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典文学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清朝腐朽最终亡国原因是官员俸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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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吏治败坏的重要特征是贪风炽盛,带有普遍性,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珅也出现在清代。官吏侵贪历代都有,清代如此突出,与其财政制度有很大关系。清初鉴于明代三饷加派激化社会矛盾而导致王朝速亡的教训,清朝皇帝向全国官民宣布,在赋税征收上永不加赋,并成为清帝严格循守不变的祖制。与此同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换取百姓的好感,还经常蠲免田赋,实施爱民政策。这种财政制度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实行的相关措施,却又造成诸多弊端。税收永不加赋,还经常实行蠲免,遇到财政拮据又如何解决?清朝皇帝另有其节流、开源措施。节流的重要措施是压低百官薪俸、缩减官衙行政经费。开源的主要途径是捐纳,以及咸丰以后的厘金之征、晚清的苛捐杂税等。

什么是火耗归公

   
公元1676年,即康熙十五年,正值三藩之乱的时节,清朝廷在各地大量用兵,兵饷骤然上升,财政收入有限,“军需浩繁,国用不足”,于是加税。据清人笔记《阅世编》记载,当年清廷规定,民间无论拥有房屋的量有多少,都按每间房子二钱银子的标准征收,征收时间为一年。当然也有区别,凡是偏僻地方的房屋田庐之外,京师和各地城市、村落等人口聚居的地方,都要按此标准征税,哪怕是草房也不例外,“凡京省各府、州、县城市以及村落聚数家皆遍,即草房亦同。”

低薪俸、微薄的官衙经费不敷用度,官员们便不得不以变相加征赋税的办法来解决,即使清官也不得已而为之。

什么是火耗归公?火耗归公又被称作为耗羡归公。火耗是地方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作为理由,进行多征钱银。在雍正二年七月的时候推广到全国,将明朝以来的“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同时制度养廉银,用意就是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当时清廷催促得星级火燎,江南总督因为报上去的房税比较少,被朝廷下旨严责,各地见此,纷纷不敢怠慢。

清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低的,晚清曾任中央户部官的何刚德在清亡后曾总结说: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以七品官知县为例,年俸银45两,每月3两多。这等收入,一般平民百姓之家可维持日常生活。而对于需要雇倩用人、送往迎来的官员而言则甚为拮据,甚至远远不够,在几乎无幕不成衙的清代,仅雇用一个幕宾,一个月少说也得一二十两银子。更严重的不足,是官衙办公经费。就地方官署而言,官衙行政开支有纸张、蜡烛、柴炭以及衙署宅院、器具修理费,还有坛庙修建,祭祀等礼仪之操办,官场之往来迎送,大批无国家俸禄之胥吏的工食银,等等。低薪俸、微薄的官衙经费不敷用度,官员们便不得不以变相加征赋税的办法来解决,即使清官也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还挪用公款作行政开支,造成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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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军饷还是不够,御史张维赤建言,将加税的范围扩大到士大夫和读书人,理由是作为国家培养的人士和人臣,应该为皇上分忧,“军兴饷缺,人臣分宜,尤当急公”,于是该年又下令:缙绅生员等人的税收额,加收百分之三十,等到三藩之乱平定了,再恢复成以前的标准,“于是在任在籍乡绅及贡、监诸生,不论已未出仕者,无不遍及”,无论是在任的官员,还是等候上任的举人进士,都在加征的范畴之内。

加征赋税的主要手段就是耗羡之征,所谓耗羡,有征收粮食储存时的鼠耗;有火耗,是借口征收赋税多为碎银,须熔铸为大锭银上交,有炉火损耗,因而必须多征。这种加征也为皇帝所默认,康熙帝就曾对即将赴任的河南巡抚鹿祐叮嘱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其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从苛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他认为官员征火耗可以理解,也是官员家属生活、所雇募用人所必需,仅加征一成而不另外多取,便可以称得上是清官。由于皇帝的默认、纵容,加征、亏空、侵贪之风恶性发展,康熙晚年已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多征者有的已达七八成,耗羡之征实际已成为地方官苛敛以充私囊的借口与手段。新继位的雍正帝不得不作严厉整顿,其做法,便是众所周知的实行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首先是将所加征的耗羡压低,并且作为公开征收的单独项目——耗羡,划入收入额内归公,然后将归公的耗羡银一部分发给官员,以增加官员俸禄,称之为养廉银。耗羡银的另一部分,留在地方做办公经费之用。中央的文职官员,则发给双俸。

