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水浒传》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

《水浒传》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



  转型期中国向何处去,一直为世人瞩目。在有答案之前,必先对中国社会的隐性与显性的特点有所认识。为更好理解此一时期的时代特征,窥视未来前景,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接受了访谈。

基于简笔画视角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图景

问:为什么《水浒传》好汉大多有号无字,而《三国演义》英雄大多有字无号?

  “小说教”里的中国人

————读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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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培云:记得有一年在柬埔寨旅行,当地人就和我说很喜欢不久前热播的《水浒传》。

      史伟锋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该书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其成书前,三国历史故事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过程。在唐代,三国故事就广为流传,可谓老少皆知,家喻户晓。到了宋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繁荣,茶舍瓦肆的说话艺人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当时称为“说三分”。元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实际上就是说书人使用的底本,虽较内容简略粗糙,但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资料,经过编排整理,文字润色,写出了这部规模宏伟的巨著。

  王学泰: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太吸引人了,不仅士大夫们喜欢,而且连不识字的妇女、儿童以及连圆都画不好的阿Q也都喜欢,论及影响它比儒、道、释三教还要大些。像阿Q唱的“悔不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龙虎斗》的唱词。钱大昕说,如果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他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以杀人为好汉”的一类作品,包括戏曲、曲艺;一是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以渔色为风流”的一类作品。当然,现在不同于那个时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作品既反应了底层社会的游民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这种意识的扎根与流行。

 
说起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道统,并不是我们所想当然的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张漏洞百出的铁板和一盘散沙并存,并且,这盘散沙有时会力大无比,掀起巨浪,将铁板打翻。

《三国演义》讲求“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故事情节来自于史书《三国志》,书中绝大多数人物也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既然确有其人,那么姓甚名谁就是很清楚的了。曹操字孟德、刘备字玄德、孙权字仲谋、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这都是有据可查、有史为证的。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书中也有给名人起绰号的现象。比如刘备被称为“大耳贼”、张飞被叫做“环眼贼”、诸葛亮被骂为“诸葛村夫”、吕布被戏称为“三姓家奴”。当然,也有褒义的绰号:关羽被称为“美髯公”、孙策被称为“小霸王”、公孙瓒被叫作“白马将军”、桓范被称为“智囊”等等。这些绰号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

  熊培云:这些小说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究竟起了怎么样的影响?

 
这种局面是源自于主流社会——宗法社会,以及脱离了宗法体系的游民社会。二者并存,一明一暗,或半明半暗,偶尔局部合作,整体永远斗争。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塑造了一百零八位江湖好汉的英雄形象。这一百零八位好汉绝大多数是虚构出来的,历史上并没有其人其事。由于人物众多,施耐庵老先生就做了主次取舍,选取其中的几位主角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进行大篇幅重点渲染。但是其余的近百位英雄又不能弃之不顾,如果仅仅列个花名册,则不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于是,只好给这些好汉们取一个响当当的绰号,使读者“闻其名如见其人”,这样才不至于将这部文学名著写成一本“流水账”。《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绰号也是很有特色的,为凸显人物的勇猛,就用龙虎麟豹来命名,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插翅虎”雷横等等;为了表现人物的武艺高强,就用古代猛将的名字作为绰号,比如“小李广”花荣、“病关索”杨雄、“病尉迟”孙立、“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等等。

  王学泰:宋以后,中国社会受戏曲曲艺影响极大。不仅在民间的,如太平天国运动装束、官职,作战方式,受通俗文艺影响也很明显。义和团中的成员在重大活动中都要化妆为通俗文艺中的人物(在义和团中这些人物变成了神),如化妆成孙悟空、猪八戒、黄忠、马超等。包括辛亥革命也一样,它受到天地会的支持,而天地会也是一个戏剧化程度很深的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有了苏维埃共和国,大家不懂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最初来这造反做皇帝的是苏兆征,而苏维埃则是“太子继位”。

    1. 宗法社会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所以能列名于“四大名著”,是因为两部作品的文学题材、写作技巧、表现形式各有千秋。《水浒传》好汉有号无字,其生动形象能跃然纸上;《三国演义》英雄有字无号,其鲜活面容也流芳千古。

  熊培云:透过这些分析,此时我们更能体会现在的帝王戏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究竟起了多少负面的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塑造双重性格,一是游民,二是臣民。

