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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与中国古典文学名家缪钺十年合作撰述的《灵谿词说正续编》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灵谿词说正续编》完整再现了《灵谿词说》这部词学经典,展现了缪、叶两位著名学者的诗文交谊。

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最近拟出版一册我的《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嘱我撰写一篇序言。我之《论稿》虽或者并无足观,但跨文化交流研究院之有意出版此一册中英参照之文稿的用意,则颇有可述者。原来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之成立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之欲促进中外跨文化交流有着密切之关系。而谈到文化之交流则最为首要者自然应是对文化之深入的了解。其次则需要有对于不同文化之语文有确切掌握和译述的能力。我的这些文稿之所以入选,私意以为原来只是因为我曾经很幸运地与美国第一流大学中的第一流汉学家有过一段密切合作的经历。所以我想藉此机会把我过去的一些经历略加叙述以供从事跨文化交流的人们及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师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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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  缪钺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以文史兼通享誉学林。90岁高龄的叶嘉莹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世界舞台上传播中华传统诗学。

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拟出版的这一册中英参照本的《迦陵诗词论稿》所收录的六篇文稿,是从1998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所出版的一册《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摘选出来的。该书共收录有十七篇论文,是哈佛大学远东系教授海陶玮先生与我多年来合作研究的成果。其中收录有海先生之论文四篇,我的论文十三篇。我与海先生初识于1966年之夏,当时我是被台湾大学推荐将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作为交换教授的一个候选人,而海先生则是作为美国弗尔布莱特委员会的代表来举行面谈的一个甄选人。谁想到只因此一次晤面,我与海先生竟然结下了三十多年合作的机缘。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

  20世纪80、90年代,缪钺与叶嘉莹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及其续编《词学古今谈》,成为两部兼具词史论述、词体研究与词作评赏的词学专着。书中两位学者将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写作体式贯通融合,纵论晚唐至晚清如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王国维等名家词人及其词论。

据海先生后来相告,那一次面谈,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只选了我一个人,而且他立即提出了要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提议。只不过因为台湾大学校长已与密西根州立大学签约在先,所以我必须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于是海先生乃退而求其次,邀请我在九月赴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教以前,先到哈佛与他做两个月的暑期合作研究。在这一次合作研究中,我们完成了两篇文稿,一是海先生所撰写的《论陶渊明的饮酒诗》,一是我所撰写的《谈梦窗词的现代观》。海先生的论文是先由他写为初稿,经过讨论后写成定稿;我的论文是由我先写出来定稿,经过讨论后由他译成英文。就当我们这两篇文稿完成时,恰巧美国的高级学术团体理事会,将于1967年元月在北大西洋的百慕大岛举办一个以“中国文类研究”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西方有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牛津大学的霍克斯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傅汉思教授、加州大学的白芝教授、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康奈尔大学的谢迪克教授。还有不少着名的华裔西方学者,如刘若愚、夏志清、陈士骧诸教授。当时海先生就把我们暑期合作所完成的两篇文稿也提交给了会议的筹办人。完成此一暑期合作计划后,我就离开哈佛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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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学者贯通古今的研究视野拓宽了传统词学研究的理路,又以旧体诗词创作的实践细微精妙地体察、阐释古典文人词心,“在每篇论述之文稿的前面先以一首或多首论词之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在当代词学著作中别具一格。《灵谿词说》《词学古今谈》一经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学界热烈反响。

及至次年元月,海先生原曾邀我先到哈佛大学与他见面后,再一同飞往百慕大,只因我订机票时正值波士顿大雪,飞机无法降落,所以我只好自己一个人由密西根飞去了百慕大。在会议中见到海先生,他说他本来在哈佛为我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只可惜我这位主客没有到场。百慕大会议中,诸位来开会的汉学家在正式会议中虽必须使用英文发言,但也大多会说流利的中文,一起参会,相谈甚欢。会后,我就又飞回了密西根,而海先生则坚嘱我在1967年暑假与密大交换一年期满后不要再接受延续的聘约,而邀我以访问教授的名义赴哈佛。于是1967年7月我就如约又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年我除教学外,与海教授又合作完成了两篇文稿,一篇是海教授撰写的《论陶渊明诗中之用典》,一篇则是我所撰写的《论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文稿完成后,已是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本应立即离开哈佛返回台湾才是,但当时外子已经以探亲名义来到美国,两个女儿也已于前一年由外子嘱我携来美国,外子之意盖因他曾受台湾白色恐怖之累,被他所任职的台湾海军军法处囚禁过三年以上之久,他是坚决不肯回台湾的。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出版的一部重要断代诗歌总集。资料图片