而火耗归公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清朝雍正年间通过定火耗来增加各级地方官薪给的重要措施。清初承明的旧制,官至极品俸银不会超过180两,禄米180斛,而七品知县的年俸仅仅只有45两。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家庭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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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雍正朝实行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后,对减少耗羡之征、制止官员贪腐、贿赂起了一定作用。但雍正的改革并不彻底:一、耗羡的加征并不是杜绝,朝廷也不下令规定固定征额,只是各地根据需要少征,大多在一二成之间加征。二、仍然以自征自用耗羡以解决官员薪金、本单位行政开支的做法,实际是公私混淆,尽管有动用大数目耗羡须中央批准,又有奏销管理制度,但具体事情复杂,所加征部分究竟是公用、还是私用,上司、中央又如何能查得清?以公用名义加征而中饱私囊的行为如何能够禁止?这就导致康熙时期的侵贪现象有可能再度出现并发展。

火耗是正税之外的没有规定的可循的附加税,也就是默许了州县官子啊收税时加征银两。雍正二年,正式下旨实行了耗羡归公的举措,同时各省文职官员在俸银之外,再增加给养廉银。各省根据本省是具体情况,每两地丁银明加火耗数分至1钱数分银不等。实行耗羡归公之后,作为政府正常的税收,统一征课,存留藩库,并且酌情给本省文职官员养廉。这一改革措施便集中了征税权力,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还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等都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州县官在额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因此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善吏治。所以想要很好的改善这一问题,一定要从本质上来解决问题。

   
当时的标准是,每征收一两白银,则加三钱;每征收一石漕粮,则加三斗。而江苏一带因为盛产粮食,则加税更重,每亩天须增收白银六七分,增收米粮五六升。有些民户,为了避税,将田产寄托在官员名下,但这一回也跑不掉,照加不误。结果导致官员名下的田产加税比民产还重,“往往有民田收入官户者,亦在加征之例,致有官不如民之叹,至今尚未停止”。到底是何时还未停止,则不得而知。因为《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生于明末,死于康熙年间,估计说的是康熙三十来年左右。

乾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如物价上涨,官场往来交际、招待比以前奢侈腐化,经征赋税的州县官养廉银较低等,前述康熙朝的问题又开始出现。还有,由于清前期精简地方衙署佐杂官以减少官俸开支(因这部分官额远较京官为多),地方衙署之佐杂官少或根本不设,地方各级长官多自聘幕宾,用度不菲的幕宾雇用费,也成为官员养廉银不足的重要原因。有时督抚遇有无法开支的款项而动用省库耗羡银,少发通省官员的养廉银,下属州县官便借机遂尔需索百姓。凡此种种,导致地方官再次加征。不仅增征耗羡,而且又生出新的私征手段——浮收、勒折,贪腐程度比康熙后期更为严重。浮收,指利用各种手段多征,如征银时用加重的砝码或大秤,或浮收零尾,利用乡民多不识字而多开数钱、数分。征漕粮、本色仓粮时,有的用大斗、大斛,有的立有鼠耗、斗口名色,兼以淋尖、踢斛,每斗浮收至三四升。有的令交仓折耗、盘仓供应之费,或加征漕耗、名目繁多的运漕费,等等,手段繁多。勒折,是利用银钱比价变动、粮价变动等,增加折算差价以加征,或借口所交税银成色低潮而折扣、漕粮湿杂而增收。甚者勒折加征成倍,如江苏、浙江,道光时本来纹银一两约计合制钱一千二三百文,而赴县完纳钱粮,则库平纹银一两,需交制钱二千四五百文之多。浮收、勒折在乾隆中期以后恶性发展,嘉道之时,严重地区高达正额的五六成甚至一倍,漕粮征收加征尤多。还有,贪官污吏以虚出实收、征多报少即隐瞒收入而虚开支出的手段侵占,也是较普遍现象。以上巧立名目、各种手段的多征,很多是打着公用的旗号,多征的赋税官员自行掌握,后称为陋规,也即其小金库。嘉道时期,以陋规名义解决公用不足、借机中饱私囊的恶行惯例,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带有普遍性。

火耗归公的内容

   
到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但是清朝仍然财政吃紧,“国用不给”,江南抚臣慕天颜上奏章请求再征收一年房税,与康熙十五年相比,黜免村落草房和城镇偏僻巷落鳏寡孤独者的征税,其余城镇的房屋门面,平屋平均每间征收六钱银子,原则上全国都如此,但山西因为旱灾歉收则不在此列。

清朝地方官的送礼已成定规,所以又习称规礼,额外加征之收入称为陋规,既鄙陋而又成规,官场、朝廷默认风行

火耗归公,又称耗羡归公,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作为理由,多征钱银。雍正二年七月的时候推广到全国,将明朝以来的“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的正税,并制度养廉银,这种说法的用意就是在于打击地方官吏任意摊派的行为。那么火耗归公的内容是什么呢?