从西周至近代,三千余年的宗法社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两本小说的人物背景不一样,三国演义中大部分的出场人物都是在朝堂之上的人物,有身份有地位,而水浒传中的人物则大多数是绿林江湖中人。

  王学泰:游民性格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总结出来的。这些小说由江湖艺人初创、再经过文人改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游民痕迹。中国历史表现出的“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社会垂直流动,变化最大的两个阶级便是皇帝与游民。有时皇室降到最底层,甚至性命不保,而游民则有可能做了皇帝。比如朱元璋,有人说他是农民,他没有土地,数年间作游僧,以乞食为生,真正的身份是游民。

   
第一,西周至战国未年。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家国同构的,即家与国两个组织是一体的:宗子(嫡长子)与国主一体,宗法网络与行政系统一体。周天子既是姬姓的大宗宗子,也是天下的共主。周天子把小宗分封为诸侯,诸侯在其受封之地立国,又是该国的大宗,如此等等一直延伸至大夫,自由民。

在古代,中国人的名字很多时候是代表了他所在的阶层,字又称为表字,是在本名之外的正式称呼,在冠礼时所取。中国在古代是一个尊卑分明的社会,为了以示尊重,晚辈直呼长辈名字是极不尊重的表现,只能称呼其表字。如刘备,其实正式应该称为刘玄德或玄德公。

  熊培云:统治者对这些具有反叛性质的小说通常采取什么态度?

 
第二,秦汉至李唐五代。这一阶段宗法家庭结构与行政系统脱离。豪门强宗的地主庄园庇荫又役使同宗和异姓小农,国家行政力量只能作用于无豪门强族可依附的小门小户,从而便行成了皇权专制国家与地主豪强争夺对农民的统治权的局面。

当然,这些复杂的玩意,任意时代或地方都是有钱人或上流社会玩的。刘邦贵为皇帝,但出身草根,当时只有刘季一个名,按现在的意思就是刘小。发迹之后,就改名为刘邦,字季,可见姓名和表字在一定程度是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王学泰:历年来统治阶级对类似作品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比如清代甚至为此颁布圣旨,禁止一些作品的出版和演出。《水浒传》几度被禁。不过有时它也会被皇家改编。如乾隆年间的宫廷大戏《忠义璇图》便是关于水浒人物的。也就是说,在反传播的同时,统治阶级也想将其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

 
第三,两宋至近代。这一阶段是家庭宗法制度,同一个宗族的人们聚居生活在一起,从有一定地位的人中选出族长来管理宗族事务。此阶段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宗法共同维系这个乡土社会。

水浒传的人物大都是江湖中人,出身远较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为低,表字这些玩意自然用不到在这些人物身上。但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角色也是有表字的,比如宋江就表字公明。

  熊培云:《水浒传》是如何传播并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

 
从概念的实际含义上讲,第一阶段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第二,第三阶段我们应称之什么社会呢?王学泰先生称之皇权专制社会。

至于为何水浒传中的人物大多有一个外号?
外号又称诨名或绰号,大多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擅长领域或行事做风所改,这也是古代人混江湖的一种特色。在古代,交通不便,不同地方的人都难以交流,低下阶层的人,姓名的重复机率大,也不容易记得,为了方便别人记忆,就把各人的特征起成外号,方便交流。

  王学泰:《水浒传》除了用其生动的故事(如逼上梁山、智取生辰纲等)昭示它所说明的道理外,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我称之为“话语植入”。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聚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好汉”等等。“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则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个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
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

 
1.1宗法社会的特点:等级,秩序。所以,宗法社会的人一般分为下列等级身份:

在历史中,一些混出名堂的江湖人,其外号也为历史所记录。比如说,张献忠,因身长而黄,外号“黄虎”。

  熊培云:哲学家黎鸣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中国的四大名著其实反映了“四大绝望”。如《三国演义》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统治者,《水浒传》里贪赃枉法的官僚,《西游记》反映社会体制的固化和僵死及对未来深沉绝望,而《红楼梦》体现的是传统儒家理想的幻灭。等等。

  皇帝(平天下)

至直现代,我们在新闻上也会听到一些江湖人物的外号,其文化流传至今,甚至远销日本。

  王学泰:和《红楼梦》不同,《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由说书人等等慢慢发展来的。反映的是底层的事情。我想黎鸣讲的四大绝望更多是从精神层面的。专制社会本来就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直没有逃出战乱、治乱的循环。但是,在我看来,一切“乱”其实都是始于“治”,或者说是“治中之乱”为“未来之乱”埋下伏笔。

