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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

题记
近来,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的消息,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
对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读者并不陌生。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打破了文学史研究旧的思维模式,被学界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迄今已销售20万套,成为很多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十一年过去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这部几经修改的著作,究竟新在何处?主编章培恒表示:“新著对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此外,还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史新著》责任编辑之一贺圣遂看来,《中国文学史》虽由章培恒先生确定总体思路并撰写了导论、辽金文学部分、元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部分,但总字数不过六万字,大部分内容则由他的学生、朋友撰写,可谓是一部“主编”之作。而《中国文学史新著》算得上是一部章先生的“著述”,在170万的内容中,至少有120万字由他撰写,其余部分也经过他的修改。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看似顺利,实则经历了种种曲折。
1996年《中国文学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对于“石破天惊”之誉,章培恒有清醒认识:所谓“石破天惊”也不过是肯定了它的开创性,但与文学史的应有任务——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描述——还有很大的距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认为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为了捞钱。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教育部正拟推荐若干供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经专家评审后,该书虽未出齐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点推荐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搁置下来。这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中国文学史新著》另一责编韩结根说,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这部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体略为好转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皇皇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宣告完成。
个人著史,似乎是复旦大学文史专家的传统和情结。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皆可说明这一点。往后,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恒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新著》,名义上是主编,实际上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这一点未必为章先生所认同,但相信很多人会作如是观。
1989年左右开始萌生重构文学史愿望
●文汇报:章先生,您以兼擅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早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愿望的?
章培恒:比较全面地考虑重构文学史问题,大概是在1989年左右开始的。我以前对文学史也经常有一些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比较零星,比如说在1963、1964年的时候,我对金圣叹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晚明文学的看法,就与其他研究者有比较大的不同。我与刘大杰先生一起写了一篇《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那篇论文在国外的反响很好,现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但是论文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些零零星星不同的看法积累得比较多了,就想应该做一个统盘的考虑。所以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那篇论文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不过情况跟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人家批判我也反批评。那个时候谈的虽然只是六朝文学的评价,但是实际上牵涉到总体如何来评价古代文学的问题。
逐步形成“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观念
●文汇报:您提出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个文学史观是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章培恒: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但后来觉得这样的标准比较笼统,觉得“社会的发展”应该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几个阶段的理论来作为依据。
但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按这样的理论来研究,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就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从根本上来探讨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每个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我觉得研究评价文学史的标准,最终应该把它落实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上去,就是说人类社会应该而且必然越来越走向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是一个总体的标准,文学的发展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所以我提出了“文学的发展应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念。
●文汇报:您在书中写到,《水浒传》中潘巧云与人有私情,被杨雄和石秀残酷杀死,《水浒传》中的描写“实在起着引导读者肯定凶残行为的作用”,“大概在当时会引起赞赏”。但到了《儒林外史》中,王三姑死了丈夫,决心殉节,他的父亲仰天大笑:“死的好!”作者体现出的是憎恶和怜悯。这种变化是否正是一种人性的发展?
章培恒:是的。石秀、杨雄残杀潘巧云与迎儿是以根本抹煞女性的权利乃至其生命的价值为前提的。《水浒传》把这作为英雄行为来描写,是一种反人性的观念的体现。要求或鼓吹女性守节,也是对女性的欲望、情爱、获得快乐的权利等的抹煞,要求或鼓吹殉节,那更是对其生命价值的否定。所以,从赞扬杀害潘巧云等人到憎恶和怜悯父亲鼓励女儿殉节,正是人性的发展——对作为人的女性的权利和生命的尊重的加强。
●文汇报:在研究中您是否发现一些个案,并不符合您认为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个观点,而是:作品中体现的人性超出了您的想像,已经大大超前了?
章培恒: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当时社会人性的估值问题,比如说我们认为当时社会的人性只是到了要求婚姻的自由,还没有达到因为追求婚姻自由而反对封建家长制的水平,而某一部作品已经体现出反对封建家长制了,那么说明我们原来的估值就不对了。
●文汇报:当“人性的发展”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线,您是否会觉得“政治性的抽离”会影响您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会显得不那么全面?
