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胡适、梁启超开出的国学入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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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命脉。作为中国人,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80多年前,胡适和梁启超曾分别给青年人开过国学入门书目。这两份书目对今天的国人虽未必完全合宜,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艺学和艺术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陈寅恪与红楼梦》等。其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2000万字),获中国图书奖。

    《山高水长集》,陈来著,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以学术大师为主角的随笔文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陈来先生对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之治学与风采的漫谈。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作为当代中国人,不管是何学科背景,都应当具备起码的国学基础,都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这不但是因为,作为中国人,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因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无疑有相当的好处。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2刘梦溪

   
历史上,梁启超先生和胡适先生曾就关于国学入门的书目有过争论。大概1923年年初的时候,清华学生给他们二人写信说:我们要出国,需要掌握一些国学,能不能请先生给我们开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后来,胡适就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但是他开了很多,大概有一两百种,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思想史,一个是文学史。然后,学生又给他写信说:我们是要一个最低限度书目,您给我们开这么多,我们在清华这几年也念不完,就是带到美国也没法念完。后来,胡适先生就回答他们说:那我就在上面画上圈。他一共画了三十五个圈。

下面介绍胡适和梁启超如何给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开的国学书目。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梁启超先生当时没在北京,他接到信后,凭记忆也写了一个书目。这个书目也不少,而且每本书他都说有什么版本,大概意思是什么,总共也有一两百种。同时,他还指出了最低限度的书目,共二十五种。这二十五种分得很有条理,是按照四部来分类的:第一部是经部的四书五经;第二部是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第三部是子部,《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第四部是集部,楚辞、文选,李白的集子、杜甫的集子、白居易的集子。梁先生就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找出最重要的二十五部书,这个书目非常清楚。所以,他就说胡适这个国学书目里,连《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却有《九命奇冤》,这是最低书目吗?他还说:我梁某人就没看过《九命奇冤》,你能说我连最低的国学知识都没有吗?

胡适开书目吃力不讨好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回顾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日子,能够给今天做学问的人以什么样的启发呢?

1923年,胡适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为清华学校的学生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乎胡适意料,该书目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质疑。3月11日,《清华周刊》的记者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对胡适开的书目提出了两点疑问,实际上是两点批评。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这些年,因为国学热,讲了很多的国学,国学也确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但是对国学内在包含的这个“德性”的学问,应该说强调得却不太够。特别是因为胡适在近代学术的影响比较大,他提出整理国故,造成国学成为一个整理国故的学问。因为在胡适的定义里,国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而整理国故的学问对于胡适来讲,不涉及哲学的人生观的发扬继承,而是对文献和历史的了解整理。所以,我觉得梁先生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他对整个国学的把握,对我们应该有指导意义。今天,我们重印的梁先生的《德育鉴》,20世纪很多文化名人都受过这本书的影响。我们重新编辑出版,并做了一些简单的注解,就是想至少能在清华的校园文化里把梁先生原来的工作拿给大家,让今天的学生不仅能用现代的口号讲一些素质教育,也能看看我们的先贤用什么办法来修养自己。

胡适开的书目包括三部分:工具之部,有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15种;思想史之部,有《老子》、《庄子》等91种;文学史之部,有朱熹《诗经集传》、姚际恒《诗经通论》等78种。胡适在一长串书单子的前面,声明两点:一是他拟这个书目,不是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而是为那些想学得一点系统国学知识的普通青年人设想;二是他拟这个书目,是想为青年人提供一个“下手的方法”。他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有人问:梁启超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当时就建议创立“函夏考文苑”,仿照法兰西学术院,那当然就要有院士,提名一共有二十多位,首席是四位,其中就有梁启超,其余是严复、章太炎和马相伯。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在整理国故的时代,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章太炎先生是南方学术的“泰山”,梁任公先生是北方学术的“北斗”,这“一南一北”也是承认他们两个是当时国学最高的代表。另外,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前,清华的曹云祥校长跟胡适请教办国学院的办法,他本来想请胡适来主持筹建国学院,因为胡适是清华史前期的校友,是头两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胡适说我不配,要请一流的学者,要请三位大师,他的排名就是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梁先生作为国学大师的地位,应该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公认的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具有博通的成就,而且开风气,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像在先秦诸子方面(《墨子学案》、《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清代学术方面(《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佛教史方面(《中国佛教史》),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中国历史研究法》),贡献都非常大。郑振铎说:梁启超是大思想家,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有通盘的打算,上下古今大规模的研究,有力吞全牛的气魄。我认为确实是这样。

《清华周刊》的记者在信中向胡适提出:一方面,书目“范围太窄”,只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学史著作,遗漏了中国文化史的其他门类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等著作;另一方面,书目所列图书太多了,太专深了,不合乎“最低限度”四个字,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实际程度,学生们读不完,也未必都读得懂。记者希望胡适替清华学生另外拟一个书目,拟一个称得上“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梁启超曾给学生题联“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前一句表示乐观主义,祸事不可怕,祸的后面是福,这就是乐观;后一句表示奋斗精神,这是发扬墨子尚力的思想,敢于和命运斗争。他一生最推崇曾国藩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家人生观。所以徐世昌评价说他是“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