  诸侯(治国)

水浒英雄起自草莽,以啸聚山林自居,说白了水浒英雄是匪,匪就必须有名号,有名号才能唬住人,有名号才能隐匿真实身份,不被官方识破;而三国英雄大多起于豪强,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西凉刺史的董卓、辽东太守的公孙度等,他们都是有身份的,有的世代公侯,他们都打着“光耀祖先门楣”的旗号,肩负着“兴复汉室”的责任,所以正大光明的用名不用号。

  贵族传统与游侠精神

  士大夫(齐家)

这是罗贯中和施耐庵各自的特色。

  熊培云:如何理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侠义精神”?《水浒传》热播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便出手。”

  四民(士(小吏)、农、工、商)

《水浒传》其实就是梁山好汉的英雄榜。要突出英雄,就得有名号,在江湖上响亮威风。

  王学泰:“侠义”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最少有两点,一是为他的;二是反主流的。它最早源自游侠。《水浒传》是游民讲给游民听的故事,游民自诩为侠,实际上宋代和以后是“江湖侠骨已无多”时代了。《水浒传》中只有鲁智深才算侠,他不仅反主流,而且救人不求回报。相反,其他人的打抱不平大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

 
宗法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前三个等级是统治阶级,四民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在社会稳定时期,即使四民等级也大多有安定的生活,固定的居处,稳定的收入。统治者把他们视为社会的柱石,因而,又称之为“石民”。

首任大王晁盖,当然是托塔天王。

  李慎之先生当年问我西方是不是也有游民心态,我说当然也有,但是他们有宗教和贵族传统,对这种心态有些消减。这和中国是有些不一样的。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游侠其实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只有贵族社会之后才会有游侠。历史上为什么汉唐游侠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先秦是贵族社会,南北朝期间建立的诸多国家(特别是北朝)也具有贵族化倾向。比如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贵族被消灭了,但是热衷公共事务的贵族精神不是一两天便可以消失了,这些贵族精神流传到汉代,就形成了一些反主流的、抗上的,具有利他精神的游侠。游侠与游民不同,游侠是一种生活抉择。为什么要做侠?可能是因为良知、习惯,甚至是受到记录游侠作品的影响向往不平凡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的为生活所迫。虽然不一定有政治目的,但却有内在的强烈追求。像堂·吉诃德。大家笑他,但是如果他挑战的是真的敌人,我们还会笑他吗?

 
1.2宗法社会的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为了确保一个人立世为人的价值链的顺利实现,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

次任宋江系刀笔小吏,那就叫”善济天下”的及时雨,引来108将。

  严文井先生曾说中国的土壤里产生不了堂·吉诃德,只能产生阿Q,就是因为贵族社会过早的消失(与欧洲相比),一是,自宋代以来游民文化的泛滥。唐代还是有些贵族气的,到了宋代完全是个世俗社会了。

游民社会

霹雳虎秦明丶打虎将李忠丶豹子头林冲丶花和尚鲁智深丶大刀关胜等等,有的蛮贴切,有的蛮新鲜,有的还神密,有的还搞笑,不一而足。什么一丈青丶矮脚虎丶浪里白条丶神行太保等等五花八门。更有小旋风丶黑旋风丶白面书生丶夺命判官,想得到应有尽有。

  熊培云:所以像李白能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

  2.1什么是游民?

作者把108将都吹得神乎其神,才能夺人眼球和引人入胜。

  王学泰:那时候的诗人脚步都走得特别开,视野很宽阔,什么也不在乎,因为没有生存之虞(盛唐时),“游”只能使他们心怀开阔,杜甫写了一首诗纪录自己长达万里之游,名为《壮游》。这时候游民倒是很少,也没有游民生存发展的环境。如果失去土地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城市养不活他们。不像宋朝经济全面发展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有数十个,盛唐的繁华主要集中在长安等几个城市。

 
平常人们所说的“无业游民”就不太准确。因为“无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游民。纵论古今,凭借其资产或特权而食利的人就不少。