章培恒:所谓的“政治性”,实际上跟人性的发展本来就不矛盾。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先进的政治观念。如果从理论上说,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凡是进步的政治性的东西,本来就是跟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的,如果倒过来,某一种政治观念跟人性的发展是相反的,那么对这一种政治观念的顺从,不但不符合文学的评价标准,也不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汇报:您所说的“人性”、“自我意识”,是基于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还是应该在古代世界中重新得到定义?因为这似乎是一个西方现代性中的概念,是现代以后的产物。
章培恒: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比较靠近现代的文学来看,比如龚自珍,他是“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不久去世的,所以他的观念是在本土的基础生长的,但是在他的文章里边,他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主宰都是自己,而不是圣人。再往前面推的话,清初的廖燕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念,他认为“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实际上也就是说世界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外化,“天地附我以见也”。再往前我们还可以推到李卓吾,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所以所谓的“自我意识”等等本来就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逐渐产生了,只不过以前这样的观念经常不受重视。
很快重写是为了对读者负责任
●文汇报:1996年3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震动,您为什么在当年年底的时候就决定重写?在您看来,新著与前著有哪些明显和重要的变化?
章培恒:这么快就决定重写,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这是在全书完稿后我就意识到的,但当时觉得这问题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必须假以时日;好在那部书已有不少新意,就这样出版以接受读者的检验,以后再进一步修改,对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也未必没有好处。但在完稿后的审查、印刷、校对过程中,我仍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忽然想,如果把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终点站,再回头考察古代文学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否会看得清楚一点。这么一做,果然豁然开朗,不但古代文学的发展看得更为清楚,而且在这过程中的人性的发展也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要把“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这一观点初步在全书中加以贯穿其实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要贯彻得好当然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只是在我获得这样的认识时书已经出版了,也就很难下决心立即重写。正在此时,陈大康先生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其中有大致这样意思的话:该书的《导论》虽然很有新意,可惜的是书中有许多章节都未能与之相应。这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想,既然读者已如此明确、深切地指出了它的缺点,而我又已有条件加以改正,如不再赶快重写,那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任了。此外,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但如没有陈先生的批评,我大概还会拖一段时间。
所以,在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有两篇批评文章是我非常感谢的。一篇是孙明君先生的,还有一篇就是陈大康先生的。对孙先生的,我已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原版《序》中加以感谢,对陈先生的却从未公开道谢过。因为当时很多文章都在骂我这么快就决定重写是为了捞钱,如果再举出他的批评来,就把他作替罪羊了。现在时过境迁,就借这次机会向他道谢吧。
至于说到这次的增订本较旧著有什么变化,我想,上述的这两个方面都有了较明显的改进,对古代文学怎么发展到现代文学的过程及其必然性的描述也较以前清晰。
古代文学自身逐步发展,并与现代文学相通
●文汇报:《中国文学史》仍遵循50年代以降的文学史著作的通例,按历史朝代分期,而《中国文学史新著》则是依据中国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将古代文学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这样的分类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大致也是这样分的,章先生为什么还是回到这样的分类?
章培恒:我这样做是想按文学自身发展特点来分期。因为以朝代来分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说如果以朝代来分,我们就必须把唐代作为一个时期,但是实际上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中唐以后的文学跟宋代的文学关系更密切,可以说属于一个范畴,而从魏晋到盛唐,又属于一个范畴,以朝代来分,文学发展问题就无法解决。再比如说,现代文学跟近世文学的分期,我现在的看法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已经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但以朝代来分,1901年还是清代。所以我舍弃了王朝分期法。至于以古代、中世、近代来划分,本是西方人的分法,后来日本学者作了一些改动,也用起来了。虽然这先是用于历史分期的,但在用于文学史分期时,如能以文学发展的状态为依据,而不是以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为依据,那么,这在今天尚不失为一种较能反映文学发展特点的分期法。此外,虽然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期法,但在分期依据及具体分法上,我与郑振铎先生等都有所不同。
●文汇报: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有一个从西方借鉴的过程,受到了很多国外作家作品的影响,所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要了解世界文学。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自己的文学,为什么您说研究古代文学也要了解世界文学呢?
章培恒:把古代文学看成是自身比较封闭的一个体系,实在是不符合文学本身的状况。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就在逐步发展,并最终导致现代文学的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就不能显示出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倒过来说,我们如不能显示出它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也就不能算是已经阐明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要真正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就必须注意现代文学的特点。注意现代文学的特点,我们也就必须注意到西方的文学,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确实与西方文学存在着联系。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我们也必须了解外国文学的特点,任何东西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也是有了比较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特点。