  缪钺与叶嘉莹长达十年的学术合作、诗文交谊,成为一段佳话,但之前两部词学专着,一直未能以全貌出版,并且久已脱销,常令读者引为憾事。此次重新编次校订了《灵谿词说》及其续编所收文章,推出足本《灵谿词说正续编》,使两位学者十年合作的撰述终成完璧。

海先生既留我未成,他就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写一个研究计划,他要为我争取一笔研究补助,以备我下次再来哈佛与他合作之用。当时我写的就是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写成后,我就回了台湾。及至次年1969年春,他把邀请函寄给我后,却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其后乃经由海先生之介绍转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并且于1970年春获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终身教授聘约。而海先生之介绍我到加拿大任教,原来也是为了我自加来美更方便于与他合作研究之故。所以我在接受了加拿大的聘约后,当年暑期就又回到了哈佛大学与海先生继续了我们的合作研究。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完成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而海教授则因为与我合作的缘故,而引发了他对于宋词研究的兴趣。白天我与他一起读词,晚间则我一个人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继续我对王国维的研究写作,海先生甚至向图书馆争取到了我晚间在图书馆内使用研究室工作的特权。所以此一阶段我们合作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2013年叶嘉莹在为《灵谿词说正续编》撰写的序言中曾回忆:“夫光阴易逝而人事难常,撰写此文,感怀无限,犹忆先生当年与我合作时曾引举汪容甫致刘端临之书信云:‘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

1970年12月,我们曾共同应邀赴加勒比海的处女群岛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学评赏途径的国际会议,我所提交的就是由海先生协助我译成英文的《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文稿。当时来参加会议的学者,除了欧美的多位名教授以外,还有日本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会议余暇,在谈话中他们问起了我有什么诗词近作,我就把1968年夏我所写的《留别哈佛》三首七律写出来向大家求正。一时引起了吉川教授的诗兴,他次日上午就写出了三首和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也立即写了三首和诗,一时传为佳话。有人把这些诗抄寄给了美国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竟然也写了三首和诗。诸诗都已被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迦陵诗词稿》中,读者可以参看。当时吉川教授的和诗中曾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之句,表现出想要邀我赴日本的心意,而我因初到加拿大任教,要用英语教学,工作甚重,而且有老父在堂,不敢远行,所以未能赴日本讲学。吉川先生的愿望,直到十三年后才由九州大学的冈村繁教授完成。而自此以后,我的词学研究遂引起了北美学术界的注意。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叶嘉莹写道,“回首前尘,距离缪先生于1982年向我提议并开始撰写《灵谿词说》之往事,盖已有整整三十年之久了,而距离缪先生之逝世也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多年来,我为《词说》之正续编未能合刊,曾深以为憾,而今乃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先生与我合撰词说时最初的理想和愿望,则先生在天有知亦当欣然告慰矣。”