施耐庵不愧是造星高手丶武侠小说鼻祖和广告能人。什么叫追星,老施一个个生动刻划,起到了画龙点晴的神奇功效,才使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熊培云:无论是您提及的先秦还是南北朝时期,当时天下分立。是不是可以认为贵族的产生有赖于社会开放?另一方面,伴随着公共精神的沦陷,游侠的出现是否也意味着是对社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一种反叛?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业”,这时是没有游民的。先秦法家则只承认耕战的作用,认为只有务农和从军才是根本,老百姓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即是游民。到了战国时代,“末作文巧”已经很难禁了。自汉武帝刘彻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所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把不务农的人群视为游食或游民的看法几乎支配了整个皇权专制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时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清代统治者是把游民与莠民中的游手、无赖、地痞、流氓一律看待的,并且在在造户口册时把他们打入另册,并加以监督管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对“游民”的理解是指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群。建国初期所施行的“游民改造”工作,其对象就是从事“乞讨、诈骗、偷窃、抢劫、聚赌”等活动的人群。

四大名著,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方能名扬八方,传颂于世。

  王学泰:贵族社会是身份社会,贵族的身份注定他们生下来就是要管公共事务的,管“他人事”是伴随着他的身份而来的。而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则没有这种权力,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习惯。梁启超说中国人没有公德,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哪能培养公德?身份社会不一定是开放社会,而且为了维持身份制度,统治者是倾向封闭的。游侠热衷于管“他人事”一方面是贵族传统习惯(汉代游侠多出于豪贵之家),另一方面也是受人类少年良知驱使。

王学泰先生对于游民的观点是从人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出发的,而不是从他们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生活来源、生活状况以及与某种职业的关系来确定其身份的。他指出,“游民”是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特点就在于“游离”。

这跟他们的出身和生活的阶层有关系,水浒传里的英雄多数是出生在当时社会的底层,很少接受系统教育,而三国里的英雄多数都是皇家贵族出身,接受过好的教育。

  熊培云:李慎之先生在您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中国的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王爷。大概是上世纪初,英国有位学者也讲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孔子,一个道家,还有一个土匪。您如何看这种划分或者概括?

游民与农民不同。“四民”中的农民或农奴虽遭受役使剥削,但依然是宗法体系中的一员,受其庇荫,并且认可宗法制度。

年代不同,和当时得文化北京有关系。

  王学泰: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来自台湾李亦园院士,是芝加哥学派的考察文化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它视纽约一类的城市文化为大传统,墨西哥印第安乡村怪力乱神文化为小传统。用这个来套中国的大小传统我觉得有点“不合”。在我看来,中国上下几千年城乡的传统是类似的,都属于主流文化。如果说有个与主流文化大相径庭文化,应该是游民文化。但是中国的游民文化不是在乡村发展起来,而是在城里发展起来的。孔子、道家是指中国士人思想主流,也就是李泽厚说的“儒道互补”,“土匪”如果指游民文化,我以为如果以此分析宋代以后的士人思想,那是“虽不中,不远矣”。

游民与流民不同。流民是在大灾荒之年离开故土成为“流动”状态的人们。他们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人,在“渠魁”、“渠帅”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整个过程中,许多人是整个宗族作大规模迁移,他们并没有脱离宗法秩序,只是举族换一个地方,或者来年还要再回故土罢了。

  熊培云:那么《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是“落草的墨家”呢?

不过,流民是社会动乱的主力军。所以,处置流民是每朝每代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王学泰: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墨家曾经是显学,历史上有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时期。春秋时期是一个垂直社会,未有变动之前,君主、诸侯、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每个人有自己生活“点”,所谓天下“无旷土,无游民”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确是鲜有游民。春秋以后这种垂直结构解体。此前《左传》里有“大夫无境外之交”说法,周朝建立的是垂直统治的专制政体,其对治下的“横向联合”必然加以防范的。但是到了孔子,《论语》开篇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这说明那时候社会的横向联系发生、发展了。于是,侠也便产生了,因为它产生于人们的横向交往。《史记》里的“战国四君子”如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都是善于横向交往的人。“侠”字最初意思就是一个大人夹两个小人,表示有人追随,“四君子”都是有大批人追随的贵族。这不同于金庸小说里独来独往的武侠(近代武侠小说,特别突出独行侠,作者不懂的传统的“侠”就是热衷于成帮搭伙的)。墨子也可以说是侠,有人追随他。与后世的匪不同的是,墨家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2.2 游民社会的形成

游民作为阶层形成于宋代,游民成为“文化问题”也始于宋代。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都有脱序分子,即游民,而游民又是旋生旋灭的。到了宋代,由于宋代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的原因,游民形成了群体阶层。

历来唐宋并称,实际上唐代与宋代有很大区别的。在文化气质和社会结构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