●文汇报:在平常的接触中,我发现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更关注西方文论,而不怎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阅读他们的文章,发现很喜欢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作家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章培恒:我觉得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确与西方文学存在着不少相通的地方。由于这样的情况,了解西方的研究方法,或者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是必要的。现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实际上也已经考虑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他们已经注意到,不了解二者的联系,也就说不明白现代文学的特点。现在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中,不管年龄大的还是较轻的,实际上都有人在研究古代文学。从年龄大的来说,有范伯群先生等,年龄较轻的有陈思和先生、陈平原先生等。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是从现代小说同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比较来研究的。
文学将变得更加个人化更加多样化
●文汇报:您的理想是要打通古今界限,继续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建构一部自成体系而名至实归的《中国文学通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您打算怎么写?有什么大体的计划?
章培恒:我想大概还是先从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联系与发展着手,也就是从鲁迅先生提出的“文学革命”所要求的人性的解放,与近世文学原来所已经存在的这样一个要求的联系着手,说明近世文学已经有了人性解放的要求,但是经过“五四”以后这个要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全面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研究现代文学在形式上有了怎样相应的变化,然后再讲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过程。这个自身的发展过程,我想必须弄清楚现代文学本身的几个曲折。
●文汇报:您觉得二十世纪以来,或者说现当代的中国文学,能够有代表水准或者为后世推崇的是哪一种文学样式?是新诗?小说?散文?影视作品?还是别的什么?您对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预测?
章培恒: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很难说哪一种样式能够代表现代文学。但是我觉得各个文学样式的发展同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现代文学里边,小说和散文从发展来说是最占到便宜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散文都已经逐渐开始出现了变革,而且这个变革都相当的成功,但是诗歌没有经过这样的变革,所以新诗能继承的遗产最少,它的发展比起小说与散文来要困难得多。
现在的文学的发展,恐怕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今后会这样延续下去。具体来说,也许会变得更个人化,变得更多样化。
关注年轻一代作家与作品
●文汇报:您说过,您最早的志向是搞创作,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您是否有过重新开始创作的冲动?
章培恒:那没有,我本来就已经了解到自己不是一个能够搞创作的人。
●文汇报:恢复高考以后,在77、78、79等好几届大学生中,走出了很多作家,现在高校中文系似乎更注重培养研究型人才了。您如何看待创作与研究的关系?
章培恒:本来在大学里面搞研究和创作都可以,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边,具体地说,在50年代开始,大学生都是直接从高中毕业出来的,他们对社会了解不多,而当时在创作上又强调现实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要搞创作本身就存在着困难。77、78、79这几届大学生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搞创作当然完全有条件。至于现在的大学生搞创作,难度比那几届大学生要大,因为他们的生活体验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创作的范围扩大一点的话,不但大学生可以搞创作,中学生也可以。比如韩寒的作品也有它的特点,尽管有些人对韩寒很看不惯,但韩寒恐怕也的确代表了创作的一个流派,而且在我看来至少有比较多的值得肯定的成分在里边。
从现在大学里边教师的条件来看,恐怕只能培养研究人才。你要我指导创作,我根本就无法指导。但是如果有少数教师,他自己能够创作,他自己也愿意指导学生创作,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学生自己有创作的要求,有创作的天分,即使老师不能指导,他也可以写出比较好的作品来。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韩寒,像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您也在看吗?
章培恒:我觉得他们很能够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和苦闷。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相当真诚的,有人也确有个性与才气,因而也具有相当感动人的力量。
即使文学边缘化也可以理解,也不值得忧虑
●文汇报:不断有调查显示,文学在边缘化、读者的阅读率在下降、年轻一代的阅读在肤浅化,您觉得这个问题存在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章培恒: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我现在跟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但是我想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也不值得忧虑。从历史上来看,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诗文是正统的,能够写诗、写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写通俗小说的那些人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吴敬梓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很为吴敬梓可惜,觉得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只能以创作通俗小说被大家所知道,太可惜了。可见在清代就经历过一个正宗的文学被边缘化,而被大家所看不起的东西逐渐上升的过程。这就那时来说,恐怕也是“阅读在肤浅化”。至于今天,如果确实传统的小说大家看得比较少了,而动漫那些东西大家看得比较多了,那也就相当于清代读诗文的人少了,读《红楼梦》的人多了。
在求学和学术生涯中,三位老师影响最大
●文汇报:在您的求学以及学术生涯中,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最大?您觉得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章培恒:我想是三个老师:第一位是贾植芳先生,第二位是朱东润先生,第三位是蒋天枢先生。我在这里说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不是说对我的影响的大小,而是从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先后来说。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朱东润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同时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功夫。当时复旦大学对青年教师是指定一个指导教师的,蒋先生是我的指导教师,他要求我在开始的几年,根本不要读文学,而读语言文字和历史。要研究古代文学,我觉得蒋先生的指导方法跟朱先生的指导方法是必须密切配合起来的。而对我来说,贾先生的教导同样十分重要。我之所以想从事中国文学的贯通研究,就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受到贾先生的熏陶。