   
1689年,康熙南巡,才下旨黜免江南各地,尤其是江苏一带原来增加的税额。康熙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他说,户部上奏说江苏一带征收“浮粮”是明太祖时期的苛政,现在可以黜免了,但如果国用实在太大,到时候再临时增加不迟,由此可见江苏一带仍然是清朝重要的税收来源。

清朝的京官大多不经征赋税,除出任崇文门税关监督等征税官外,还借出任地方税关监督、盐政、织造、学政、考官收取陋规。而大部分京官正俸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即陋规收入,是来自与其有政务关系的官员,主要是地方官的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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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尤其是与赋税有关的地方官,为免遭拿捏、抑勒,甚至为打通关节,以隐匿贪污行为,或保官、升官,便以送礼为主要手段。收礼者与其有行政关系,与送礼之贪官有连带责任,收受财礼者,无论为己、为送礼者,都要欺上瞒下。京官的收受规礼形成惯例,送规礼者不情愿也不能免俗,规礼名目繁多,诸如:炭敬,是冬季送给京官之礼,带有助其驱寒之敬意,送者名正,收者便于接受;冰敬,则是夏天以消暑之名馈送;别敬,官员被选任到地方做官,或地方官员来京后离京时,送给京城有关官员的礼物。程仪,官员过境,送给他的招待费。年、节所送叫年敬、节敬。喜庆之事所送叫喜敬。送给女子的称妆敬。打点门房之人与仆人的,称门敬、跟敬。还有陪敬、菲敬等等,不一而足。礼单的用语也颇隐讳,如送银两300两,便称为毛诗一部。在户部、工部任职的官、吏,所得规礼更多。户部掌各省财政收支的审核,户部、工部掌工程项目的预算、竣工后的奏销,与此有关的机构、官员,便以陋规打点疏通掌握奏销审批权的户部、工部官员,有的形成固定的馈送陋规项目,如部费,清代因而有金工部、银户部的肥缺机构之称。

耗羡的范围时大于火耗的,其中耗羡还包括雀鼠耗等。在征纳运京是米谷中,被雀鼠偷去食粮损失了耗羡,因此也被称为雀鼠耗。在汉朝,每缴粮食一石,就要加耗两斗,后来在汉隐帝的时候,雀鼠耗由纳粮一石加耗两斗增加到了纳粮一石加耗四斗。

地方官也盛行规礼的收送,如督抚、藩司、粮道、盐道、州县官之间,以及其他有行政关系的官员之间,还有如榷关税官、盐官收受行商、盐商的馈送等等。前述诸多名目之规礼的收送,也流行于地方官之间。送礼已成定规,所以又习称规礼,什么时候送什么官,数目多少,也有不成文的惯例。

清朝雍正年间,通过定火耗来增加各级地方官薪给的重要措施。在清初承明旧制的时候,官至极品俸银只有180两、禄米180斛,而七品知县年俸救更加少了,仅有45两。州县官已经不能来维持生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火耗”。雍正二年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耗羡归公措施,同时各省文职官员除了俸银之外,再增加养廉银。各省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每两地丁银明加火耗数分至1钱数分银不等。耗羡归公后,作为政府正常的税收,酌情给本省的文职官员养廉。这一举措即集中了征税的权利,也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州县官除了额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所以也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善吏治。

额外加征之收入称为陋规,以此上下打点称为陋规,既鄙陋而又成规,官场、朝廷默认风行,可见侵贪国税民膏、收受规礼已成见怪不怪的普遍性恶习,积重难返。

清末户部官员何刚德曾总结说:清帝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道光帝宁可捐纳而纳入贪官以解决经费开支,也决不加赋

清朝财政制度的另一大弊端,是虽不加赋而别开财政来源的捐纳卖官。清末户部官员何刚德曾总结说:清帝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清代的捐纳有常行捐例、暂行捐例两种,前者经常实行,只捐荣誉虚衔及功名出身如捐生员、监生、贡生、举人等等,暂行捐例则是捐实官,遇到大项开支如战争军费、河工、赈灾、赔款等等,而收捐以卖官。暂行捐例数额颇巨,少者收银百万两以下,多者达数千万两,嘉庆以后这种开捐次数较多。