1990年加州大学的余宝琳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曾联名向美国高等研究基金会申请专款补助,于1990年6月在美国缅因州举办了一次专以词学为主题的会议。我所提交的一篇论文《从我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这也是我与海先生合作的又一篇成果。在这次会议之后,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的文稿,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第二十卷第五期。文中曾提到“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又说叶氏“论词概以其艺术精神为主。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一大鼓舞”。孙教授的过誉,使我愧不敢当,而这一切若非由于海先生之协助把我的论着译成英文,则我以一个既没有西方学位又不擅英语表述的华人,在西方学术界是极难获致大家之承认的。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我对海先生自然十分感激,但我深知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把我的文稿译成英文,其实并非由于他对我个人的特别看重,而是由于他对西方学人之从事中国诗歌之研着者,原有他的一种极为深切的关怀和理念,下面我就将对海先生的理念略加叙述。原来早在1953年海先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生就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所出版的一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的文稿,在那篇文稿中海先生曾特别提到,古典中国文学的历史比拉丁文学的历史更久远,而且古代的文言文,即使在白话文出现已久后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两者可以并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学的古今有绝大的歧异。以中国文学传世之久、方面之广,所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占有重要之地位的。而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就需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的西方学者想要知道的是,他是否会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任何可以补偿他学中文之一番心血的东西,同时他也想有人以他所熟悉的东西向他讲解。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海先生以为,“中国文学值得研究在于它的内在趣味,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又说,“一些最令人心折的文学批评是出自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语文分析,把语文分析用到文学研究上,使我们领悟语文和文学的基本问题,语文是如何发挥作用产生文学效果的”。更说,“这种透彻的中文研究只能由那些彻底精通中文的人来做”。海先生还以为,“中国学者一般缺乏中国以外其他文学的良好训练”,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把一些西方研究方法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才能使西方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国文学”。而毫无疑问,海先生与我的合作正是按照他的理念来做的。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他在合作中一方面要我把中国诗歌的语文作用对他做详细的说明和讲解,另一方面也介绍我读一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着作。在我与他合作的第一年,他就介绍我去读勒内·韦勒克及奥斯汀·华伦合着的一册《文学之理论》。我当时还曾翻译过其中之一章《文学与传记》(Literature
and
Biography),并对中英对译之事发表了一些看法(此篇译文曾被台湾大学学生刊物《新潮》于1968年发表)。我非常感谢海先生对我的协助,后来我自己更去旁听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的课,并曾经引用西方文论写过一些诗词评赏的文字。其中的一篇长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被海先生见到后,他非常高兴,立刻就提出要与我合作将之译成英文。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篇于1990年提交给美国缅因州词学会议的《从我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的文稿,就也是经海先生协助而译成英文的。只不过自从1974年我利用暑期回国探亲,及1977年回国旅游,又自1979年回国教学,更自1981年赴成都参加杜甫学会的首届年会以后,就被四川大学的前辈教授缪钺先生相邀每年到川大与他合作撰写《灵谿词说》,于是我与海先生的合作就一连停顿了数年之久。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海先生后来在英文版的《中国诗歌论集》中曾经提到,他的本意是计划与我合写一系列论词的文稿。后来这个论词的系列着作是由川大缪钺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完成了。不过海先生还是把我在《灵谿词说》中所撰写的《论苏轼词》与《论辛弃疾词》两篇文稿译成了英文,而他则已曾与我合作完成了《论柳永词》与《论周邦彦词》两篇文稿。另外他又曾协助我把我的《论晏殊词》、《论王沂孙词》和《论陈子龙词》也都先后译成了英文。遗憾的是当我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成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论文时,他的视力已经极度衰退。本来他对我的这一篇文稿甚感兴趣,以为我在此一文中所提出的朱氏爱情词的“弱德之美”是指出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更为基本的特质。他曾经把我在此文中所举引的朱氏之《静志居琴趣》中的九首爱情词都翻译成了英文,并鼓励我把这九首英文译词和我的那篇论朱氏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中文稿,提交给了1993年6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一个以“女性之作者与作品中之女性”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可惜的是海先生终因视力下降未能完成这一篇文稿的英译。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其后有一位我在温哥华的友人陶永强先生中英文俱佳,曾经选译过我的一些诗词,出版了一册题为Ode
to The
Lotus的集子。他曾有意要把我那篇论朱彝尊爱情词的长稿译成英文,后来终因我的文稿太长和他的工作忙碌,未能完成。海先生当年颇以他未能完成这一篇长文的译稿为憾,而我则更因为自己当年忙于回国讲学及与川大缪先生合作,未能及时与他合作完成此一长篇文稿的英译而深感歉憾。2001年我被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学期间,曾利用春假的机会到康桥去探望一些老朋友,与海先生及赵如兰、卞学鐄夫妇有过一次聚会,那时海先生与他的一个孙女在康桥附近的地方同住,视力已经极弱。此次相晤以后,我每年圣诞假期都会以电话向他致候。及至2005年圣诞,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想他可能被儿女们接往他的故乡德国去住了。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及至2006年2月,我忽然收到了哈佛大学韩南教授一封电邮,说海先生已经于1月8日在德国去世了,哈佛大学将为他举办一个追悼会,希望我能去参加,并且说他将在仪式中提到海先生与我的合作,他以为在北美汉学界中,像海先生与我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能在一起合作研究,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我收到韩南教授的信后,曾写了一封回邮,表示了我对海先生深切的怀念和哀悼。只可惜路途过远,我当时正在天津南开讲学,未能及时赶去参加海先生的追悼会,至今仍深感歉疚。