原标题:怎样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五千年文学成就的缩影,不仅因其全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也因其所涵盖的中华人文精神与文化特质而为国人所看重。11月18日本报刊登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对谈中,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詹福瑞指出:“据我了解,我们自己编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会被翻译到国外去。”那么,中国文学史如何走向海外?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写作,起步早于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而以日本学者的著作数量最多。”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1882年,末松谦澄写的中国文学史,是日本开创之作。”此后,日本学界陆续推出了多部中国文学史,足有四五十种,如笹川种郎、前野直彬等人的著作。    即便是欧洲,其创作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也要比中国早一些。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学者翟理思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而德国更是欧洲中国文学史编撰的重镇,如顾路柏、卫理贤等人的作品。”武汉大学教授李松说。    而中国人自己编写文学史已经是1904年的事情了。林传甲于这一年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启了国人编撰文学史的先河。此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诸多文学史著作。但是,由于国内文学史的起步较晚,受当时日本与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不仅在文学史观上以进化论为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参照了海外著作的撰写模式和方法,表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也是2015年6月25日本报《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一文所探讨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文学史开始较多受苏联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开始出现了大量中国文学史。韩国的文学史大多是在中国学者相关著作基础上改写而成,但也有较优秀者,如丁范镇、金学主等人的著作。“美国是二战后出版中国文学史最多的国家。”李松介绍,“如陈绶颐、柳无忌等。而尤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史》)在国内最为知名。”“《剑桥史》《哥大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两部书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北美汉学界的精英,所以必然受到学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倩说。这两部书近年译介进国内以后,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震动,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呼声也更加强烈。立足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海外学者以域外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但相较于《哥大史》《剑桥史》在国内的广泛影响,本土文学史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却是平平。那么,是否有必要编写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海外学者限于其阅读能力和文化隔膜,常常只研究一个很小的领域,很难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把握中国文学史,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外高校。虽然如《哥大史》和《剑桥史》呈现了欧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和错误。如在总体框架上,它们都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框架和面貌的描写。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和华盛顿大学教授何谷理还曾合撰了一篇言辞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直接质疑《哥大史》不是“中国文学史”。而且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宣称适于普及,但实际影响仍以高校与研究为主。海外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极少会通过这样专业的研究型著作。而如果泛泛而谈介绍中国文学,则又容易流于浅显,普通读者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精神及其特质,更毋论文化隔膜带来的常识错误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理解偏差。    中国学界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编撰了一些简易的文学类入门读物,但从宏观性、体系性角度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却十分少见,对国际交流而言是一种缺憾。而国内文学史的海外传播也有限,目前可知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已有英译本。相较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引入与重视,国内文学史对海外尤其是欧美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指出,国内编写的文学史教材在东亚文化圈有一定影响力,据日本、越南等国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介绍,有的老师在授课时会使用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作为参考。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文学史作为海外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也应当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发挥其作用。此外,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如何立足中国立场,向海外介绍友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一项悬而未决的历史任务。文学史走出去,可以为此迈开有力的一步。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    与海外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相比,实际上中国学者对作者、文本和文献有更好的把握,但要编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也面临不少困难。    “这就需要编写一部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文学史。”方铭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复原中国文学史历史原貌。”比如赋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但如果以西方文学本位立场来看,就会陷入赋究竟是诗歌还是散文的分类困境,必须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才能认识到赋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克服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体系中西方带来的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在近代以前有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其文学具有文史哲合一的特点,这体现为“义理、考据(历史)、辞章”的三位一体。“编写一部好的海外文学史,需要建立在编写一部好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方铭总结,“如果要恢复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做大量艰巨的清理工作,但也是迟早要做的。”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中西文学之间,毕竟存在诸多区别,而一个小小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理解障碍。本土学者中,有能力写出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而有能力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多,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对域外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叙述中国文学,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文学,也要深入了解域外文学,比较的眼光和能力不一定形诸文字,却一定要内化为一种视野。”陈文新说。    李松也表示,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的文学趣味,如何选择既有中国民族特色与传统底蕴,又能拨动异国接受者心弦的作品和人物,编撰者有必要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高度着眼,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入手,寻找中外文化、人性、情感、价值观以及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共识,从而针对性地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学史。    “要把中国文学在他国语境中本土化,消除语言与历史带来的文化隔阂。要以外国人听得懂的表达方式来书写中国的形象、情感、形式与修辞。在编撰者的组合上,最好能够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联合进行,从而互通有无、扫除盲点、优势互补。”李松说,“应当着眼于宏观的全球史互动与融合,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将中国文学还原到世界文学的历史实际状况,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思想窠臼。”“编写一套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有其必要性。”陈文新总结,“不过,鉴于以上原因,也不必操之过急,应当缓缓图之。” (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张嘉宝)