2.2.1唐宋的文化气质差异

唐代的文化气质从内容到形式会让人感受到一种令人仰望的“贵族精神”。无论是盛唐诗歌、文人狂草、还是金碧山水、龙门石雕,这些都带有一点后人的不可企及性。例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宋代的文化气质是“世俗化,文人气”的。它们虽然与我们更切近了,但也失去了我们的崇仰。例如,“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而到了元代,其文化特色就大体倾向“俗气,痞气”了。

为什么唐宋元的文化气质如此不同?社会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文化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2.2.2 唐宋社会结构的变化

唐代的社会结构是日渐衰微的士族门阀阶层与通过科举制度成为统治集团新主流的庶族地主阶层二者共治的结构。旧士族注重经学传统,新地主豪门注重诗文创作。但是,唐末数十年的战乱,给这两类贵族以致命的打击。黄巢攻破长安时,“杀唐宗室无遗类”。官僚权贵多死于此难,以致韦庄《秦妇吟》中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尽踏公卿骨”。五代期间,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又进一步扫荡了衣冠贵族。五代的兴起恰恰是为贵族闻人所不齿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民所致。这个时期的帝王将相本就是兵痞游民出身。例如,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后晋开国皇帝石敬唐、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他们不仅摧毁了唐代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造就了根本不懂文化为何物的一代统治者。他们所干的仅仅是野蛮地践踏,使唐代文化基本灭绝,甚至可以说是“靡有孑遗”,人们的文化素质急速下降。到了宋代,许多文化领域是从头开始的,它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

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出身于游民家庭。五代十国期间大规模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社会群体的垂直流动,打破了宋以前时期的人们的等级与身份相对固定的并带有制度化的倾向。这就造成了游民作为一个群体阶层出现的前提。宋代的社会结构则成为游民阶层形成的必要条件。

  ① 宋代田制、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不同与以往的朝代新立,朝廷在名义上负有对无地农民授田的责任,宋王朝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这样的政策造成了宋代土地流动加快了,失地农民大量出现。

两宋时代人口总体上是不断增长的。虽然有北宋灭亡、宋金战争、蒙古军队入侵屠城等社会大事件造成人口急剧减少至谷底的情况。

宋代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减弱了,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对官府、对地主豪门的依附也大大松弛了。

② 宋代城市建构的变化

中国古代城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城堡发展起来的,如皇帝所在的京城(长安、洛阳)和战国时期大大小小诸侯国的都城——后来演变成州郡府县的治所之地。这些可视为政治城市。一类是在商贸集市、草市或交通枢纽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些可以视为经济城市。

宋以前的城市是“城郭”制的,即城内有宫室、宗庙、官署,仓库等,城外有“郭”区,即大片的居民区和市区。城与郭中的“里”(后又称作“坊”)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单位。大小约一平方里,四周有墙,中间有一条大道,两头设有里门,称之为“闾”,贵族官吏住闾右,平民百姓住闾左。《管子.八观篇》中谈到:“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
打开里墙,在城市大道上开门称作“第”,这是有万户侯以上爵位的列侯才有此特权。到了夜里要实行宵禁,上锁各道里门。总之,宋之前的城市是凝固的、封闭的、坊市分离的。

到了宋代则是街巷制的城市。宋代城市是开放式布局,一般城市都铲除了坊墙,居民们可以面街而居,也可以临街设肆。民居与市场连成一片,商业交换繁荣,娱乐业兴旺,白天仿佛不够用了,夜市随之发展起来。

③ 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市民社会最终未形成。

城市所交换商品严重依赖于朝廷的奢侈消费的采购,无助于推动生产力提升,社会进步。交易主体地位不平等、不自由、不独立,严重遭受代表官府利益的行会的控制。

2.2.3 两宋城市中的游民

宋代“街巷式”城市的发展,为那些失去了土地和脱离了宗法家族的游民进入城市,并且长久地生活下来提供了可能。在宋代城市中,不仅居住着大量临时性的“坊郭客户”,而且也有许多根本就没有户籍的编外的游民。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描绘宋代汴京风俗们《清明上河图》中有七百七十多个人物,他们中可以被归纳到游民或接近游民的人物形象,就有船夫、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挑夫、轿夫、车夫、算命的先生、乞丐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2.2.4 两宋一种特殊的游民——军汉