2.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

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我把一些论诗词的文稿译成英文,并非只为了个人之私谊,而是由于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诗词的汉学家,他有几点极深切的理想和愿望:其一是西方汉学家要想研读中国诗词,首先需要有大量英译的文本;其次是中国诗词在中国独有的语文特质下,也需要有精通中国语文特质和中国诗词之美感的华人学者的密切合作。尤其是“词”这一种文体,其美感特质更为窈眇幽微,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此更深感难于着力。但一般学者大多追求一己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具有像海先生那样的胸襟和理想,愿意与一个如我这样的既无西方学历又不擅英文表述的华人学者合作。

20世纪80年代,国门乍开,在国外已经积累了一些时日的各种学术思潮,同时涌入。一时间,人人争谈“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等轮番登场。在众声喧哗中,热了“文化”,冷了“文学”。

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他去世后,我未能赴哈佛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使我对他一直感到愧歉,所以愿藉此机会把我们合作的经过和他与我合作的理念略加叙述,也算是我对他的感念之一点补偿。同时我也想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理念或者也可以提供给今日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工作者们一点参考,故而不惮繁琐历叙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经过如上,但愿我们的合作经验或者也有一点可供参考之处。

“比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研究的材料。”在北京大学教授刘勇强看来,80年代文化研究的泛化,使古代文学常常成为其他学科的素材与注脚,“文学”的焦点却有所模糊。

最后我还要做一点说明,就是何以本书只称为“中英参照本”,而不称为“中英对照本”的原因,那是因为以论文而言,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既有不同,中文和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也有很大的差异,要想把中文与英文并列在一个页面上对照列出,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于有些小诗可以对照刊出,则是因为诗歌往往可以把一句做为一个单位,则每句中之原意虽经英译之颠倒,但每句之情意仍可大致保留不变。而论文之论说则往往因中西文法不同与思维方法之异,要做很大的调节和改变,而且海先生原是一位重视整体之意旨的学人,其个别之诗词的译文虽极为讲求切当,但在论述时则不愿受中文语法之拘执,这也是我何以只称此书为“中英参照本”的重要原因。

当“补课”告一段落,反思随之而来。

(本文系《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序,谈成书经过及当年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与叶嘉莹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之理念)

“我们刚刚摆脱教条主义,渴望从外面学习新的思想方法,难免会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盲目崇信。但当人们期待的新成果并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们也很快转向反思,回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中。”葛晓音认为,回归传统治学方法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中开疆拓土,努力探索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特色,“随着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青年学者阅读外文文献越来越容易,原来单向的学习变成双向的交流,直到如今形成‘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的理念,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国内学者走向成熟的表现。”

近年来,“60后”学者江弱水正尝试以西方现代诗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仿佛借另一个方向打过来的光,来烛照我们传统的诗词,以期发现其中隐含的一些因素、一组联系和一个序列”。“40后”的《文学遗产》原主编陶文鹏对这位后辈的著作《古典诗的现代性》印象深刻:“这部书论证了自南朝文学起,经唐诗里的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已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立论新颖,分析作品细致。”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陶文鹏引用钱锺书先生的这句名言,期待青年学者努力做到中外古今融会贯通。

3.走出象牙塔,开风气之先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2018年4月,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外卖小哥”雷海为沉稳地背出了这两句李商隐的诗,并最终获得总冠军。雷海为火了,作为节目点评嘉宾的康震、王立群等学者也家喻户晓。

40年来,大众对古代文学兴趣越来越浓、理解越来越深,从30多年前创办的《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到十几年前的《百家讲坛》,再到近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走近大众,传播学术。

“古代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最近几年,刘跃进一直在为大众编选普及读物“古代诗词典藏本”,对此感受颇深,“我们推崇《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不仅因为其艺术成就,更因为这些经典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灵魂,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在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看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社会现实,不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自身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他把古代文学研究视为一种思想的操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过体验操练的过程,不仅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而且带动大众感受古代文学中的精神世界。学者只有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现实生活良性互动,才能构建起健康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态。

“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曾这样勉励中青年学者。走向成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与西的对峙少了,“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少了,学者们有了更高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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