  在国内治文学史的大家之中,莫砺锋是极其特殊的一位。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30年前论文答辩就上过央视《新闻联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却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格格不入—申报课题、评奖、写“大部头”,他一概拒绝,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实实传薪递火。他不用手机,不喜交游,过得像个古人,却唯独对普及传统文化一腔热情,为此屡登《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杜甫草堂”,讲“白居易”。

  他的所有坚守与拒绝,其实都是师承有自的忧思—从黄侃到程千帆,再到莫砺锋,尽管“五四”以来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潮从不间歇,这一脉守望中华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断。

  所以,“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对莫砺锋而言,更饱含着技术性“重写”之外的深重情怀。在他看来,“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除了着眼于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读一首诗的最好体会是感动

  《文化广场》:现在普遍认为,“文学史”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3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这一说法您是否同意?如果没有“文学史”,古人有没有传达出成型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写法是否要符合一定之规?

  莫砺锋: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影响如何”。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所谓“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当然应指后者,它确实是舶来品。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今人宜写断代史或分体史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在一部文学史里,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更重要,还是符合学界共识更重要?

  莫砺锋: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说得好:“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对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两难局面更令人棘手。

  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前年刚出版的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个人著作,它虽然只是一部根据讲义编成的残稿,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

  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远离我们了。台静农等人研究文学史时,学术积累毕竟较少。如今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来文献整理成就超过前代,二来研究论着汗牛充栋,所以我同意台湾学者邱燮友的看法—“个人编写文学史,可能到刘大杰、叶庆炳为止,以后应走集体合作的途径。”今人不宜再以一人之力撰写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而只宜撰写断代史或分体史,最好的做法是先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像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写《唐诗杂论》那样,或者像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写《普勒的〈大自然的雄伟〉》、伏狄卡写《现代捷克散文的开始》那样,只对某个文学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为真正有价值的新文学史打好学术基础。

  至于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则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比较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

  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曾在台湾大学用作教材,当年刘师培、鲁迅等人讲授文学史时,有的甚至更加简略,授课时全凭腹储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师似乎不具备那样的学问功底了,学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像刘师培、鲁迅那样的讲授法,坐在台下的必须是傅斯年或台静农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台静农起死回生重新走上台湾大学的讲台,台下所坐的已非叶庆炳或林文月,纵有舌端花雨,又怎能达成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

  “重写”主要针对三部书

  《文化广场》:20世纪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重写文学史”:民国初期“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盖棺定论式的重写,1949年国家意识形态下又一次大规模重写,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如何评价这三次“重写”?“重写”的成果如何?

  莫砺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学术界已经响了好多年,在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之前,重写文学史早已悄悄地开始了。

  历史学科本来就具有当代性,任何分支的历史都应不断重写。文学史所处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学,又是一种“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对象,就更需要不断进行新的阐释和评价,一代应有一代之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产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今天批倒,明天平反,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更大,因为评判主要着眼于文学自身。

  “重写文学史”毫无疑问,需要深思的是怎样重写。中国文学史著作早已超过300种,我翻阅过的通史性质的即有50余种,但它们往往是教科书,陈陈相因非常严重。试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问世的几十部通史浏览一过,便可发现许多文学史教材都是“游国恩史”和“文学所史”的改编本。真正有资格成为讨论对象的,寥寥无几。

  近20年来,文学史界有一种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大家公认,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是以这三部书为对象。

  人们对三书多有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有时甚至把这种影响说成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论述大多采取依次罗列作家和作品的章节结构,而忽视了对文学发展脉络也即“史”的线索的揭示。上述两点也常被简化为“庸俗社会论”和“作家作品论”。

  然而,空说容易动手难。即使是一些次要问题,真要创新也举步维艰。比如中国文学史分期,大多数文学史都按朝代来分,大家对此啧有烦言。文学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性,怎么会和封建帝王改朝换代正好重合呢?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怀有一颗充满温情的敬畏之心

  《文化广场》: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学与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您是否同意?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除了知识性与技术性的重写以外,是否更应恢复文学史背后的情怀?

