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8522 古代典籍 北宋党争:元祐党人碑与政治清算

北宋党争:元祐党人碑与政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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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崇宁三年,权势熏天的宰相蔡京为大宋朝开列一份黑名单,黑名单人数众多,总计309人。这些人中不乏像司马光、文彦博、苏东坡、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忠贞正直、流芳千古的人物。他们统统被称为“奸人”,他们的“恶名”被刻在石碑上,昭示于天下。上了黑名单,活着的,轻则流放,重则关押;死了的,让百姓唾弃,叫他们遗臭万年。这就是北宋末年影响深远的“元祐党人案”。

公元1076年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二次罢相,从此隐居江宁,不闻政事。随着王相公的愤然辞职,他倡导的新法令开始在反对派的呼声中被逐条废除,到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反对派占据上风,新法被全部废除。历史将这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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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商鞅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也因失去强有力的支持者失败收场。不同的是,秦孝公去世后,商君本人被施以车裂酷刑,但商君之法则继续在秦国发光发热,为秦始皇统一天子积攒力量;而王安石之法虽被后来的哲宗、徽宗提倡,实际上在北宋灭亡前的40年间,一次次被翻出的法令在权利的较量、党派的攻击,甚至奸臣的利用下变了味。

   
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北宋一朝,闹变法闹得不行,来回折腾。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于是,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首,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了。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干人恨不过,但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他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于是,就有了这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封建社会士大夫政见相同、意气相投时,越聊越近乎,就会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所谓的“君子不党”没几个人能做到。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是“党争”。党争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影响比较大的有晚唐牛、李的“朋党之争”,明朝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北宋新旧两党之争。这些党争加剧了政权的动荡,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史学上有“国之将亡,必兴朋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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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确需要改革。漫说后世,就是当时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叠床架屋——床上架床,还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么的。反正让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但是,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

北宋的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前后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时约半个世纪,对北宋政治影响很大。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守旧派人数众多,王安石无人可用,只好大胆启用新人,许多奸佞小人厕身其中,因宋神宗当时的年号是元丰,新党也被称作“元丰党人”。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大打出手,大多旧党官员被贬谪流放。

1.从“元佑”到“绍述”:朕要恢复王安石新法

   
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北宋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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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年,宋神宗去世,不满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初定年号为“元佑”。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北宋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
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死,赵煦登基为帝,是为宋哲宗。改年号为元祐,此时宋哲宗才九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对新党成员也是“反攻倒算”,将新党成员章惇、蔡京、蔡确等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旧党也因此被称为“元祐党人”。

新皇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反对变法,尤其对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厌恶透顶,对曾跟随王安石变法的章淳、蔡确等一再排斥,对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大力提携,意图彻底废除新法,恢复祖宗旧制。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对高太后的压制和旧党不满,召回了章惇、曾布等新党,恢复了王安石新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章惇等上台伊始,就大肆报复。就这样新党和旧党反反复复,“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方得势,不问青红皂白,必对彼方打击报复。割裂越来越大,仇恨越来越深。国家的政策不能延续,内耗严重,大宋一步步走向覆亡。

高太后主政九年之久,对“新党”的打压从未放松,单“车盖亭诗案”,受牵连或贬、或罢黜朝的官员百余人。当时的朝堂上将支持变法的一派称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或“新党”,反对变法的就称为“元佑党人”或“旧党”。高太后垂帘九年,朝堂基本是“元祐党人”的天下。时间划过,小皇帝逐渐长大,但太后对权利的欲望欲罢不能,久久不愿归政,祖孙二人的间隙不可避免。加之皇帝目睹父亲生前倡导的新法被司马光等官员批判的一无是处,痛恨之情油然而生;而那些被“旧党”贬谪的成员对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也是恨之入骨,故而新旧两党水火不容的较量,在宋王朝上演。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到了宋徽宗、蔡京掌权时候,对旧党的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起初宋徽宗对党争的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得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但好景不长,他受宰相曾布的撺掇,想行速效之法,又改年号崇宁。崇宁何意?崇尚宋神宗熙宁变法。

元佑九年,高太后去世,“旧党”失去靠山,亲政的哲宗对反对变法的“旧党”早已不满,于是贬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将苏轼、苏辙兄弟赶到岭南,将“新党”朝臣章淳等全部召还,恢复王安石的保甲法、免疫法、青苗法,且变更年号为“邵述”,绍述,意为继承,哲宗改为此号,特地强调要恢复被高太后废除的王安石之法,要继承父亲宋神宗所推行的新法。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立碑的蔡京后来也完了。不及等到后世,就在他倒台的当口,人们评价此人就是个奸人。遭贬之后,没人给饭吃,活活饿死。当然,元祐党人碑也立马被砸毁,剩不下几个了。风水轮流转,谁知道最后转到哪儿?蔡京等人,当初的心机不可谓不深,最终都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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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哲宗铁了心继承父皇新法,随着新党的回归,开始对那些曾迫害他们的旧党实施报复,又将旧党人员赶出朝堂、贬官流放。

宋徽宗选用的主持变法之人是蔡京。蔡京是北宋有名的权相,是
“六贼之首”。他四度出任宰相,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是奸邪小人,一开始周旋于新旧两党之间,后被旧党识破,将他贬黜,他怀恨在心,后来也就以新党自居。

