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孔孟礼教贯彻于国民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们决绝地向“孔家店”尤其是礼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攻。“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以“吃人”来形容礼教的罪恶,由上观之,难道过分吗?胡适等人发表《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文,批判忠孝节义等儒家观念,正是对症下药。

首先,新文化运动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有着充分的合理性。陈独秀等人从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都提倡儒学的事实中断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在旧伦理、旧教育、旧思想、旧文学充斥的国度里是难以建立共和政体的。故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必须从思想入手:“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只有伦理觉悟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只有进行思想启蒙,唤醒被儒家伦理禁锢的民众,才能奠定共和之思想基础。

   
换一个方面,辩证地看,“打孔家店”与其说是在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刮骨疗毒,旧邦新命,打造“真国学”。

其次,新文化运动确实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但并未指向中国全部传统文化。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儒学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其所提倡之道德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提倡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这些均不适应现代生活,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前行。所以,新文化运动将矛头直指以“尊君”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礼教,着力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吃人”礼教、家庭制度等,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

   
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儒学,抨击礼教,但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我们可借助钱玄同《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予以分析。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钱玄同于192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值得重视。他把“孔家店”分为两类,陈独秀、易白沙、吴稚晖、鲁迅、周作人等人打的是“冒牌的孔家店”,胡适、顾颉刚等打的是“老牌的孔家店”。

再次,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批判之时,肯定了孔子及儒学的历史价值。陈独秀在与吴虞、常乃德等人的通信中,反复阐述批儒的理由和意图:“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他强调:“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陈独秀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在于对宗教所持的理性态度:“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故批儒主要是针对以“三纲”为中心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中起的消极作用,而对孔子及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则是肯定的。这些看法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总体态度。正因陈独秀等人并不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故并不赞同新文化阵营中那些过分偏激的意见。

   
所谓“冒牌的孔家店”,就是说,陈独秀等人所批判的并不是“真孔学”。陈独秀在《孔教研究》等文中曾表示,他“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也承认,孔子确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他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帜“打孔家店”,主要是打虚假的病态的孔学。

钱玄同提出了废孔学、废汉文、灭道教等过激主张,陈独秀对此虽表理解但并不予支持,而是公开声明:“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只是一种输入西方近代思想的策略而已。对陈独秀“不得不反对”儒学的态度,连当时提倡儒家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也深表理解:“从前的人虽想采用西方化,而对于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下彻底的攻击。陈先生他们几位的见解,实在见得很到,我们可以说是对的。”

   
所谓“老牌的孔家店”,指的是历史上的孔学,也可以说是“真孔学”。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确对儒家学说形成了强有力冲击。但要看到,他们不是要彻底否定孔学。他们所打的主要是宝号中过时的货物,用钱玄同的话说,是那些“蛀虫、鼠咬、发霉、脱签了”且不适用于现时代的部分。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回顾说:“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这可以理解为,他们批判儒学,不是“打倒”而是“打扫”孔家店。“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们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打造”适于现时代的国学,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

   
用发展的眼光看,今人所云之“国学”,正是中国文化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前夜已是积重难返。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打孔家店”、“整理国故”,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得以洗炼淘涮,刮垢磨光,在自我批判的苦痛中实现自我提升。

   
总之,国学的衰落,并不源于新文化运动。国学之“复兴”,则可从新文化运动算起。当下“复兴国学”,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新文化运动,否定“打孔家店”。《大学》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无论对于国学,对于新文化运动,我们都应秉持这样的态度,方不致迷失前进的方向。(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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