① 唐宋兵制的不同

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全国设立800个折冲府,每府里的中上等户出兵卒1000左右,当兵者免去对国家的赋税义务(即“租庸调”),但当兵无薪饷,随身武装要自备,农闲时在乡间习武,有战事时起兵赴前线。这种兵役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

宋代实行的是募兵制。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从游民中征募其军队的主力——禁军与部分厢军,并把这确定成固定的制度。每当凶岁灾年,大量破产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游民,游民往往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拖家带口,官府便将他们一起招募入军队,同时招募的还有许多是发配充军的罪犯。把军人职业化,游民一旦从军,终身服役,难于改业。于是,宋军中充斥着大量的市井无赖、无业游手,妇女儿童,并且,募兵制下的军人是“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但像这样带着老婆孩子的军队还像军队吗?还能有战斗力吗?宋代的臣僚们对于赵匡胤的这种神设计大多持赞颂态度。例如,晁说之在《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一项镇国大器——兵制,竟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怎一个“叛”字了得!南宋吴儆在《论募兵》中说:“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把募兵制的目的仅仅定位在“防盗”上,真是无比可悲的赵宋王朝。

② 宋代是游民军人化还是军人游民化?

传统上军人就是农民,士农工商。本来农民在古代社会地位并不低,可是当农民脱离了宗法秩序后流浪于城市成为了游民,就会被人歧视。宋代军人被社会轻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游民。统治者把这些“脱序者”纳入军旅这个十分严厉的组织中,本意是把游民军人化,其结果是却把军队游民化。统治者为了防止士兵逃亡,还随意降低和摧辱他们的人格。例如,在他们脸上刺字、着色,视同囚犯。《宋史.兵志七》说:“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赡视,然后黵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

2.2.5 游民知识分子的形成

① 什么是游民知识分子?

游民由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思想意识、理想与情绪自然与皇权专制统治者、地主、士人和农民有着极大的差别。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不要说事情过去了七八百年,就是七八十年也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我们应该感谢宋朝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人,他们的经历、生活状况以及思想意识与游民接近。这样,游民的生活与想法能够通过他们的记载得以表达与流传,使得数百年后我们今人能基本了解游民情况。王学泰先生称这些人为游民知识分子。

② 游民知识分子形成的背景

唐代是文武并重的,以前只有文圣人孔子,唐代又树立了武圣人姜尚,可见其当时尚武之风。宋代则相反,赵匡胤有惩于五代时期的武人乱政、兵变频仍,于是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与此相应,科举制度完善,出身科举的官僚人数大幅度增加。因之,宋代的教育也空前发展起来了,各类学校激增。再因之,刻书成为风气,书籍成为易得之物。然而,想读书出仕的知识人,与朝廷所能提供的职位相比,是僧多粥少,于是出现了知识人相对过剩。幸运的是宋代城市的繁荣,特别是出版业以及其它与文字、文艺相关行业的繁荣,给了过剩知识人以生活出路,于是游民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

2.3 元明两代的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

元代与以往朝代不同,统治者公开实行民族压迫。把人分成四等,汉人,南人处于最底层。“九儒十丐”之说,虽于典无证,可是大批文人士大夫沦为奴隶也是事实。从1234年元灭金起,蒙元统治者就停止了北方的科举考试,1279年南宋灭亡,蒙元统治者又停止了南方的科举考试。士人要做官,就要从地方官署的吏胥做起。因为当官的只能是蒙古人、色目人,他们又多不识字,行政管理又必须依靠汉人充当吏胥作翻译。而以往朝代的吏胥是一个什么社会角色?往往因为其低劣的道德品质,常瞒上欺下,祸害百姓,也没有正常合法的收入,他们是深受社会鄙视的一个角色。中国北方有八十年之久,南方也有三十年之久之后,蒙元统治者才恢复了科举取士,但也是取足蒙古人、色目人,而汉人、南人被取的寥寥无几。这与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形成极大的反差。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是敢于对着皇帝说他们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这些文人们除了读书写文章外百无一能,生活的技能还不如平民百姓。不用说在颟顸的蒙古人官员面前,就是在尚可得温饱的普通老百姓行列中,也是自觉矮人一等的。历史上有过暴君、佞臣、军阀摧残文人士大夫的事件发生,但从未有过长达数十年如此歧视侮辱文人的现象。本来游学、游宦、游山玩水是文人士大夫的传统,那都是有明确的目的——治学或问道。而元代士人的“游”则是四处奔泊,为求得一顿饱。最后,这些落拓的文士寄居在城市里,与江湖艺人打成一片,为他们撰写剧本,帮他们排戏,给他们棒场,甚至粉墨登场。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号称“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游民出身,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游民。他当过游方僧人,讨过饭,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后来,他参加了韩山童、刘福通旗下的红巾军的郭子兴部,又加入了明教。因缘际会,凭着他的冒险精神、不受任何约束的手段、永不停息的执著追求,终于登上了皇权专制社会的金字塔尖。作为游民出身的朱元璋深知游民群体给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危害,所以,他以特殊的法律——《大诰》对游民作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并且力求杜其根源,使之不能滋生发展。