虽然恢复了新法,不过眼前的朝堂上不再是为怎样富国强兵献言献策,而是为各自私利勾心斗角,王安石之法成了二党互相攻击的利器,此法渐渐退去了王相公的初衷,变得愈加模糊。亦如,《宋史·哲宗纪》记载:“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

蔡京主持的变法没有一件和王安石的变法相符,变法只是他擅权误国、迫害异己的工具。从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三次大规模对元祐党人进行迫害。崇宁三年更是开列了集大成者的“奸党黑名单”,由当今天子宋徽宗亲自题写,并刻在文德殿门东壁。蔡京也亲自出马,题写了碑文。颁布全国州县,都要刻碑。这就是“元祐党籍碑”。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仅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旧党,还有几个像章惇、曾布这样的新党人士,他俩是因为是蔡京的政敌而被强拉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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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徽宗的“崇宁”恢复老爹新法,刻“元祐党人碑”,被蔡京利用

上了黑名单的官员,重则关押,轻则流放。在这309名中,流放岭南的就有32人。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宋徽宗下诏规定,凡是党人子弟,不论是否当官,都不得在京城居住,也不能擅自进京。皇室宗亲不得和党人子弟通婚。此外在科举考试、做官上也有诸多限制和歧视。这些官二代一下子成了“黑五类”。

1100年,宋哲宗因病去世,弟弟宋徽宗赵佶继位,初定年号为“建中靖国”,意为调和两党矛盾。

元祐党人很多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家、思想家,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蔡京下令焚毁他们的著作。黄庭坚、苏轼、苏洵、苏辙、秦观、程颐的文集都曾遭到焚毁。蔡京之流还想烧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高人抬出宋神宗,《资治通鉴》是宋神宗作序,他们才作罢。

赵佶继位初期,为稳定时局,向太后辅政,向太后和高太后都有信守祖宗旧制的性格,所以当政后,又将旧党提拔上来,废除新法,章淳等新党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两党较量愈演愈烈。

在当时老百姓的眼里,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等都是忠良正直之臣,像蔡京这样的才是大奸臣。蔡京之流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慨和责难。苏东坡的文章是越禁越流行。长安有个叫安民的石工被征去刻“党人碑”,他推辞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大怒,要给他定罪,他哭着说:
“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蔡京之流立碑的目的本来是想搞臭元祐党人,没想到适得其反,反而抬高了他们的声誉。

不久后,向太后因病撤帘,赵佶独揽大权,在他看来,自己也是神宗的儿子,哲宗哥哥以恢复父皇新政为己任,自己做主了,当然要坚定不移的走变法之路。于是,徽宗帝决定改年号为“崇宁”明确指出要继承父亲宋神宗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就这样,新旧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直至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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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朝受宠的是丞相蔡京,此人为无原则无底线的两面派,早先拥护新法,后见新党成员遭受打击,继而又转投司马光一派,后觉新党得势,又回归迎和新法。如此之人,一旦大权在握,自然是为培植个人力量排斥打压反对者,所谓王安石的那套新政,也不过是其为实现个人目的而招摇撞骗的幌子。他一面口喊要恢复神宗朝的新政,迎合徽宗口味,一面借机打压反对变法的旧党和与自己作对的朝臣,同时借新法条例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

后来宋徽宗看到天怒人怨,于崇宁五年废除了元祐党人的一切之禁,所立的石碑也全部毁去。直到南宋宋高宗时,认为赵宋王朝的内外交困就源于王安石变法。这时元祐党人才被平反昭雪,改称为”元佑忠贤”。他们的后世子孙纷纷以祖上曾进入“黑名单”为荣,还有人重刻旧碑以作纪念。石碑传世的有两个,较为完整的现存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是”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嘉定四年所刻。因其上面有宋徽宗和蔡京两大书法家的“墨宝”,现在已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当丞相不久,蔡京便鼓动徽宗将破坏新法的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人列为奸党,将他们的罪名宣誓天下,人名刻石记录,警示后人。蔡京的目的是为陷害同僚,但糊涂的皇帝并未识破他的丑恶阴谋,也就听他计策,下令将元佑年间反对新法的大臣姓名,整理后上报。

上了黑名单,被定为“奸党”的元祐党人被平反了,而那搞出“奸党”黑名单的蔡京,千百年间一直被当做奸贼,被人们唾弃。

蔡京趁机将元佑以来不论是已经过世还是尚在人间的(譬如司马光、范纯仁、晁补之、黄庭坚等)一百余人罗列名单,为他们精心定罪后交给徽宗,由皇帝亲自将他们的姓名刻在石头上,史称“元祐党人碑”,凡进入到石碑的人,其作品诗集尽数销毁,其后代永不录用,且不得滞留京城。

蔡京先后两次撺掇徽宗刻碑,但凡不为他所用的的、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之人,都未能逃过蔡京的迫害。当大金的铁蹄已践踏大宋国土时,汴梁城内的朝堂上却是六贼当道,一片黑暗。钦宗赵恒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臣民拍手叫好,但四十多年的党争将原本羸弱的宋朝,折腾的奄奄一息,加之徽宗朝沉醉奇花异石,荒淫无道,北宋最终被崛起的女真所灭,党争随之消停。


有人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因为若无变法则无党争,不否认,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蚕食着宋五脏六腑,支持还是反对,成了不少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利器。但,细读历史,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国而非己,而党争后来已经到了只为私利的地步,早已没了新法的灵魂,所谓的新法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帝王的不作为,佞人的上蹿下跳才是自取灭亡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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