捐纳亵渎了国家官制的严正性,纳入了下本求利的贪官,不少无才少德乃至市井无赖之徒也凭资财而混入官场,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大批捐纳者进入仕途,也造成科举等入仕者在选任官职上的壅滞,这种情况在道光及以后各朝尤为严重。道光三十年,都察院官员吕贤基曾披露:近年捐纳所得银两不下千万两,捐纳之官则充斥官场,当时已是捐班之道、府、州、县已居天下官十分之半。皇帝明知捐纳对官场贪腐的负面影响,道光帝就曾对官员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开捐班?,随后拍手叹息:无奈经费无所出!道光帝是宁可捐纳而纳入贪官以解决经费开支,也决不加赋。

皇帝不加征而默认官员加征,而且私自加征远远超过所谓不加赋的数额,并引发严重的苛敛中饱行为,产生了大批的贪官污吏

清代财政采取了以上节流、开源措施,维持了财政收支上的平衡,使其坚持所谓永不加赋的祖制,而且还经常蠲免,以示与明朝不同,博得臣民好感,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措施中,捐纳,纳入了官僚队伍中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低薪制,极力压低地方存留经费、缩减官衙办公经费,迫使官员私征,加征有了公用开支的理由,而且征收和使用又由官员私人掌握,没有严格额度,遂使财政收支公私混淆,官员以自己的养廉银聘雇幕宾以办公务,养廉银又来自耗羡之征,实际也是公私混淆现象。巧立名目的有限度加征被披上合法的外衣,加征的额度就只能取决于官员的道德良心了。以官箴自律者,谨守官德底线,贪婪者,恣意加征以中饱私囊,特别是以捐纳得官者,下本求利、庸贪之辈尤多。这种财政制度的结果是,皇帝不加征而默认官员加征,而且私自加征远远超过所谓不加赋的数额,并引发严重的苛敛中饱行为,产生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因而上有轻征爱民的皇帝,下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批贪官,也就成为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花样百出的陋规之征,又异化为官员之间互相包庇、利用的规礼收送,名目繁多,盛行官场,长久普遍,成为吏治腐败的重要特征。

此后晚清时期,不仅上述陋规之征、规礼收送依然如旧,而且增加了新的苛征项目——厘金、苛捐杂税。这些加征,多以捐等名义行之于地方,而非中央皇帝下令的加赋,与以前的陋规之征有类似之处,地方自筹征用,且征收无正规法度,带有随意性,中饱私囊也自然依旧如故。

咸丰三年以后,军费浩繁,又实行厘金之征,在商品关税之外,加征商人百分之一的货税,称之为商贾捐厘,名义上是取之于商,仍避加赋于百姓之名,且征、用权归于地方。战后,厘金之征不仅延续,而且滥征,大大超过1%,大多省份抽收4%~10%,高者达20%。所征的厘金,大部分落入经征者的腰包,公用部分不到一半。厘金的加征、滥征,导致物价上涨,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早在厘金征收不久,就有官员评论:我朝爱民永不加赋,取逐末之微利以饷军,其滴滴归根处是百姓食贵耳,以致造成民怨沸腾。晚清赔款、办洋务、新政,又频增苛捐杂税,诸如房捐、车捐、竹木捐、猪捐、肉捐、酒捐、米捐、船捐、硝捐、铺捐,以及烟茶糖统税、煤炭统税、丝绸统税、木植统税、纸张统税、印花税等等,多如牛毛。有的地方勒索过甚,几激民变。

反贪,是一个古今中外长久性的话题。只要人有私欲,道德约束不力,就有产生侵占他人或公众财物的可能。贪污偷占公众款项、财物,实际就是一种可耻的偷盗行为,这是连小孩子都懂得的简单道理,贪官绝不是什么缺乏教育和学习所导致。为官者清廉不贪,一方面靠道德约束,这种道德约束又因吏治情况而异,侵贪者越多,约束力越低,因为侵贪者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当官场贪污具有普遍性之时,道德底线也低下,约束也就无力。另一方面靠制度的约束与惩治,尤其是防患于未然的制度性约束。除了完善财政制度外,官员贪污既然是侵占公众财物,只有令其将所有收入、支出按期公之于众,公开、透明,处于公民大众的经常监督之下,起码要尽量做到这一点,才能有效杜绝。而这在古代王朝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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