元末明初,经过三十余年的大规模战争,社会人口急剧下降,游民也减少了许多。可是,到了明中后期,由于皇族子孙的迅猛繁衍,朱姓王室的封地面积激增,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又造成了大量的游民的产生。自此至清代,尤其是在清政府严酷的统治下,游民群体竟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呈组织化发展,直至今日天地会在海外尚有余波。游民群体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结拜阶段、结社阶段、会党化阶段。例如,在以中国北方为主要地区形成了秘密教会——白莲教,在以中国南方为主要地区形成的秘密会社——天地会。

2.4 早期通俗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游民生活与游民意识

两宋城市畸形繁荣,促成了消费文化发展,此时是通俗文艺第一个繁荣时期。通俗文艺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就是第一代江湖艺人。江湖艺人的过往经历和现实生活形态都与游民接近,他们的思想性格与游民有一致性。这些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与表演中。

“朴刀杆棒”是游民游走江湖时保卫自己,争取生存和反抗社会的武器,而“发迹变泰”是游民们美丽的梦想。前者似乎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奋斗的终点。从日渐瓦解的现存社会秩序里涌现出的大量游民,决不会有真正的出路,更不可能有辉煌的终点。他们只能在“朴刀杆棒”与“发迹变泰”的现实和梦想的交替之中不停地挣扎,重复着世世代代的悲喜剧。


“早期”,是认为这些作品当产生于两宋,然而,它们写定或印制的时间可能是在元代或更晚,有的甚至经过了元明文人士大夫的修订。

②“通俗文艺作品”,是指在两宋城市中的瓦肆(或称瓦子)里演出的“说话”和杂剧,其中主要是“说话”。
“说话”近似于现今的说评书,但比现今的评书分门别类细致多了。“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就是两类重要的“说话”作品。

③江湖艺人,是指说唱杂耍、走马卖解人的总称,是游走在城乡间靠卖艺为生的游民。


两类“江湖”,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例如,“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文人士大夫下野隐居的地方,是安谧的、悠闲的、超脱的、纯洁的,是灵魂休息的场所。与之相对的是朝廷、庙堂、市井红尘。第二类是游民的“江湖”。是游民群体不确定的、未知的、山长水远的家,是官府和律法难以管到的地方,是化外之民麇集之地,是游民生活和争斗的空间,它充满了刀光剑影和阴谋诡计。

  ⑤
“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是两类表现游民生活与理想的通俗文艺作品,是产生于两宋时期江湖艺人之手的原创性作品。江湖艺人把本来十分接近史书的通俗小说,变成了以写个人英雄(当然是游民化了的人物)事迹的传奇。这些“个人英雄”往往成为一种“共名”,在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程咬金、秦琼、宋江等。因此,两宋时期“朴刀杆棒”类故事的流传,逐渐发展成为以描写宋江团伙冒险生涯为内容的种种通俗文艺作品,在元代出现了大量的“水浒戏”,在明代形成了《水浒传》。《水浒传》真实的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了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教材,成为了“江湖”的百科全书。与《水浒传》差不多同时成书的《三国志演义》也有着浓重的《水浒传》的影子。

2.5 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

2.5.1游民意识是否真正存在?