胡适似乎有点不情愿,认为自己开的书不能再少了。他在答书中写道:“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于是在开出的184种书中圈了38种,另加《九种纪事本末》一部,共39种,作为向清华学生推荐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该书目中列有:《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等等。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梁启超开书目不忘批评胡适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原标题:重印《德育鉴》是蛮欣慰的一件事——回望梁启超、胡适“国学入门书目”的论争

《清华周刊》的记者约请梁启超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梁启超于1923年4月26日撰成此文。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

此文的正文开列五类图书目录: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有《论语》、《孟子》等39种;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有《尚书》、《逸周书》等21种;韵文书类,有《诗经》、《楚辞》等36种;小学书类及文法书类,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7种;随意涉览书类,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等30种。以上5类书共计133种。

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正文后收附录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开出《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5种书。梁启超称此为“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第二篇是《治国学杂话》,是谈学习国学的个人切身体会。强调“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工作之余,“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读书”;“在学校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幼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还介绍了阅读国学书的一些基本方法。第三篇是《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专攻胡适开的书目,一点不给胡适之留面子。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之所以说不合用,一是因为胡适把对象搞错了。在为那些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国学书的人开书目的时候,为自己的喜好所左右,自己正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便把本人感兴趣,写作时所凭借的资料介绍给了青年人。须知他们不是人人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二是因为遗漏了作为国学重要部分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说,“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三是因为面对许多大书,青年人无从下手。胡适列了许多皇皇巨著,仅《正谊堂全书》就有100多册,叫青年们从何读起?所列文学史之部书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大略估计,总数在1000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梁启超对胡适的以上批评,是中肯的,有道理的。对梁启超的批评意见,胡适没有提出反驳。他后来编辑《胡适文存》第二集,收入了1923年撰写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并将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作为此文的“附录三”。他这样做,可能含有让读者自行评判谁开的国学书目更有道理的意思;可能还含有用梁启超的书目来补充自己的书目这一层意思。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梁、胡所拟书目比较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胡适和梁启超实际上各自开了两个书目:一个是按照一般的要求,列出的比较详细的书目;一个是按照最低的要求,列出的简要的书目。胡适两个书目,分别开了184种、39种书。梁启超两个书目,分别开了133种、25种。梁启超书目上的图书,比之胡适开的图书,分量要小得多,总的说来也好读一些。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胡适的书目,给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阅读、使用,大致还差不多;推荐给文科的大学生阅读,显然不大合适。梁启超的书目,最大好处是离各科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较近,他们能用得起来。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梁启超开的详细的书目,因文字太多,不能照抄;现将他开的简要书目抄录于下: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向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典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梁启超强调,这份书单子上的书,是务必要阅读的。“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以上书目中,有小部分书籍是胡适推荐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中也有的,包括《四书》、《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文选》、《诗经》,只是所用本子不尽相同。说明这些书在国学著作中非常重要,不可不读。大部分书籍是胡适书目所没有开列的。两相比较,梁氏书目有下列优点:一是没有开佛教书籍。胡适的书目列有《佛遗教经》、《法华经》等四种佛教书籍。大学生不一定人人都要阅读这类佛教著作;如果要了解佛教,可以先读简明的中国佛教史和简明的中国禅学史著作;待有了一定的佛教知识和较浓厚的阅读兴趣之后,再找佛经阅览不迟。梁氏不列佛经,看来是考虑到了学生们的实际情况的。二是史部书占相当的比例。有被称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弥补了胡适书目没有列史部书的一大缺憾。三是列出了胡适忽略了的《庄子》、《楚辞》、《战国策》。这三部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也能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四是列出了胡适遗漏的《礼记》,正是这部书,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大同”思想,对后来的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有巨大影响。孙中山经常书写的“天下为公”,即出自此书。五是在唐人的文集中挑选了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白居易的《白香山集》等五种,不像胡适把一部洋洋大观的《全唐诗》一古脑儿推荐给学生。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重视国学是好的,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不过胡适的书目也不是一点没有价值。它列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清代学术概论》这两部书就很有道理。在阅读《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之前,先学习《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好处的。同样,在读清代人的学术文化著作之前,先浏览《清代学术概论》,也是有益处的。另外,它列出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部很重要、但为梁启超的简要国学书目所不收的王充《论衡》。胡适的书目,还列出了唐代以后各个朝代有代表性的国学著作,如《宋诗钞》、《宋元学案》等,弥补了梁启超书目忽略唐代以后国学著作的缺点。只是胡适可以少推荐几部。清代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类书,是供专业人员研读的,就不必要求学生览阅了。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胡适和梁启超当年所开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上面的好多书已重新出版,并且经过整理、标点,有的还加了导读、注释。现今的青年人阅读国学书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方便多了。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还不到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的没有根基,“新”的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的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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