  莫砺锋: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的这些观念,我完全同意。

  从“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否定,几乎成为潮流。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流论,到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线说、儒法斗争主线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我们的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

  有些年轻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蕴涵着巨大生命力,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龚自珍曾语重心长:“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国古代文学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耀眼的精华部分,而且是最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当代中国人要想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增进理解,当代外国人要想对中华文化有所了解,古代文学都是最好的途径和窗口。当我们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时,必须像钱先生撰写《国史大纲》那样,怀有一颗充满温情的敬畏之心。

  并非所有西方理论都能移植

  《文化广场》:在大陆以外,港台和海外学界其实也在重写中国文学史。远的如台静农,近的如龚鹏程,还有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讲稿。国外则有孙康宜、宇文所安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前野直彬的《中国文学史》。这其中可有理想之作?

  莫砺锋:钱穆先生的文学史以前未有所闻,从贵报传来的部分内容看,似乎只是学生的课堂记录,内容残缺不全,文字也多错误。而且钱先生1955年在香港讲课时,可能缺乏参考书,仅凭腹储,临时发挥,没有经过仔细推敲。比如钱先生说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为《文心雕龙》作一注说:‘《苏李河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均为西汉时所做。’此说甚谬。”其实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对这个问题广征博引,且加按语说:“苏李(微博)真伪,实难碻断,惟存而不议,庶寡尤悔耳。”何曾说是“均为西汉时所做?”至于记录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作过《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的著名演讲,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贵粟疏》倒大谈特谈。不过我还没有读到整理出版的全书,只有零星的意见。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国学者很早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和论述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固然会有国内论着不易出现的错误,但也常具有后者所缺乏的优点。事实上,我对宇文所安代表的外国汉学家的研究相当重视,宇文的一个博士生眼下正在我这里访学,经常与我讨论杜甫。

  但我不认同国内学界的一种趋势,就是热衷于运用现代西方理论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将传统研究手段束之高阁;或是过于推崇西方汉学家的选题倾向和研究方法,甚至亦步亦趋。这种现象表面上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否定中国古代文学自身,但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其结果也会导致失去对传统的敬畏。

  并不是所有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移植到中国来。西方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范围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观点。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都没弄明白。

  我现在更热心于普及工作

  《文化广场》:有学者对文学史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认为编“文学作品选本”比“文学史”更重要,对此,您的思考是什么?作为一位文学史家,写一部“理想的文学史”会是您的职业理想吗?

  莫砺锋:如果把文学史比作一棵大树,文学史著作只描画了树干,作家和作品才是繁茂的枝叶,只读文学史著作不可能学好古代文学。

  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史研究者,只能算是个古代文学爱好者。我有自知之明,认准自己就算活上两辈子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来,所以从来不做这个梦。事实上我参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因为一直在教文学史,想为教材建设做些贡献。现在因年龄关系退出文学史教学了,对新出的文学史不必每本都读了,更不想再去撰写。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知青经历、被“文革”耽误了一二十年,从整个学术史来说,只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我们要把从老师那里耳提面命了解到的传统传给学生一辈,薪尽火传,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现在比较热心于普及工作。我近年的著作中,自己比较喜欢的并不是《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学术著作,而是《莫砺锋诗话》和《漫话东坡》。这两本书都是我认真撰写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学术著作少,但它们不能算是“学术成果”,不能用来填写南大的“工作量表”。

  我以前出了书,从来没有读者给我写信,这两本出版以后倒收到好多读者来信。我相信这才是古代文学的当代意义所在—既然古代文学这么美,为什么不把她介绍给广大读者?其实,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有这个责任。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炒一下就完事了的,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我在中学原本喜爱数理化,后来鬼使神差没能当上工程师,反倒以钻故纸堆为职业,希望能为继承传统文化做一点菲薄的贡献,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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