游民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一点是被大多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认可。但是,游民意识是否真正存在,游民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否有重要的地位,则使许多研究者存疑。因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评价“农民战争”,如何分析底层社会,如何评价《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这些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的重大问题。

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意识真正存。举一例子,1960年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的《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园洞”的“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刘备对关、张二人说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
关羽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去。”
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
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张飞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关羽长子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羽妻子胡金定,后来胡金定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羽杀了张飞全家。办完这些事后,“将身回到桃源镇,弟兄三个便登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古怪的故事绝不能见容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大悖于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那这是如何解释?只能是游民意识。

时至今日,游民情绪、游民意识的实际力量,都在社会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游民意识以及游民处理事情的方式都不乏具体的可感受性。而当我们研究和分析这一问题时,又常常会感到缺少文献材料的依据。

当我们要研究主流社会——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时,可依据的文献材料是汗牛充栋,例如经、史、子、集等等。
而要研究古代游民意识及其动态的思想情绪,来自于古代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5.2 游民意识的载体

《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以及说唐系列小说是游民意识的载体。

前面已经讲到,两宋时期的“说话”中已经有了关于“水浒”故事和“三国”故事的名目。并且,在北宋时三国故事已经深入民间,说三国者称之为“说三分”。后来出现了《三国志平话》,也就是《三分事略》。再后来才出现了《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最大的不同是“果报情节”和“造反招安情节”。例如,“三分”一开始的一个情节:汉高祖刘邦做皇帝后屠戮功臣,杀了韩信、彭越、英布。三个鬼魂负屈含冤,告到天帝那里,天帝可怜他们,让他们分别投胎成为了曹操、孙坚、刘备,刘邦投胎为汉献帝,曹操等人三分了汉家天下。再有一个情节:刘关张破了黄巾军,为汉家天下立了盖世功勋,但是没有钱贿赂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十常侍,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遭到太守和督邮的欺侮。张飞怒杀太守,鞭打督邮,三人上太行山落草为寇。后来皇帝杀了十常侍等奸臣,派董成“将七人首级前往太行山”招安刘关张,于是刘关张下山参加讨伐董卓。

2.5.3 游民意识在《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等作品中的表现

① 强烈的反社会性

《水浒传》中作者不以为非,还作为英雄行为津津乐道的事例:如张青、孙二娘在孟州道上开黑店,滥杀无辜、劫取财货,时迁偷鸡摸狗、跳篱骗马等,这样干的目的也就是“糯酒佳肴连夜饮,歌儿舞女列筵席”。

② 斗争中富于主动进击精神

无论是刘关张三人,还是李逵、鲁达、武松、石秀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从遇事“先下手为强”,发展到“谁强谁有理”的强盗逻辑。

③ 强烈的帮派意识

例如,从桃源三结义时刘关张发誓:“只求同日死,不愿同日生”,发展到梁山好汉的打劫剪径、杀人放火,只关注敌我,不管事非。

④ 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却杀人如麻。例如,那个疯了似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了良贱十多口,众好汉攻陷大名府时,百姓被杀了五千,扈三娘是日后忠义堂上英雄,她的家却也胡里胡除被李逵毁灭了……再例如宋江报仇杀黄文炳一段:“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便把尖刀先次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李逵方才把尖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⑤ 对待妇女敌视、恐惧、变态等矛盾态度

《水浒传》写了三十几个女性,作者把她们写成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大多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如果说阎婆惜、潘金莲、白秀英等人的被杀,是因为她们自得其所,不太冤枉,那么,李逵把与人私通的狄太公的唯一的女儿“一斧砍下头来,”
并把这一对青年男女“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双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把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男女竟然如此残酷地杀死!《三国志演义》中,刘备兵败下邳后,逃难山中,粮绝,猎户刘安杀己妻,用妻肉款待刘备。作者竟然把这个情节作为正面意义的故事向读者讲述。

⑥ 金银财货情结,眼前利益

《水浒传》中,“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是梁山好汉们聚义的动机,这本无可厚非。鲁智深被金圣叹定为《水浒传》中的“上上等”人物,他写道:“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就这样的汉子,在款待他的桃花山上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栓在包裹胸前度谍内”,偷偷拿走,滚下山去。

《三国志平话》写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让他交纳几十万的金珠。后来,孟获心服之后又“献了十车金珠,折箭为誓”,才解决了这段纠纷。这段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重大事件,作者就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⑦ 平等——游民对于人际关系的理想

传统的许多文艺作品是游民文化的载体,人们长久地浸润其中而不自知。例如人们向往的平等观念,往往是游民的平等观念。这种平等实际上是把社会上存在着各个等级、各种职业的人们全都降到游民的等级上来。不是把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的水平上去,而是把林冲、柴进降低到李逵的水平上来。

阖卷长思,历史啊,你欠世界东方一次“文艺复兴”!

【参考文献】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同心出版社,北京,2007.7

谨以此文向王学泰先生致敬。

史伟锋

二O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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